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弗里德曼的模范生”何以突然“挂红灯”？_风闻

尽管在不论全球哪个角落的左、中、右翼眼中，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都是个不乏批评且充满争议的人，但在纯经济层面他却一直受到方方面面的好评：自他执政以来，智利经济一直以自由、开放著称，经济结构均衡，发展平稳，基础设施完善，贫困率不足两位数（这在整个拉美几乎绝无仅有），卫生、教育等方面福利健全——而这一切均建立在大规模放松经济管制，和坚决推行全面市场化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自皮诺切特时代至今，智利一直远离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自1973年的“石油危机”至2008年的“次贷风暴”，这个取代20世纪初靠农业立国的阿根廷，享有“拉美唯一发达国家”声誉的全球最狭长国家幸运地躲过一次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并令人惊讶地至今保持着2.5%的经济增速。

正因如此，智利才成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自由派市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极力推崇的“市场经济模板”和“实验室”，近半个世纪以来屡屡在大小考试中交出“全优”答卷的智利，也因此被称作“弗里德曼的模范生”。正因如此，尽管皮诺切特时代早已时过境迁，智利却仍然不时涌出拉美罕见的右翼民粹派政治家；也正因如此，直到一周前，现任智利总统、又一位“智利土特产”的右翼民粹派政治家皮涅拉（Sebastian Piñera）还怡然自得地援引这些“优异考试成绩”，为自己受到广泛质疑的一个“小小改革举措”充满自信地回护、辩解，认定“料也无妨”。

这个“小小改革”的内容，是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地铁的高峰票价，从目前的800比索升至830比索，如果折合成欧元，这个升幅仅是小小的0.03欧元，且上涨后的票价也不过区区1.04欧元而已，而圣地亚哥地铁则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公交系统之一，拥有7条线路，运营里程达140公里，每天客流量高达300万人次，这对于一个有760万人口的大城市而言不啻主动脉血管——而智利人口的1/4居住在这座城市。

在自信的皮涅拉看来，如此微不足道的票价变化，对于福利健全、“抗击打能力”久经考验，自1973年以来罕见社会动荡的智利而言，根本不足以引发任何风吹草动，因此尽管反对党、甚至执政党内许多人不断发出预警，他仍执着且按部就班地试图在10月21日，将这个“小小改革”方案诉诸议会表决。

然而“小小改革”却在刹那间掀起了“巨大风暴”：智利自1973年以来最大的社会动荡，倏忽间从天而降。

从10月18日起，成千上万的智利人走上街头，抗议在皮涅拉眼里“微不足道”的地铁涨价，整个周末这座城市都陷入瘫痪：数十家超市和加油站被洗劫或焚毁，若干汽车在街头被点燃，全部7条地铁线路和78座地铁站被迫关闭。

自1990年皮诺切特下台后，智利士兵第一次在自己国家街头荷枪实弹地巡逻，但骚乱却仍然弹压不住，并从圣地亚哥扩展到智利其它16个地区。据智利警方当地时间10月21日称，军警已在全国范围内逮捕2151人，迄今已有12人死于大火或抢劫，另有239名平民和约50名军警在冲突中受伤。

显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皮涅拉直到21日才姗姗来迟地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最后关头“谦卑地倾听民意”，取消了原定当天举行的地铁票价“微调”表决，但事态并未因此平息下来——风暴的中心地铁线，全部7条线路中仅一条在当天全面恢复通车，当局表示，约2万个工作岗位受到此次事件直接影响，而向来平稳的智利股指，本周第一个交易日就跌逾4%。

一言以蔽之，智利这个“弗里德曼的模范生”，却无巧不巧地在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后没几天，挂出一盏醒目的“红灯”。

这是为什么？

事实上，“皮诺切特+弗里德曼模式”早在几十年前就受到许多质疑，质疑的焦点，是在“自由市场”光环下，对财富向“大人物”肆无忌惮集中的漠视、放任，甚至鼓励：根据拉美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不久前出炉的一份报告显示，智利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国内GDP总量占比26.5%的财富，在另一份联合国“社会经济平等”排名资料中，智利在全部上榜的128个国家中，“社会经济平等”排名是第113位，比很多公认财富“极为不平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过之无不及。

警报声并非仅仅来自境外。

智利国家统计局今年稍早的数据显示，智利年人均工资为40万比索（约合498.95欧元），而最低工资线却也高达301000比索（约合375.46欧元），这种“绝大多数人都是平等且卑微”的所谓“黑格尔式平等”，意味着看似富足的社会结构却建立在沙滩上，意味着表面的平静之下，隐伏着巨大的不安和躁动。

于是“小小的票价上涨”何以吹皱一池春水的奥妙便呼之欲出：智利圣地亚哥迭戈.波塔利斯大学（Université Diego Portales）研究结论表明，交通开支占普通智利家庭总开支比重的30%左右，而对于“最富的1%”，这一占比仅有区区2%。

自“智利模式”诞生以来，世行、IMF和形形色色“弗里德曼模式”的追随者，一直试图用智利这个“弗里德曼的模范生”为例，在拉美乃至全球新兴国家中推销这种“管制越少越好、市场越多越好”的模式，尽管这一“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在随后历次拉美金融危机的IMF    /世行纾困行动中破绽百出，令绝大多数胆敢受用这剂“虎狼药”的拉美、非拉美国家上吐下泻，有些至今都难以恢复元气，但即便怀疑甚至反对者，也普遍未疑及“模范生”本身。此番“模范生”高高挂起的红灯，其本身的直接影响或能很快通过“补考”和“平时底子”予以弥补，但其深远影响却不容低估：神话的突然幻灭，往往比神话本身更富有戏剧性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