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第二届）”纪要_风闻

　　2019年9月26日至28日，由陕西省文物局指导，汉景帝阳陵博物院、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第二届）暨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建院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在西安曲江宾馆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茂陵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北京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吉林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全国十一省市三十四家单位的近百位嘉宾、学者参会交流。

　　26日上午，陕西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贾强，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汉景帝阳陵博物院院长李举纲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贾强介绍了陕西省包括古代帝王陵墓在内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特色，以及近年来文博事业的实践成果，指出以汉阳陵为代表的帝陵大遗址是陕西重要的文化资源，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要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文物保护研究工作。

　　白云翔从考古学理论与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角度，分析了汉阳陵作为帝陵遗址的考古学意义，并强调就汉代陵墓的研究来说，有必要继续加强两个维度的着力：一是“形而下”的维度，即物质层面，尽可能全面、具体、客观地加以究明，大到陵墓的形制布局，小到一处遗迹、一件器物、一种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尽可能研究清楚；二是“形而上”的维度，即精神和制度层面，对陵墓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阐释和解读，超越整体布局、各组成部分以及各种文化遗存等物质现象，探求陵墓设计建造的思想、理念和表现手法，探究当时的国家观、价值观、天地观、生死观、丧葬观以及美学思想等精神内涵。两个维度互为依托、相辅相成，没有“形而下”的具象描述，就谈不上“形而上”的抽象概括；没有“形而上”的阐释，就无法真正理解和认识“形而下”的形成及其历史和文化动因。

　　李举纲回顾了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二十年艰苦创业、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指出汉阳陵的建设、发展离不开文博界同仁的关注、支持和助力。　

　　开幕式之后是主旨发言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翔宇三位研究员及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副院长刘宇生副研究员就“汉阳陵与汉文化”会议主题先后发言。

　　刘庆柱以“西汉帝陵所体现的国家理念——以汉景帝阳陵为例”为题，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利用西汉帝陵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阐释了汉代陵园形制布局中“崇方”“居中”的设计理念以及体现血缘关系的中国古代宗庙位置变动，多角度分析了景帝时期政治格局、国家制度继承与变革等上层建筑在汉阳陵周正严谨形制布局中的体现。“陵墓若都邑”，用陵墓形制表现国家政治文化，再现了西汉时期国家政治理念的强化与政治制度的高度统一。

　　焦南峰回顾了汉阳陵考古发掘历程和研究成果，认为阳陵考古工作在考古学、历史学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考古学上确认了一座规模宏大、布局规整且各组成部分内涵基本清晰的皇家陵园，显示出中国古代“独立陵园”最复杂、最成熟的形态，是帝陵的典范之作，其“德阳庙”是中国古代庙制变化的里程碑；阳陵考古为其他西汉帝陵考古总结出一套调查、勘探、发掘的思路与方法，并为制度史、科技史、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阳陵文化遗存是西汉历史分期研究的重要证据，其所代表的时期是从“无为而治”到“独尊儒术”的转折点，亦是“四方五行”传统观念的确立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阳陵完整、翔实的考古资料为大遗址整体保护、展示奠定了考古学基础。

　　张翔宇介绍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近年来发掘清理的邮电大学新校区汉墓、石家街汉墓、北里王汉墓、栗家村汉墓等西汉高等级墓葬的成果。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断栗家村汉墓年代为西汉早期，墓主很可能与皇室有关；石家街汉墓为西汉中期，墓主应为列侯级别；邮电大学新校区汉墓为西汉中晚期，墓葬规格较高，墓主身份显赫；北里王积沙墓为西汉晚期，推测为宜春孝侯王咸夫妇或釐侯王章夫妇合葬墓。这些墓葬规模大、等级高、年代跨度长，为研究西汉长安地区高等级墓葬形制、随葬品内涵以及丧葬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

　　刘宇生分析了目前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良好局面和发展态势，认为陕西团队拥有自己的优势，阳陵作为大遗址保护的范例具有“教科书”意义。应当确立“考古研究是基础，科学保护是核心，规划建设是关健，资源品质是优势，融合发展是趋势，社会共享是目的”的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理念，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观念变革，大局与现实的顺应调整，坚守与创新的自强有为”三方面关系，制订缜密的中、长期考古科研计划，加强多领域、多学科合作，注重科研成果社会转化利用和科普传播教育。

