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为什么值钱？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历史研究院”

作者：黄道炫

七十多年前，中国为了自己的生存殊死搏斗。随着战争的进行，这场民族生存的搏杀渐渐汇入世界反侵略、反奴役战争的浪潮，争自己的生存同时也就是争世界的文明、正义和进步。二次大战的结果，可以告慰中国人民，也可以告慰世界人民，用以战止战的方式，世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祸。

作为一个弱国，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尽其所能，顽强地与实力远远超过自己的日军周旋，尽管是苦撑，但是中国撑下来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他们都明白，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就是拖住对手，持久是中国对付日本最有力的法宝。日本人的野心，注定其会向国际战争的道路迈进，而挑战世界秩序和国际公义的举措，必然使他们踏向失败的不归路。中国最大的成功，就是打破日本人在中国攫取资源的梦想，让日本人垂涎的资源链条变成困扰他们的梦魇。

要让日本人陷入持久的泥潭，正面和敌后的持久抵抗均不可或缺，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言：“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全民族的抗战，就战场而言大致可区分为正面和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大量正规军的浴血奋战和顽强抵抗，是抗战得以坚持的重要支柱；敌后战场的持续牵制和打击，则是抗战能够持久的关键因素。

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承担了更加重要的任务，也是国内外视线的聚焦点。随着抗战的进行，敌后战场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这些目光既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既有对手方日本的观察，也有抗战中的盟友美国从战略角度出发，对敌后给予的关注。最近出版的《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档案文献汇编》，收录了大量的第一手相关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相对中立的这些域外观察者的观察结果。

以1944年来到延安的美军观察团组为例，他们之所以到延安，当然有很多考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寻求中共在情报方面的帮助，美军情报机构发现：“几乎在日占区的每个角落，延安队伍都有常驻情报人员或武装力量。因为他们不断与日军发生战斗，他们拥有敌军战俘与情报的出色资源。”所以，观察组成员克洛里少校直截了当地判断，中共的根据地提供了“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敌后军事情报来源。”其实，这一点，当年的对手方也不讳言，冈村宁次认为：“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无论在盟友还是对手眼里，中共简直有点“神”的味道。

许多亲身接触过中共的人大概都会思考，中共为什么常常能做到其他政治力量无法做到的事，难道他们真的是“神”？当然，中共不是“神”，单个看，他们也都是普普通通的个体。不过，斯大林曾经说过一句话：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如果深切了解历史上的共产党，就知道斯大林这句话的确不是泛泛而论。

共产党不仅仅是中国的，首先是世界的。20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党宣言》都是党的圣经，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指针。马克思主义常常被认为是西方思想的异端，其实，如果联系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觉醒潮流看，倒毋宁说是这一潮流的继承者。十八世纪以来的革命都以人权、人本位为宗旨，权力从精英向普罗大众扩散是其外在表现，天赋人权本身就含有权力由更多人分享的理念。马克思主义号召无产阶级要掌握权力，是对权力向下趋势的一个革命性推进，权力分享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权力独占，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权力向下的过程不仅表现于政治，更应体现于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于继承中的革命性变化。

19到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凯歌行进的时期，其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只是这种世界性辉煌的一环。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其理论性、实践性、思辨性有谜一样的吸引力，数十年后，其对当年思想界产生的震撼和影响或许已经很难描摹和体会。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和当年的世界一样，蓬勃兴起。中国急迫的民族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解决结合，尤其能够攫住青年人的心灵。

承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组织和信仰，中共造就了一个党性特别鲜明、执行力、组织力异常强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强调实践的理论，精准的社会肌理解剖使之在政治社会运动中如鱼得水。尽管中共初期理论水准不高，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党心，由此逐渐形成中共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的力量很难通过量化的方式表现，却在中共崛起中不可忽略。中共干部普遍具有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这不仅仅使他们掌握了解世界的认识论，也使他们获得处理纷繁复杂问题的行动利器，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思路最直接的来源。由此决定国共两党干部，前者往往就事论事处理问题，后者视野明显开阔，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影响，绝非浪得虚名。

