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一甲子 数代考古人——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_风闻

10月19-20日，为期两天的“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洛阳召开。19日，研讨会由许宏主持，共有11位学者进行主题发言，他们对二里头的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夏文化的探索、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既体现了对考古学科的基本研究，也展示了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会议现场

二里头考古发现与夏文化探索

对历史学界、考古学界来说探索和研究夏文化一直是值得关注的学术重点问题。杨育彬从二里头遗址发现、发掘和研究，早期夏文化探索和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三方面出发，简要回顾了夏文化探索和研究的历程。60年来二里头遗址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包括一批宫城基址和宫城建筑以及“井”字形道路的发现，这些发现构成了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对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及形制的沿用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二里头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大范围跨地域的文化吸收、包容和传播形成了广大的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他认为二里头文化和后来的商文化共同组成了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与核心。

学者发言

二里头遗址考古60年，大体上可以每20年分为一阶段。杜金鹏对第二段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进行简述。他表示铸铜遗址是第二期考古工作中重要的田野考古发现之一。二里头铸铜遗址从二期到四期一直在延续使用，现揭露三座铸铜工场作坊，三个工坊南北平台排列有序，其中还有一座小型的房基。值得一提的是，三座工场里面不同的层位发现多座墓葬，这些墓葬尽管地层不同，但是互相之间并无打破关系。

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多学科技术手段的介入有助于厘清二里头的年代框架、揭示自然环境的变迁、丰富对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认识。袁靖指出近年来基因研究、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和锶同位素研究应能给考古学研究带来新的启发。他表示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仍需不断努力。

为具体认识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异同，朱凤瀚对二里头文化晚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墓葬进行分析和比较。他指出两个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随葬器物组合上。例如二里岗下层文化墓葬自一期开始即以陶鬲为陶器基本组合中的因素，但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墓葬中，基本看不到陶鬲，而二里头文化晚期墓中最常见的陶盉在二里岗下层文化墓葬中一直都未见。

对学术界而言，目前为止夏文化仍然处在探索阶段。董琦通过夏文化探索与夏代信史说的研究表明，在探索夏文化的历程中，夏代信史说始终未超出夏文化探索的范畴，其与历史时代的信史标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夏代信史的确证过程中，考古学方法很重要，同时也要注重发现夏代文字材料的关键性作用。李维明对1991年于河南密县黄寨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牛骨刻辞进行研究释读。通过该研究他认为二里头文化不仅有文字，还有探讨“夏”字的线索。

文化交流与扩散

宫本一夫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过渡期的青铜器生产角度阐释了青铜容器的变化过程。他认为研究表明，即使发生了夏至商的王朝更替，制造青铜器的集团以及制造青铜器的技术却是连续的。商王朝继续沿用了二里头遗址的制造集团，使其进行青铜礼器的生产。而作为祭祀礼仪和表现等级的青铜礼器，其器物组合在爵、斝的基础上增加了鼎、簋，进一步完成了广域范围内的政治统合。

距今一万年以来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这一阶段，中国史前社会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态势，直至二里岗上层时期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一元阶段。栾丰实表示在中国东西文化从多元到一统长期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曾经有一个“夷夏东西二元对立”的阶段。他认为多元的消失是分阶段的，二里头文化始终未进入海岱地区正说明这个时期仍然没有进入中原一统的时期，直到二里岗上层真正开始向周边地区大范围的扩散才进入一元阶段。

学者发言

技术革命与传播

通过对山东地区、陕北地区、石峁地区、川西地区的牙璋进行分析，邓淑苹指出新砦及二里头遗址位于缺乏优质闪玉的中原，虽然它吸纳了海岱地区的农具传统及陕北的兵器传统，但是二里头先民更注重其礼制意义而非实用功能。山东大汶口及龙山先民用石料制作的农具、工具被拥有丰富高铁墨玉的石峁先民逐渐转化为薄锐锋利的兵器，沿着“边地半月形传播带”传播到成都平原。

嵌片楔状斜边、多样几何形、标准化及微型品和工艺的诞生代表着二里头嵌片技术的革命，衍生了二里头绿松石工艺的高峰。邓聪通过对贾湖遗址及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制品进行分析，推测绿松石八至九千年前已经在中国的黄河上游和下游出现，在青铜器时代达到最高峰。自青铜器时代开始，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绿松石制品，基本由贵族阶层控制生产及使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杰作是长达70cm以上、由二千多片嵌片所组合立体的龙形器。

