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龙兴》自序_风闻

编者按

本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习研院副院长韩毓海老师的新著《龙兴：五千年的长征》的“自序”。本书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写起，回顾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大事因缘”，分为上中下三篇，沿着殷周之变、周秦之变、魏晋隋唐之变、唐宋之变，通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讲到今天“数千年未有之新时代。他以革命史观的立场出发，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总结为革命与改革的历史，这也是书名“五千年的长征”的由来。

本文原刊于韩毓海《龙兴：五千年的长征》，中信出版社，2019年10月，感谢作者韩毓海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龙兴》

自序

中华民族已经走过了 5000年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我们思考、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就有必要回顾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大事因缘”，哪怕是非常简要、粗略的回顾。

但这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事情，当然更不是我这等无知者仅凭 “无畏”、想干就能干成的事，更何况实在也没有谁要求、布置我去这样做。于是，我一度甚至以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本身就近乎无事生非。

人们写书，总是基于各种各样高远的理由，而我的理由，倘若坦然地说，竟然是时时感到我自己所身处的“学术圈”的无聊一如果用雅致、时髦一点儿的说法，这感受大概就是所谓的“寂寞”。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

有一段时间，就因为寂寞的缘故，我把古代的奏章找出来抄写，从《商君书》到康有为的《上清帝七书》。我抄书的地方就建在清代成亲王永理旧宅的废墟上，夜里，这园子里是一个人也没有的，从古树的缝隙里能够看到对面圆明园寥落的灯火。秋天的夜空，如同无际的大海，月明时的窗外，云在天际走，仿佛沧海上行着的帆。

四周一片静谧，而心就这样沉静下来。

于寂寞与沉静中，我时时感动于前人的勇毅与艰难，慨叹于他们的走投无路与奋然前行，同时感到了更大的寂寞，竟然想起了这样的话：“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一沉静下来，就似乎听到远山远水隔不断的呼唤和呐喊，而这呼唤和呐喊又时时使我在平静中感奋，于寂寞里惊怵。

到了这个岁数，年轻时经常走动的朋友，因为“忙”的缘故，彼此早已不大走动了，而这也许更是因为心的隔膜，彼此早已没有什么可谈，枯坐着避过对面的眼神，使我时时感到时光不能忍受的漫长，同时分明感到：正是这样虚浮的时光，将我们与历史、与远山远水的呼唤和呐喊隔绝开来。

终于来了一位，是多年前也在这院子里常常谈天的，只是自他担了要任后，已很少来往了。那天夜里，偶然从楼下经过，他看到只有我的屋子还亮着灯，忽然就踱上来。开门后，彼此默然良久一从眼神里，我分明感受到了他的疲惫和寂寞。

“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啊！”

他翻了我的笔记，断然决然地鼓励说一这语调，仿佛间使我想起我们还年轻的时候。

我忽得一振，但彼此看着对方灯下的华发，情绪随即暗淡下来，我低声说：“而我倒是觉得什么意义也没有……何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只是无聊而已一”

“嚯！‘大事因缘’一你起码可以给学生讲它一两件，这对年轻人是很有好处的。”

“没有人爱听的，现在的学生，你是不知道的一”

“现在又怎么样呢？青年学生，就像当年的你我，总是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一”

我想说，现在的学生，早已不似当年的你我，而且，如今反感于“意义”的，岂止是青年学生。

马克思创造过一个词一“有节制的利己主义”，且感慨说，“这种利己主义表现出自己的狭隘性，并用这种狭隘性来束缚自己”。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的实质，其实就在于这种“有节制的利己主义”。我想，这恐怕便是马克思深以为“寂寞”的根源所在，这甚至也就是马克思判定自己的工作在当时的德国“没有意义”的原因。而所谓“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向也绝不仅仅是说当年的德意志帝国。今天的年轻人生长于“物质”的社会，而这毕竟是更“唯物”的世界，反而是我们身处的学术小圈子，似乎仍活在“某种意识”的世界，互为观众，彼此喝彩，年复一年地制造“项目成果”，不知今夕何夕。