　　26日下午和27日全天，先后举办了六场学术研讨，分别由北京大学教授赵化成、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刘海旺、西北大学教授梁云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赢主持，共有29位代表发言，发言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向。

一、城市与祭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以“从栎阳、阿房到长安——都城轴线的确立、消融与再现”为题发言，以都城轴线为考察对象，以逆推的方式探讨了这一传统在战国秦汉时期的渊源，认为至迟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南北向的超长都城轴线，汉长安城的中轴当北起厨城门、南过未央宫东墙，延伸至新莽南郊礼制建筑，并进一步向南（子午谷）北（天齐祠）外延，形成了纵贯关中平原的超长轴线，这一做法继承了秦始皇规划阿房宫时对都城特大外延格局的期望，而都城轴线的创造性运用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应源自秦栎阳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研究员以“秦汉锺官初探”为题发言，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尤其是秦汉器物铭文，探讨了秦汉时期重要的中央官署——锺官的职能演变和地望所在，认为秦代锺官即“乐府锺官”，主要负责金属乐器的铸造和管理，汉武帝设立水衡都尉后，锺官成为国家重要的铸币机构，地位越发重要，王莽更是分设前、后锺官。地望方面，秦代锺官有待进一步考证，户县（鄠邑）兆伦村遗址可基本确认为西汉锺官及新莽前锺官之所在，“好汉庙”遗址则可能属于新莽后锺官。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曹发展研究员以“南扩秦都、置作汉陵是渭河三桥形成的最初动因——兼辩西渭桥遗址的发现与质疑”为题发言，指出渭河三桥的“东、中、西”之称系后世为便于区分而追述，实际上三者原本各有专名，建造有先后，动因有别，并非预先就有三桥格局的完整规划；三桥连接起渭河两岸完整的秦汉都城近郊交通网络，满足了当时的交通需求，且在区位条件限制下与现代交通干道彼此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亚岐研究员以“西汉时期雍郊祭天礼仪程规复原研究”为题作了发言，指出中国古代祭天是君王获得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常在郊野举行故名“郊祀”。通过与天的“交流”，君王获得“君权神授”和“天子”的合法性，国家和黎民则得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的祈福。祭天的礼仪程规文献多有记载，近年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的考古发掘提供了新的实物场景资料。综合考虑现有资料，西汉时期雍郊祭天活动应有题请、择吉日、备集祭享、出行、抵达雍郊、涤牲和省牲、宰牲与聚血、登临斋宫、坛场祭献、迎请天神、祝词、兼顾诸神祭祀、送天神、庆成、瘗埋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勃研究员及研究生范东日以“汉广陵城形制的探寻”为题发言，介绍了江苏扬州蜀岗古城遗址的考古成果，重点是汉代的广陵城，其沿袭战国楚广陵城形制，并在其东北加筑了附郭东城，形成由内城、外城、附郭东城三部分组成的城邑格局，其平面或呈“斗城”形状，规划建设有城壕、城墙、城门、城内外道路体系等基本要素，城内建有章台宫，宫内有显阳殿、宫园等，成为后世广陵城形制布局的渊源。汉广陵城已是南北交通路线上的重要枢纽，奠定了扬州作为中国东南地区咽颐之地的基础。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斌馆员以“西汉早期湘江上游地区城邑管理的考古学观察”为题发言，根据湖南湘江上游地区西汉早期城址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发现此区域的城址基本都扼守交通要道、规模较小、间距较短，总体看具有鲜明的军事防御色彩；从西汉早期墓葬角度对单体城址作进一步的考古学观察，认为城邑管理者主要是中央或郡国直接派遣的中原汉人，而其属吏既有汉人也有土著；由此推断湘江上游西汉早期城邑群是针对南越设置的边疆防御体系，与“无为而治”的国家政治理念以及“和辑百越”的边疆政策息息相关。

二、陵墓与观念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张卫星研究员以“到哪里去——秦始皇陵铜车马的再分析”为题发言，梳理了秦陵铜车马的形制、材质、纹饰及与陵园遗迹的位置关系，对其丧葬作用和文化内涵进行了新的分析。认为铜车马及其所埋藏的陪葬坑作为秦始皇陵的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于陵园整体的象征意义；秦帝国的信仰传统、集权体系与这些制度文化的象征符号，融入到帝陵规划建设之中；铜车马应是始皇帝“死后升天的交通工具”，与战国楚文化及汉文化中的“出行”丧葬表达方式有着相似主题。

