城市竞争的新战场：大宗商品定价权_风闻

全球经济深度博弈的关键期，中国正有条不紊地在下一盘大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两年，从中央到地方，举国上下，发布的多个政策文件，都指向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供应链。

今年7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简称155号文）。

2017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84号）。

2018年，《广东省商务厅等6部门印发广东省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实施意见》(粤商务建字〔2018〕11号）。

在今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也有三次提到加快推进供应链产业发展。随后，深圳、广州、珠海陆续发布《关于促进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意见》、《广州市关于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的实施意见》、《横琴新区关于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扶持办法》。

浙江、江苏等省份也发布了关于推动供应链产业的政策文件。

举国上下为何突然对供应链产业如此重视？一言以蔽之，它关乎中国在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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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2018年对外贸易额已达到4.6万亿美元，但离贸易强国还有很大距离，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上，这方面中国吃过太多的亏。

商务部前发言人姚坚曾无奈地调侃道：“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就降价。”

一个常被人提及的例子是2004年的大豆风波。

当年，得知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准备去美国采购250万吨大豆后，国际炒家马上联手将大豆期货价格从200美元力推到400美元，而合同签署完毕后，期价迅速下跌了三分之一，国内一半大豆压榨企业濒临倒闭。

10多年过去，情况也并没有好转。在定价权这个事情上面，中国频频吃亏，许多情况下，充当了一个被迫接盘的“老实人”角色。

作为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的最大买家，中国企业却处处需要看卖家的脸色，这曾经是国际贸易体系的一大奇观。

让中国这个“老实人”吃苦头的商品，大多数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进口依赖度极高。换句话说，就是国内买不着，又不得不进口的而且对国民经济运转至关重要的大宗商品。

数据显示，我国大宗商品总消费量约占全球18.7%，消费量占全球比重超过40%的大宗商品有8个。但由于国内矿产资源相对匮乏，且在该领域缺乏头部企业，中国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以铜交易为例，我国是全球最第一大铜进口国，而世界铜原料行业属于典型的寡头垄断，必和必拓等国际巨头的总产量占全球70%左右。其中，必和必拓在全球铜精矿谈判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该公司与某消费商的长期合同敲定，其他公司基本都会默契地遵照执行。

必和必拓这些寡头控制着供应和价格，与之相对应，以冶炼和加工为主的中国铜企，在这个市场长期处于受制于人的局面。国内下游企业也只能随行就市，无法有效控制成本，给企业经营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可见，大宗商品贸易和普通商品贸易有很大不同，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不是给钱的甲方，而是掌握定价权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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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际贸易的定价权到底如何获得呢？

结合国际上成功的案例来看，一个国家要想在大宗商品贸易中掌握定价权，一就必须在上游矿业资源和金融服务能力上，同时具备较强的实力。简单来说就是，要有供应链头部企业以及一流的金融运作能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总部位于瑞士的嘉能可，它是全球拥有矿产最多的公司，也是国际上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巨头，被称为“实物交易世界里的高盛”。

嘉能可在全球拥有100多座矿山，控制了大量的上游资源，为最大的锌生产商（占全球产量的15%），铬铁生产商和电煤贸易商（市场份额高达30%），同时还是全球第三大铜矿开采商，第四大镍矿开采商，并控制全球3%的石油消费量。

因为掌握上游矿产资源，“减产提价”是嘉能可“操纵”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老把戏。

今年8月，嘉能可宣布将于今年年底逐步结束位于刚果（金）的全球第一大钴矿、全球重要的铜矿之一Mutanda矿的生产。2018年，Mutanda矿产钴2.73万吨，占全球供应链20.8%，为全球第一大钴矿。因此消息一出，萎靡多时的钴价立即大幅反弹，两周内上涨了18%。

不仅如此，嘉能可还通过金融赋能，打通上下游资源，在获取稳定的大宗商品现货来源的同时，还能攫取大宗商品供应链上的利润空间。一个常被提及的案例是，2008年，在加拿大上市的矿业企业加丹加矿业陷入资金流困境后，嘉能可以提供5亿美元融资为条件，对其发起收购，并获得了74%的股权。

原油是另一个常被提及的案例，当今中国的石油进口依赖度已达到70%，是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但这个全球最大买家，并没有享受到甲方应有的话语权。

为什么呢？因为全球的原油价格基本是美国的WTI原油和英国的布伦特原油两雄称霸，这两大交易所统治了全球的原油定价权。全球85%的原油贸易都会参照这两个交易所的价格作为基准价，足见金融运作能力对大宗商品贸易的定价权有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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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中国要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就必须拥有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的定价权，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嘉能可，以及自己的交易所。

当前，大宗商品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农副产品（大豆、玉米等），一类是能源与化工产品（石油、天然气等），一类是金属产品（金银铜铁等）。

观察国内市场，农副产品有中粮、化工领域有三桶油等国家队撑场，二者的价格也日渐趋于稳定，中国的话语权也在稳步提升，**相对薄弱的是金属领域，**目前这个领域还缺少三桶油这个量级的国字头领军企业，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重灾区，其中尤以铁矿石为甚。

曾有报告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收购失败率超95%。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领域正在孕育新的可能性，一个来自中国的民企巨头已经步入国际巨头的视线，那就是2018年首次登入世界五百强的雪松控股。