然而，看到友人疲惫而执着的目光，以及他的华发，这些扫兴的话，终于没有再说出口。

我知道，他毕竟是洞达的，有一种行走叫“宦游”，而其中所谓寂寞，实际上绝不在我之下。

翻着这些笔记，他从我这里拿了一支烟，抽起来。

我们就这样对坐抽烟，再也无话。

临行，他握着我的手一是如同年轻时那样的紧握，而目光里竟然似乎有了乞求：“你毕竟可以试一试，也算是为我们，你看我，现在即使想做这些，也不可能了，至于你，毕竟还好，起码时间是自己的。何况，人活在世上，不能只想着他自己一个人吧。”

我默然送他到楼下，月光满地，我就这样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到了月光里，想起一句话一“高处不胜寒”。

于是，到了下学期，我的一门新课就这样列在了课表上，课程名是“唐宋以来经典文献选读”，而这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因为受了夜访的故人的“蛊惑”。

而结果自然不出我所料一起初，听课者熙熙攘攘，挤了一屋子，其状如同赶集，而到了学期末，敢于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的却只有5人了一这成绩自然是我当教师以来最糟糕的一次。

我知道这门课对于初出茅庐者委实太难了，只是这种难反而激发了我的勇气或者脾气，毕竟，与学生为难，又何如与自己为难一于是，假期里把讲义改了又改，发给了我过去参与编辑过的刊物，而如今的编辑正是过去的学生。不久，学生回信说，文章固然令他“醍醐灌顶”，但主编有两点意见：一是文章太长，也太难了，“本刊水平所限”，竟不知道怎么删改；二是这文章讲的是历史上的奏章，而奏章则不属于“国学”。

原来如此……

如今讲“国学”的人多了起来，但究竟什么是“国学”呢？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大致分为4种：一是经典研究（儒）；二是治国理政的学问，或政治研究（笔）；三是事实的归类和辨识（学）；四是诗词歌赋（文），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此所谓：“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

中华传统文明，当然不等于诗词歌赋，就是因为其中蕴涵着治国理政的宝贵遗产。“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金楼子•立言》中说：“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所谓“文笔之分”，“笔”就是奏章，就是治国理政的经验与学问。

如今讲“文”的人极多，而对于“笔”的重视不够，几乎就是完全无视，这里的原因，我以为无他一人们如今需要些轻松的东西，文章还是轻松些好，写文章的人最好不要与编辑和读者为难。

进而言之，文人不必管国事，国家也不要管文人一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如此最好，而在如今的“主编”们看来，我把“国事”扯进了“国学”，这就是无事生非，就等于破坏了“国学”。但这岂不恰是千年的积弊，正如刘师培所谓：“夫中国之学术既以非干涉为宗旨，故中国数千年之政治亦偏于放任……虚浮之习，朦混之弊，层出不穷，则中国之用法，悉以放任为政策，未尝有任法为治之一日也。”

既然彼此“水平所限”，再跟他们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

自从写文章以来，我第一次品尝到了“被退稿”的滋味，且还是被自己的学生，被自己过去编辑过的刊物一我从此知道，老师不必为难学生，写文章的人更不必为难编辑和读者，如果一定要认真较劲，那你就只能自己跟自己玩。

鲁迅说过，“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然而，如今想来，大约也就是从这里，我终于读出了使鲁迅工作下去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无他，其实无非就是“寂寞”而已。

我从此也方才知道，这世界上最大的寂寞，其实就是毛泽东所谓“挖山不止”。“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 一这又是怎样的“愚不可及”。

恰是因为这样的教训，我豁然开朗于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便从此下定了决心，在这寂寞中前行。于是，我终于动手开始写《龙兴：五千年的长征》这本书。

韩毓海《龙兴：五千年的长征》

扪心自问，这能算历史吗？

据说，历史，是关于记忆的。

鲁迅在《范爱农》里写过一件事：当年，革命党人徐锡麟（号“光汉子”）刺杀清安徽巡抚恩铭被捕，恩铭的亲兵把徐锡麟的心肝挖出来，炒着吃了。

这描写自然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深刻。而至于这种施暴的原因和动机，我则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今年夏天去井冈山，井冈山干部学院的同志告诉我，当年还乡团杀回来，抓捕赤卫队和红军，就把他们的心肝挖出来，炒着吃一但这不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恐惧。古来的风俗是这样的：杀了一个人，他的灵魂就会来找你报复，只有把他的心肝挖出来吃了，他的躯壳就没有了灵魂，于是，杀人者就会免于被鬼魂报复。