　　北京大学赵化成教授以“汉承秦制的考古学观察——以秦汉帝王陵墓制度为中心”为题发言，指出除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之外，秦汉帝王陵墓制度方面的“汉承秦制”特点同样突出；西汉帝陵在独立陵园制度、陵园形制及陵墓方向、封土制度、陵寝建筑、外藏坑制度、陪葬墓制度、陵邑制度、黄肠题凑葬制等方面均继承战国秦王陵和秦始皇陵，其象征意义也与秦始皇陵一致，是宫城的象征或再现；秦制实际上是在秦国原有制度的基础上整合中原列国制度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实用性，也是汉初叔孙通制礼唯一可参考的制度，因此“汉承秦制”顺理成章。

　　北京大学高崇文教授作了题为“汉代帝陵陵寝建制探讨”的发言，指出秦汉陵寝是据“虞祭安神”的丧葬礼仪由宫寝转化而来；汉代陵园之便殿安置依附死者灵魂的魂衣，是重要的正式祭祀建筑，而非“休息闲宴之处”，西汉墓侧起寝立庙导致宗庙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形成分散的陵庙制，东汉帝陵不再设陵庙，恢复都城集中宗庙制度；明帝实行上陵礼是刘秀神主无法祔于京师高祖庙，也无法祔于南阳祖茔陵庙，原陵又无陵庙三个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明帝显节陵用“石殿”代替“寝殿”，开唐宋以后陵园中设享殿之先河。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马永嬴研究员简要介绍了江村大墓、薄太后南陵的考古新发现，包括陵园外垣墙和多处遗址，指出陵园规模基本探明，大墓外藏坑抢救性发掘正在进行，江村大墓的考古工作有助于整体把握陵园形制布局及综合内涵，为西汉帝陵考古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曹龙副研究员以“‘阳陵模式’的实践与探索”为题发言，介绍了“宏观部署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帝陵陵区考古工作模式、“全面调查、重点勘探与局部发掘”的工作方法等实践经验，认为在大遗址考古工作中应注重把握遗址的整体性、有机性与沿革性，这一“阳陵模式”也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与利用的重要依据。

　　西北大学梁云教授以“汉帝陵南、北兆域的形成原因”为题发言，简要介绍了东汉帝陵南、北兆域基本情况以及兆域内封土的墓主归属情况，并阐述了南、北兆域的形成原因。北兆域起于光武帝原陵的修建，南兆域的开辟则源于汉明帝的个人选择；明帝之后的帝陵选址则受到宗族血缘观念影响，基本遵循“旁近祖考”和“同辈不共兆域”原则。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葛明宇副研究员以“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园考古发现与认识”为题发言，简要介绍了西汉楚国及狮子山楚王陵园考古历程与成果，指出羊龟山楚王后陵、绣球山汉墓、骆驼山妃妾陪葬墓区以及各种陪葬、祭祀坑群、陵寝建筑遗址，共同构成了一座规划完整、布局有序、内涵丰富的西汉诸侯王陵园；狮子山楚王陵园的建筑规制与帝陵相似，但规模略小，具有显著的西汉早期时代特征和楚国地方特色，墓主应为第三代楚王刘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仲立研究员以“海昏侯刘贺墓园五号墓初探”为题作了发言，指出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考古成果颇为学界关注，墓主为刘贺长子刘充国的五号墓考古成果的公布值得重视。该墓主的确认明确了墓园的祔葬问题，即子辈主要祔葬北部区域，妃嫔则祔于主墓东部区域，为推断其他陪葬墓的墓主身份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刘贺与刘充国先后去世，二者墓葬的考古地层却有打破关系，究其原因应是丧葬礼仪上的规定，文献对“并有丧”有“葬先轻而后重，其奠也，先重而后轻”的要求。海昏侯墓园祔葬墓设有专门祠堂的现象未见于以往考古发现，对研究当时墓祠制度亦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研究员以“海昏侯刘贺墓考古研究述评”为题发言，首先按空间关系从地上、地下两个维度介绍了海昏侯刘贺墓园的考古发掘收获，然后对墓园规模、礼制建筑和墓葬形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认为从地面设施（墓园规模、“门阙”形制、礼制建筑数量与种类）的复杂性、墓葬形制的特殊性以及出土器物的丰富性等方面来看，海昏侯墓是一座特殊的列侯墓。