雪松控股是做什么的呢？

公开资料显示，它是国内最大的民营大宗商品供应链公司，其目标是做“中国的嘉能可”，主营业务在金属领域，并已实现有色、黑色、化工、能源等大宗商品品种的全覆盖，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较为丰富的金、铜、铁、煤等矿产资源。

要想成为中国的嘉能可，光做供应链是不够的，还需要强大的金融服务能力，而这也是雪松和嘉能可的差距所在。

为此，雪松在布局上游矿产资源的同时，今年以来，还在金融方面动作频频，希望迅速补齐短板。

今年3月，雪松完成了对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的增资扩股。今年4月，雪松控股正式成为中江信托的控股股东，随后，中江信托正式更名为雪松国际信托。今年8月，雪松信托更名后的首单信托计划“鑫链1号”即开启了转型特色金融之路，聚焦供应链金融。

**一手布局上游矿业资源，一手拿下主流金融牌照，雪松已初步具备了争夺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可能性，**并正朝着这一目标快速发展。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中国企业在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上就能硬起来，不再是个任人宰割的“老实人”角色。

而在这个过程中，雪松作为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作用，至关重要。从大宗商品行业的实际经验来看，供应链金融做的好的并不是纯银行机构。2012年时大宗商品行业有过爆仓，那时候银行受害最深，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无法辨别供应链业务的真伪、风险和处置。

这个时候，传统银行尤为需要借助雪松这样的核心企业去做供应链金融，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好处：

一是在客户推荐和客户识别方面，雪松在大宗行业的经验和认知，相比传统金融机构具有明显优势。

二是在风控方面，雪松可在信息流、商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这“五流”里实现风控，整体的风控能力相比传统银行金融机构要强。

三是货物处置能力较强。银行是做金融的，对于大宗商品缺乏处置能力。比如，若某批钢材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出了问题，要卖货时，金融机构实际上不具备这个能力，而雪松可以较快变现这些抵押的货物。

因此，供应链核心企业比纯金融企业能够更好地实现供应链金融。在这个过程中，核心企业不仅打通了上下游，有利于它们和国际巨头争夺定价权，同时还能为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了精准的金融服务。

截至2018年末，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36.9万户，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比例达97.5%。要破解就业难题，首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让他们活下去。但受限于风控难题，传统银行对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爱莫能助。

在此意义上，供应链金融不仅关乎中国企业在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上的定价权，还关乎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以及就业稳定，这大概也是从中央到地方举国上下重视供应链的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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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说的是，雪控股所在的广州，为这家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

广州，素有千年商都之美誉，拥有源远流长的国际贸易经验，在一定时期内甚至掌握着国际贸易的定价权，为当时的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据记载，在1790年之前，广州的十三行实际上掌握着中英茶叶贸易的定价权。当时的行规是，英国公司向广州行商出售毛织品，是以先购买中国茶叶为前提的。

1739年来广州的一条公司船载有50匹呢绒，其成本每匹在188两银以上，但在广州超过14两银就没有人买，最后还是一家行商按成本价格买了20匹，英国公司向他购买了18担茶叶。

这种状况持续到18世纪的80年代，行商仍只愿意单独出售茶叶，若该行商购买毛织品，那仅仅是对公司的一种优惠表示。从这一点上看，广州行商拥有对当时中英贸易中茶叶和毛织品价格的决定权。

然而到了18世纪末，随着清王朝日渐衰落，广州十三行的议价权越来越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逐渐控制茶叶贸易，掌握了茶叶贸易的主动权。这再次说明，一个企业要参与国际贸易，多么需要一个强大的祖国。

凭借着老牌贸易中心的底色**，今天的广州，仍然在多个领域掌握着行业的定价权。**

基于珠三角多年来形成的制造业基础，以及广州千年商都积淀的商品交易市场优势。媒体发现，一批不同产业门类的**“广州价格”正在悄然崛起**，并逐渐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价格指数。

举一个例子，眼镜这个看似分散而无序的市场，其实有着相对规整的价格体系，而且和广州就有一定关系。珠三角有着深厚的眼镜产业链，广州有着庞大而活跃的眼镜交易市场——基于此，早在2015年，广州就发布了国内首个眼镜价格指数，这对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眼镜价格，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像眼镜这样的“广州价格”还有很多。

据报道，广州目前已形成一大批包括广东塑料交易平台、鱼珠国际木材市场、广州黄沙水产市场、广州江南果菜市场、新塘牛仔、狮岭皮革等各类交易平台。这些平台正以不同类型的“广州价格”交易指数，在华南地区甚至全国形成特有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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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雪松控股这样一个从事大宗商品供应链的民企巨头，在广州冒出来，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只有广州，才具备如此源远流长的贸易基因，以及争夺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切肤之痛和深厚经验，这无疑是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最佳的生长土壤。

在市场经济时代，谁的价格指数最有影响力和辐射力，谁拥有最终的定价权，谁就掌握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和优势地位。

历久弥新的广州，不愧为千年商都，在争夺贸易定价权方面经验丰富而且十分敏锐。国际贸易中的大宗商品定价权，关乎国家竞争力，头部城市最有条件为国探路，这方面，我认为广州大有可为。

本文参考文献：宁南山《大国竞争的另一个战场：大宗商品供应链》、《国际大宗商品现“中国买什么 什么就涨价”怪现象》（新浪网、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清朝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广州市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