目前多数研究者认为分布在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及其前身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邑。但由于至今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认识提出质疑。朱乃诚认为考古发现的玉牙璋，可能是解开迷茫夏史的密码。通过对牙璋年代、牙璋的演化与分布现象所揭示的夏史痕迹等进行分析，他表示牙璋是夏时期兴起、流传的器物，可能是夏部族活动使用的一种特殊的用具。考古发现所揭示牙璋的分布状况，是夏部族活动以及夏遗民流闯四方留下的重要证据。

主持人

60年研究异彩纷呈

20日，会议进入分组发言及讨论环节。50位学者分为2组进行发言，130余位学者参与讨论。2位学者在闭幕式上将发言内容归类并进行了精彩的总结。会议闭幕式由许宏主持。

许宏主持闭幕式

学者发言

方辉为第一组发言做总结。第一组共有27人发言，他将发言归纳成四类。

一，围绕夏文化展开的考古新发现及其带来的问题。赵海涛对二里头遗址发现60年来划分出的三大阶段进行简要的回顾，他总结了每个阶段的主要新发现和当时的认识，反思了需要改进和提高的问题；岳洪彬回顾了他1993～1995年在二里头的发掘经历，他表示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头村北偏西约200米处的洛河道中清理出一段南北向的车辙，该发现有助于补充已知二里头车辙印的认识；方燕明表示嵩山东南地区的登封王城岗和禹州瓦店可以通过聚落形态研究当时的社会复杂化程度与文明化进程，通过将王城岗、瓦店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进行整合，由此推测王城岗城址可能与“禹都阳城”有关，瓦店聚落可能与禹居阳翟和启有“钧台之享”有关；赵春青对夏文化研究进行简述，他认为新砦遗址对于探索早期夏代和先夏时期的遗存意义重大；魏继印认为新砦文化是指以新砦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其年代与王城岗遗址第四至六期年代相当，整体上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徐昭峰围绕二里头遗址的都城空间结构及演进进行了发掘学术史的探讨。

二，二里头礼器与礼仪制度研究。秦小丽对二里头及二里岗文化时期礼仪性陶器的生产与流通进行分析，从而探讨二里头文化以陶器和原始瓷为代表的礼仪性器具在国家形成阶段和礼仪制度形成过程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及这种礼仪制度在进入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变化与传承；郭明通过对比较视野下的二里头遗址建筑遗存进行研究，指出二里头遗址的大型院落式建筑基址并不存在统一的中轴线，二里头遗址虽然发现了井字形道路，但各个区域间并没有明显的轴线关联，同时她表示商周时期建筑还没有形成轴对称布局；张昌平通过对二里头到二里岗文化墓葬器用观察的研究指出，从二里头到二里岗文化早期国家阶段，墓葬随葬品可以观察到阶层的层级，以及越来越制式化的器用，而且不同材质的随葬品在礼器化的过程中，重要程度开始分化，礼器越来越向青铜器倾斜；豆海锋表示通过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特有的将酒器作为基本组合形式的用器制度并结合鬹、盉、爵、觚、斝等器形态和功能分析可以看出，此类酒器是在继承本地已有器形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而产生，以酒器随葬并被赋予“礼仪”的功能则是对“东方”地区礼制传统的借鉴与吸收；严志斌对漆觚、圆陶片与柄形器进行研究，认为二里头的墓葬里出有漆觚，漆觚与爵形成固定的器物组合，而且漆觚还有自己独特的使用方式，这种使用方式上接良渚文化、下接商文化，是早期中国礼器使用仪轨的重要内容；李德方对二里头遗址及其周邻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石钺进行研究，他认为这批石钺是伊洛地区早期文明发展里程重要标识；黄铭崇结合环境、植被、炊器及人群四者的联系，以新的框架概念来重新面对二里头文化，把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在体系上做根本的区分，他表示二里头文化与商系文化的区分，其实是新石器时代的炊煮器板块的延续发展；张莉通过综合分析考古学体系中的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的考古材料指出，公元前1900

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重大危机，导致了大范围的社会崩溃，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区则以此为契机在二里头时代崛起，她认为全面整合大崩溃后的幸存者进行了二里头社会重组，奠定了三代政治、经济和思想等领域的基础，引领了早期中国的新生；李修平对二里头与古城南关进行研究，发现二里头体现的是“中心式”的多元性，意指作为政治、社会、经济或文化中心的遗址，而古城南关代表的则是“中介式”的多元性，意指位于不同考古学体系中间地带的遗址。