其实，曼努埃尔•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中写过同样的事：美洲殖民者用一种巫术摄取了印第安人的灵魂，使他们不能思想，没有记忆，不能反抗，成为终日劳作的“僵尸”奴隶。

我想，这就是所谓“诛心”的意思吧！

鲁迅晚年写了《女吊》，这篇文章歌颂一个美丽的女吊死鬼，她死死地缠住了自己的敌人，“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使其不得女丁。

鲁迅临终前还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基督徒临死前要忏悔，以饶恕自己的敌人，而我想了一下，我不希望被饶恕，至于我的敌人，我也一个都不饶恕一我做鬼也要记住他们，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记住我。

在“意义”到处被解构的时候，如果说到“意义”，我们的历史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在于，在中华民族已经走过的5 000年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有着许多内外敌人，我们的历史就是前赴后继，与内外敌人不懈斗争的历史。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鲁迅的工作的意义，鲁迅的写作的意义，我以为一在很大的程度上，往往竟是因为他的敌人，直白地说：是为了使敌人长记性，是为了给他们一个难以磨灭的深刻教训一我想，毛泽东毕生的奋斗其实也是如此。

因此，他们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历史与其说是关于记忆的，还不如说是关于报应、关于报复、关于革命的。

革命史观，大概已经被“学术界”解构得体无完肤了，但我是赞成这样的史观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革命与改革的历史，因此，我把它称为“五千年的长征”。

马克思渴望他的书有“真正的读者”，所以就不想在一本书的序言里便把“结论”事先告诉他们，他说，“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只是经不住恩格斯、拉萨尔的苦苦劝说，他方才极不情愿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的研究心路、“骨架”和方法做出了简要的概括一尽管这无论对于读者还是作者自己都是必要的，马克思还是对这种广告式的“内容简介”感到不满，于是他在文章开头执拗地重申：写作只是“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问题”。

如果必须简单地向读者概括本书的主旨，那就是：沿着殷周之变、周秦之变、魏晋隋唐之变、唐宋之变，通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讲到今天“数千年未有之新时代”一这就是我所谓的“大事因缘”。

古代与现代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中国的古代历史，当然也是革命与改革的历史，然而如马克思当年所说，“可是，彻底的德国革命看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

马克思所谓的这个“重大的困难”究竟是指什么呢？

马克思接着回答说：“就是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

我想，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意义，其实正在这里，就在于那些内部的与外部的、主动的与被动的条件高度聚集在一起，迫使着中国去全力克服“物质的限制”“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从而为将来“彻底的革命”提供“物质基础”。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突破“物质的限制”，化中国生产力发展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这当然是我们前人艰苦卓绝奋斗的辉煌成就，但却未必可以囊括他们伟大抱负的全部。

甚至，我以为这还不是马克思所谓的“彻底的革命”，也并不是毛泽东所谓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而只是“万里长征”最关键的一步，因为这只是为我们今天的“新时代”奠基。

因此，我们的时代即所谓“数千年未有之新时代”的意义，便在于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竞争的基础上，去建立一个更加合理和美好的社会制度，以此达成人的解放，这乃是“最后的斗争”。而这才是马克思所谓的“彻底的革命”，这才是毛泽东所谓的“将革命进行到底”。

所谓“机遇空前，挑战空前”，就是因为今天的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革命。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为了这“最后的斗争”，我们可能还要经历几十代人的奋斗一“几十代人”是什么意思呢？自从有衍圣公以来，孔子的子孙才有七十几代一路漫漫其修远，我们今后的路更长，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苦，成就更伟大。

我想，这本书在这样的时代还不至于沦入“既无人赞和，也无人反对”的境遇，而与其得到赞和，我倒是希望得到反对，这里的理由无他一“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一就是因为我们的事业，从来都是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前进的。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那样的学问，写史之于我，无非是“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而已。

然而，我总不能忘记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师长，尤其是何毅亭校长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我想，这一方面是为了学术，他说过，“用学术讲政治”，就必须舍得力气去做学问；另一方面是为了前赴后继的事业，正像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正义的事业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