当然，对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它又是中国的。抗战中的中共，面对民族危机异常急迫的生存环境，坚持持久战方针，不断坚强自己的队伍，强化根据地，造就了一种韧性的生存。中共以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为基础，通过党政军民的总体战，成功完成持久作战的目标。无论山地还是平原，中共都顽强坚持，利用日军兵力不足及异民族作战的弱点，打破其完全占领的梦想，使之始终处于敌后军民的抵抗和威胁之下，而中共则在战略和政略结合指导下的持久坚持中不断壮大发展。中共的成功，正如时论指出的：“党政军民的团结是巩固根据地最重要的一环，没有这种团结，就休想持久坚持根据地。固然没有军队则根据地不能存在，但如没有地方党政民的领导与配合，则根据地也无法存在。”没有军队就没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又难以有游击战的坚持，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看起来不无扞格，经过中共系统运作，却能相互咬合，互动互补，党政军民的一体化则是这个系统灵活运转的润滑剂。这就是谢伟思观察到的：“八路军是一支政治部队；他们的思想工作、组织群众、与以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同时改善穷人生活为主导的经济政策，所有的一切都主要为抗战服务”。中共抗战中的成长是一个系统工程，持久是系统工程、抵抗也是系统工程，生存更是系统工程。之所以能做到这些，领袖人物政治上的老练和军事上的天才自是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共产革命理念中必然包含的群众路线则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中缔造出的中共武装，被日本人认为是魔一样的力量：“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

不仅仅日本人看不懂，国民党何尝又看得懂，即连生活在国民政府下的中间知识分子也未必看得懂。新闻人赵超构在抗战后期去延安后发现，中共生产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外界处于两个逻辑系统中：“凡是依我们标准认为缺点的地方，在他们自己看来都是优点。我们认为这种教育限制了个性，他们倒觉得唯有如此，才能为群众服务。我们认为它太功利化，他们却以为这是‘学用一致’。我们认为理论水准太低，他们的答复则是‘实事求是’。”姑且不论赵超构谈到的这些问题的是是非非，价值观重新塑造凝聚的向心力却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党，其力量已经不是仅仅用物质可以衡量的。

在实际事务的观察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中共的脚踏实际，这也是毛泽东很为自己的党引以自豪的一点，但是，中共同时又是一个高度强调信仰、理念的政党。世界上大概很少有哪个政党像共产党这样重视理论，以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党常常会因为理论的争论而四分五裂。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由于特殊的环境和思想背景，没有太多理论争论的余裕，也较少因为理论争论发生分裂，但对理论的重视则一以贯之。中共党人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大量理论学习的记载，而这在同时期国民党人留下的日记中几乎难觅踪影。同样是中高层干部，国民党人陈克文抗战时期的日记触目可见喝酒、宴请、牢骚以及周围人各种各样的花边新闻，共产党人王恩茂的日记则不断出现学习、读书、讨论、培训的记载，这样的比较绝不仅仅是个案，几乎是两党干部各自呈现的共性。中共党人所受到的持久的灌输、不断的检查、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甚至思想斗争，尽管不可能使之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产物，但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仍在一点一滴、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一个不一样的党和军队。这样的党和军队不一定像曾经宣传的那样全知全能，却足以拥有超乎于其他政治力量之上的威力。1939年，聂荣臻谈到八路军为什么能在敌后坚持游击战时，不无自豪地说到：“所谓由整化零等游击战术实并不易（由零可化为无），如甚易，则八路已不值钱了。敌人把我游击战术作研究而谋歼灭我之对策，但是机械的。游击战术实不易把握。”这是深得中共武装精髓的经验之谈。

《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档案文献汇编》中收录了一份美国战争信息局写于1945年7月的报告，在这份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长篇报告中，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几乎所有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一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组织系统与最强的纪律性、最有建设性的队伍。”尽管报告没有由此得出中共将在未来的内战中获得胜利的结论，但是，这样的一套政治、组织系统，这样的一支队伍，这样的一个党，能够在强大的日本人眼皮底下顽强生存，发展壮大，到抗战末期，成功造就出一片开阔的天地。接下来，面对国民党这样的对手，胜负之局，或已不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