　　徐州博物馆刘照建研究馆员以“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相关问题再研究”为题发言，通过对墓主明确、年代清晰的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有铜镜，无钱币）与狮子山、驮篮山两座楚王墓随葬相关器物的“有”“无”及特征进行对比、分析，认为狮子山楚王陵墓主并非刘戊，驮篮山汉墓才是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归葬之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宠亮副研究馆员以“汉代石碑的考古学观察”为题发言，对汉碑形制及其发展演变做了归纳分析，认为碑首从圆到有晕的发展规律是后世螭首碑的渊源，碑身长、宽、厚比例遵循一定规制，碑穿亦存在由碑身中部逐渐上移的演变过程；蜀地汉碑具有屋顶式碑首、梯形碑身、四神六玉图像等独特形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徐州博物馆吴公勤副研究员以“徐州地区出土汉代玉璜研究”为题发言，梳理出徐州汉墓出土玉璜的四种形制特征，将其划分为西汉早中期（鼎盛期）、西汉晚期至东汉（衰落期）两个阶段；指出作为礼仪用玉、生活佩饰和丧葬握具来使用的玉璜多出现在徐州大中型汉墓中，墓主身份多为楚王、列侯、刘氏宗室或高级贵族；玉璜随葬彰显了墓主人尊贵显赫的身份，也反映了“事死如生”“羽化升仙”的丧葬理念。

　　湖南省博物馆聂菲研究员以“真实与虚构：马王堆汉墓漆奁锥画图像的符号意涵”为题发言，结合出土简帛文献史料，通过对比分析出土器物图像资料，探讨此场景与墓主的关系及其意义，从而解读锥画所呈现的现实和虚拟场景以及图像的符号意涵，认为漆奁锥画图像再现了墓主生前畋猎的真实图景，展现了世俗与仙境相互交融的祥瑞场面；内涵上具备真实与虚构的复合含意，迎合了汉代贵族审美品味，满足了生者对死者在“天堂”或“仙境”永享荣华富贵的祈愿。

　　北京联合大学宋蓉副教授以“枝灯与钱树：考古所见汉代神仙观念的地域性表达”为题发言，考证了枝灯与钱树两类文物的源流与演变，分析其在墓葬中的空间位置，认为青铜枝灯是战国秦汉王侯贵族所用之物，两汉之际各地逐渐为其注入了本土化元素；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用于随葬的陶枝灯，并形成一东（釉陶枝灯）一西（彩绘陶枝灯）两个系统，而川渝地区出现了钱树；枝灯和钱树表达了古人对身后归处的无尽想象，是汉代民间信仰中“魂神升天”观念的产物。

三、手工业与文化交流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刘聪馆员以“狮子山汉墓出土带铭文器物度量衡数据测算分析”为题发言，对狮子山汉墓出土33件铭文器物的度量衡数据测试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汉代一尺合今约23厘米，容积每升合今约200毫升，重量一斤约当今250克；而秦制一斤多高于今250克，以此推断秦汉时期尺度、容积基本相符，而衡制与秦代略有差别，较秦代略低，或与器物锈蚀程度有关。总体上，秦汉度量衡尽管存在一定差别，但基本符合“汉承秦制”的传统认知。

　　河南大学董睿副教授以“汉代空心砖画像的模印工具初探”为题发言，通过对陶拍和模印图案的考察，认为画像模印工匠与制陶工匠不同，制陶工匠负责空心砖坯制作，具有稳定性，画像模印工匠则具有流动性，根据制陶作坊的需要来从事画像的模印工作，工作完成后即转入他处；印模为模印工匠的谋生工具，在制陶作坊里一般不易发现。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合荣研究员以“贵州出土战国秦汉时期带钩的类型观察”为题发言，将贵州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带钩梳理出六种器型，并以此为线索对古代西南边疆族群进行了观察。战国秦汉“西南夷”地区带钩的使用以今贵州为中心呈现出由北向南、自东向西频次递减的趋势，器型也随之趋于单一；部分器型明显具有同时期巴蜀地区文化特色，部分器型是从西部邻近的滇文化中借鉴动物形牌饰而来；赫章地区与威宁地区东西毗邻，出土的带钩年代相近，然而分别受到巴蜀地区文化和滇文化的影响，反映出不同族群迁徙、文化交流的痕迹。