会议现场

三，科技考古探索。梁宏刚、刘煜围绕二里头遗址青铜器、冶铸遗物的考古发现以及冶金考古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研究，可以看出二里头遗址的青铜作坊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其中浇铸工场、烘烤陶范的陶窑的发现，展现出铸铜工艺设施已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金正耀也对豫西金属资源在早期国家进程中的作用进行评估，他表示二里头中期以后青铜业的规模化发展，既增强了其文化辐射能力的物质基础，也是其对金属资源的需求快速增长，成为二里头势力扩张的动力；内田纯子对制作爵的陶范的构造进行研究，通过复原实验，她得出结论：柱原有的功能应为浇口，最初在爵的上下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在外范与内芯的空隙设置浇口，其后改以两柱为浇口，并从上方铸入铜液，口沿加厚的部分可能为铜液流道；苏荣誉认为洛宁出土的二里头文化铜管流角与上海博物馆收藏二里头文化铜管流角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铸铜技术和装饰的突破，根据这两件器物，一方面可对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青铜器生产重新估计，另一方面，对青铜扉棱装饰的起源与发展亦可重新认识；丹羽崇史指出二里头至秦汉都存在着“复合生产”的现象，从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和侯马铸铜遗址等发掘情况来看，青铜器和陶器生产遗迹都是发现于相邻的区域，在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器和铁器生产相关资料也都出现在同一遗址，他表示这样的现象可能反映了当时铸铜、铸铁工匠们共同使用相关工具的情况。

学者发言

四，美术考古研究。方向明认为牙璋是二里头文化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玉重器，神兽造型的各式扉棱是牙璋必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以琮为代表的三界宇宙观、以人面兽首饰为代表的新三界宇宙观已经式微，但也为接下来上帝、祖先崇拜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周广明从原始艺术和原始宗教的角度出发，认为所谓“牙璋”，实为东方文化系统海洋文化中的大鱼，即“鲲”崇拜，本质是中国东方地区海洋崇拜（海神）的艺术造型；王青通过分析日照两城镇遗址与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龙形器认为，铜牌饰的绿松石镶嵌和纹饰寓意等关键文化因素应来源于东方沿海地区，历经良渚、大汶口、龙山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再传入中原，并由夏人借助从西北地区传入的铸铜技术创造出镶嵌铜牌饰这种全新的礼器；胡建升对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上的神熊意象进行研究，认为二里头墓葬出现的神熊意象是早期原始宗教信仰与神话观念的具体化，充分展现了人熊互化、魂归天国的神话想象，也成为辨识夏代君王特殊身份的重要出土证据；陈小三对青铜器兽面纹的首与尾进行研究，他认为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不晚于二里岗文化时期青铜兽面纹已经作为最主要的纹样出现在青铜器上，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了西周早中期之际，他表示石峁遗址的发现说明，这类器物不仅是装饰化的纹样，而且有尚需探索的内涵；江美英认为二里头玉柄形器花瓣纹源自蝉纹，她指出花瓣纹是蝉纹简化的图案，是后石家河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后石家河文化出土玉蝉数量多，与当时玉帛文化与经济形态应有关系，这类蝉纹简化的花瓣纹图案，在后石家河文化至二里头时期持续影响商周柄形器的纹饰。

学者做分组总结发言

魏兴涛为第二组发言做总结。第二组共有23人发言，他将发言归纳成五类。

一，关于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蔡运章表示二里头遗址考古60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确定了夏代都城的历史地位，他相信夏代祭祀文字的发现只是时间问题；张立东指出二里头遗址是太康之前的都城；江伊莉指出二里头的美学建立在对形式与目的（或意义）之间平衡的追求之上，二里头美学可以用于区分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风格；久保田慎二注意到二里头文化深腹罐有涂抹的泥浆及加热的痕迹，表明深腹罐可能是在灶上蒸粮食使用的；冯玉雷阐明玉帛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地位和价值，他认为中国以玉文化为核心的礼制大约在夏朝，而大禹形象则是这种礼制文化的人格化、艺术化、神话化的伟大象征。

二，科技手段在二里头遗址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张雪莲通过对二里头遗址34例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指出二里头的人群以碳四植物为主，属于一般旱作农业区人群的食物特征；赵志军根据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判断二里头遗址出土水稻遗存所占比重超过了黍接近粟，这可能与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收取贡赋有关；李志鹏指出二里头文化的动物祭祀主要集中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特定埋藏动物牺牲的祭祀区，以猪牲为主，可称为“猪优位的动物祭祀制度”。

学者发言

三，中国早期国家的中心与周边地区关系。裴安平认为政治中心的出现与等级的升级都是暴力的推动与结果，他表示中原地区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第一批实力强劲的实体民族以及由实体民族组建的国家；魏兴涛根据豫西三门峡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新材料以及三门峡地区的聚落情况，表明聚落内规划性、功能分区不显着，居址区、墓葬区未明显分离；刘延常从岳石文化的消长出发，结合夏、商文化遗存的相关发现与研究认为是后羿代夏造成了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转变；郭伟民梳理了江南各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编年，进而探讨江南各个区域内部文化的互动与变迁、江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方式与途径，在此基础上讨论夏商时期江南诸方国及其关系；赵东升对论宁镇—皖南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时空分布及势力变迁进行论述，指出其文化的时空变迁与所处的位置以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密不可分；曹峻通过对以良渚为代表的太湖地区早期文明与以夏商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两者有不同文明形态与发展道路，太湖地区早期文明更接近于“城市国家”的文明模式；田伟对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18-2019年考古新收获进行介绍，其中二里岗时期冶铜炉残迹的发现填补了早期青铜器产业链的空白。

四，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张天恩通过对中国早期文明路径与文明史观的产生的研究，指出仰韶文化以王权为主、大汶口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以军权为主、红山文化及良渚文化以神权为主。他认为自然条件可能是造成这种不同发展模式的原因；邵晶对石峁皇城台考古新发现进行介绍，他将石峁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时间为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早期，并对石峁皇城台大台基出土石雕进行重点介绍；易华通过对石峁、二里头遗址的地位进行分析，认为石峁遗址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与中亚青铜游牧文化结晶，是龙山时期夏代早期都城；黄川田修通过对陶寺文化进行研究，指出陶寺国家是发达的新石器晚期社会，是最后的“前中国”。

学者发言

五，国际视角下的国家文明比较研究。叶舒宪揭示了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和二里头王宫，一步步形成白玉崇拜和金玉辉映格局，并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催生华夏文明的过程；王献华通过对乌鲁克祭司王的图像学想象，重新考察了与“恩”有关的证据，对目前主要基于图像学的看法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张良仁对古代海贝的功能和来源进行分析，他认为海贝主要发现于中亚和北亚的遗址，但是否是以海贝为本的全球性货币系统仍有待研究，他指出发现于中国、中亚、北亚、东南亚和非洲的海贝可能来自印度洋；朴淳发认为韩半岛地区城市出现时期与国家成立同时，公元3世纪已出现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的三国时期各国的都城，这些古代国家的都城已具备政治上及经济上的吸引力，即宫殿和大型储备设施等。

学者们围绕以上内容进行了新意频出的发言及精彩纷呈的讨论，对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与学术交流互鉴有重要意义。

陈星灿闭幕式总结发言

陈星灿在闭幕式总结发言中表示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聚焦二里头，涉及二里头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业、环境等诸多方面。他指出二里头文化60年的研究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完成了文化性质、文化分期、年代框架等的建立，同时也初步了解了二里头的重要性及王都的性质；后期尤其是最近20年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聚落形态的探索上，以多学科合作和聚落形态为代表的第二期考古研究让我们对二里头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这一阶段二里头遗址的布局、二里头遗址宫城的所在、二里头遗址宫城与周边的关系等均有一系列重要发现。二里头研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我们20年前、10年前难以想象的。但是二里头的研究仍处于一种方兴未艾的阶段，有很多问题还需探索。例如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定名问题。根据现在的遗址、考古研究及文献资料，定性为夏都遗址确实是目前最合适的，但它是否是最终结论还需要依靠我们未来材料的发现、积累和探索。他相信未来将会对二里头有一个更深入的、更细致的研究。

魏险峰致辞

魏险峰在致辞中表示本次系列活动的举办，充分展示了二里头文化的深厚内涵，对于推动中华文明的深度研究和传播，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认同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对参与本次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所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并祝贺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