　　南京博物院沈骞副研究员以“秦汉西晋文物艺术中的丝路名马”为题发言，介绍了三种名马品系（汗血马、阿拉伯马和蒙古马）的来源、特征及生活习性，认为汉武帝茂陵陪葬墓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为典型的阿克哈—塔克马（汗血马），广西贵港出土的西汉铜马和武威雷台西晋墓出土的“铜飞马”等应为阿拉伯马，汉高祖长陵陪葬墓陪葬坑兵马俑中战马形象则属于蒙古马。三大名马的基因促进了世界各地马种的改良和发展，其形象也成为众多文物艺术的图像原型。

　　吉林大学潘玲教授以“匈奴大型墓葬结构特征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为题发言，通过对近年来蒙古国匈奴墓葬考古资料进行梳理，将匈奴大型墓葬的文化内涵与中原地区墓葬风俗沿革进行对照观察，发现两汉之际的匈奴贵族丧葬文化深受中原地区影响，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体现出强势文化向边远地区的渐进扩张，反映出匈奴与中原王朝从冲突走向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

　　陕西师范大学杨瑾教授以“冲击与反应范式下汉代胡骑的文化意蕴及其历史演变”为题发言，首先考释了“胡骑”在汉代历史语境下的内涵，即北方草原游牧族骑兵的统称，然后梳理了胡骑的历史演变，其内涵和外延呈现出历时性发展的特点，最后探讨了“冲突与反应”范式下“胡骑”的文化意蕴，认为“胡骑”是一个经过长期演变的族群文化概念，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地域特定族群的称谓，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冲突与反应范式下的胡汉意识与图像化表达。历时性与共时性反映了不同族群通过军事冲突带来的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的交流与融合。

　　上海交通大学张朝阳副教授以“长沙五一广场简牍所见中外交流史料札记”为题发言，选取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简牍中一则早期胡人来华史料进行分析、考证，结合传世文献对史料中涉及的案例文本展开解读，认为东汉时期生活在长沙地区的一个胡人群体可能来自信奉佛教或耆那教的印度文化区，且有一定的人数基础，维持着自身的文化习俗。

四、其他

　　郑州大学尚元昕博士以“墓葬视角下的西汉时期‘宗法制’”为题发言，通过对西汉时期陵墓及其相关遗迹现象的考古学观察，可知西汉陵墓规划中存在昭穆制度的影响；以张安世家族墓地为代表的高等级贵族家族墓，能够充分体现夫妻、父子关系，帝陵陪葬墓也存在子孙依附祖先而葬的情况，平民家族墓地的代表则是山东济宁师专郑氏家族墓，其埋葬以辈分为标准。西汉时期实施家族内部管理的“宗法制”虽与先秦时期有很大区别，但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是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社会结构的基础，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黄懿陆研究员以“从仰韶文化到汉简帛书的易学传统”为题发言，指出马王堆汉墓帛书《易经》是由数字结构组合而成，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符号卦《易经》应是经过数字卦发展演变而来，最后集中到奇数“一”、偶数“八（六）”两个数字上，再演变为阴阳二爻的符号卦；将仰韶文化“人面鱼纹”的内涵与马王堆汉墓帛书易经、阜阳汉简易经的数字卦等进行比较研究，推测“人面鱼纹”或为数字易学表现的一种原始形式。

　　交流发言结束后举行了会议闭幕式，由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毕胜副院长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研究员作总结。

　　刘振东对本次研讨会做了高度评价，认为第二届“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达到甚至是超出了预期目标，研讨会具有四个特点：

　　第一，参会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全国十一省市三十四家单位，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省市考古研究院（所）、高校到文博管理机构等，覆盖面较广；年龄结构合理，有资深考古专家，亦有中青年学者，体现出传、帮、带的良好局面，队伍建设是考古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本次研讨会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充分展示了秦汉考古研究的实力。

　　第二，会议研讨的内容丰富。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分析；有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也有民族史、艺术史的考察等等。

　　第三，披露了考古新资料和新成果。新发现带动新研究，这是最有效的一个学术创新途径，值得大力提倡。

　　第四，围绕汉景帝阳陵的发言较为突出，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与本次研讨会主题高度契合。

　　28日，部分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汉文帝霸陵发掘现场和汉景帝阳陵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