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大战共济会：1926年的墨西哥基督战争_风闻

文：李腾

2016年2月13日，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对拉美第二大国墨西哥进行了五天的访问，受到了墨西哥天主教徒的热烈欢迎。此前的两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都曾在任期内访问墨西哥。除了墨西哥著名的瓜达卢佩圣母朝圣地外，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基督战争”也为教宗的到访赋予更深的意义。从人类历史上看，远到“三武一宗”灭佛，近到20世纪苏联、蒙古、阿尔巴尼亚等国对宗教的镇压，宗教团体与世俗政府之间的冲突不绝如缕。20世纪上半叶，最大的一场政府和宗教组织之间的对抗应当说是1926年在墨西哥爆发的“基督战争”了。

若望保禄二世1979年访问墨西哥并在露天举行弥撒。按照当时的墨西哥法律，这一行为是违宪的。不过，当时的墨西哥总统波蒂略及若干政府高官也在场。

墨西哥革命：国家动荡中的反教会宪法

自第一批传教士进入墨西哥后，天主教信仰就被带入这片土地。经过了三个多世纪的熏陶，天主教在整个墨西哥社会根深蒂固。甚至1810年墨西哥独立战争之时，起义领袖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所呼喊的口号也是“瓜达卢佩圣母万岁，打倒邪恶的西班牙领主！”。1824年第一部墨西哥联邦宪法的第三条明确规定，墨西哥的国教曾经是且将永远是罗马天主教，同时禁止其他宗教在墨西哥境内的活动。

然而，此后的墨西哥经历了德克萨斯独立、美墨战争以及法国建立的墨西哥第二帝国，国内局势一直动荡不安。从1850年代开始，墨西哥许多政府高层都成为共济会的成员，政府政策由原先的支持天主教迅速转变为对教权的极端反对。尤其是墨西哥第二帝国的皇帝马西米连诺一世被枪决之后，政府中的反教权思想迅猛滋生，尤其是在宪法中开始写入了反天主教的条款。

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写在宪法之中的条款未必就一定算数。迪亚斯独裁统治期间曾经同天主教会达成协议：保留1857年宪法中的反教会条款，但政府并不予以执行，从而建立了一种默契。独裁者波费里奥·迪亚斯的下台使墨西哥陷入混乱。经过一番混战之后，立宪党的领袖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在1917年2月5日颁布了《1917年宪法》，并成为墨西哥第一任立宪总统，

受共产主义、无神论和共济会等多重思想的影响，1917年的新宪法对天主教会和宗教都持有相当敌视的态度。在这部宪法中将宗教修会和出生在墨西哥以外的神父都视为非法，不允许这些团体和个人在墨西哥活动；规定所有教会财产全部归政府管理，政府有权限制甚至剥夺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个人财产；而且教会不得从事任何教育活动。更有甚者，墨西哥政府还禁止神职人员在教堂之外着宗教服装（如神父所穿之长衫白领等），禁止有“反政府嫌疑”的神父举行宗教仪式；所有神职人员必须在政府部门登记，得到允许后才能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举行宗教仪式，否则将处以监禁。当时的政治观察家就指出，这部宪法极大地推动了工会运动在墨西哥的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更为反宗教的政府。

1917年2月5日，墨西哥国会通过了严厉限制宗教的新宪法，图为议员们宣誓效忠新宪法。

共济会统治下的墨西哥：卡列斯的反教会行动

虽然1917年制定了严厉反对天主教的宪法，但此后的两任总统都未强制执行上述条款。教会和政府之间也相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安无事。

好景不长，随着1924年卡列斯的上台，1917年宪法中的反教会条例。据卡列斯身边的人回忆，只要不涉及宗教问题，卡列斯都非常理智，“一旦说到宗教问题，他（指卡列斯）就会完全失去控制，脸色变得铁青，并不断用手捶击桌子，以表达他难以遏制的愤怒”。

墨西哥第四十任总统普鲁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

1926年，卡列斯签署了新的“刑法改革法”（又称“卡列斯法”），专门针对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对他们的“违法问题”进行“彻底的、毫不留情面的解决”。比如，凡是在教堂建筑之外穿戴宗教身份服装的罚款500比索（合当时250美元，相当于一般墨西哥家庭的年收入）；凡教士在弥撒讲道或与信众聊天时表达对政府不满言论的，判处最高五年有期徒刑（墨西哥城总主教在弥撒讲道中对政府宪法中的反教会条文有所质疑，迅即遭到了逮捕）。在全国范围内核查神父们的出生地，凡是不在墨西哥境内出生者全部驱逐出境。所有神职人员举行宗教活动必须向政府备案，在得到批准后才能举行圣事。

在墨西哥各州，许多重要位置也多由共济会成员把持。比如塔巴斯克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卡纳巴尔（Tomás Garrido Canabal），对前来登记的神职人员无论是否符合规定一概拒绝批准，进而关闭了该州所有的教堂。他甚至下令炸毁了若干修道院和修女院。因此，“执行宪法规定”成为当时墨西哥政府试图剿灭天主教会的借口。比如大量修道院、修女院及宗教学校在并非违法的情况下也遭到了关闭。许多教会的建筑物、各个教堂中收藏的古董、法器、古籍等也遭到了强制没收。

墨西哥政府逐渐加强的反教会氛围也引起了罗马和国际社会的急切关注。面对政府来势汹汹，墨西哥天主教会首先采取了和平对抗的方式。1926年7月11日，墨西哥主教团经过协商投票，宣布于8月1日起在墨西哥全国境内停止所有的公共宗教活动。同年11月1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发布通谕支持墨西哥主教团的决定，并强烈谴责墨西哥政府对教会的迫害。与此同时，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的墨西哥中西部地区也采取了和平抗议的活动，比如拒乘坐公共交通，一些身为天主教徒的教师也不再去公立的世俗学校教课等。

随着形势发展，民间抗议规模越来越大，对政府的指责也越加激烈。许多地方出现了公开违背《反公开宗教活动法令》的行为，即使在没有神父的情况下也仍旧聚集在教堂祈祷。然而，墨西哥政府却“乐见其成”。卡列斯给驻法使馆大使的电报中就明确地说：“墨西哥的反天主教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只有消灭了天主教会才能使人民免受宗教催眠术的影响，才能使我们的政府继续运作……这样很好，一年没有教会的圣事，人们就会把信仰这回事儿给忘了。”

基督战争的爆发

从1926年开始，以墨西哥中西部地区为主战场的基督战争拉开了帷幕。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多数是农民，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了基督而战斗，因此自称为“基督战士”（Cristeros ），战斗口号是“基督君王万岁”（¡Viva Cristo Rey!）。

1926年8月3日，政府军围困了哈利斯科州（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龙舌兰酒产地）首府瓜达拉哈拉市的瓜达卢佩圣母教堂。被困其中的反抗军一直与政府军斗到弹尽粮绝，共导致18人死亡。从此之后，政府的报复性军事活动迅速在各地出现。8月4日，240名士兵袭击了米却肯州的一个教区教堂，当场枪杀了神父和宗座代牧。查奇伟德斯的天主教青年组织的导师桑兹（Luis Batiz Sainz）神父在集会中要求宗教自由，被政府军逮捕后在公路边枪决，尸体就扔在路边上。

在战斗早期，政府军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反抗军只有旧式的滑膛枪、棍棒、农具等作为武器，高呼着“基督君王万岁”、“瓜达卢佩圣母万岁”的口号，试图收复被政府军攻占的村庄和教堂。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卡列斯政府并未把这些“乌合之众”当回事。用哈利斯科联邦军队指挥官的话来说，“这些事情将根本不会被视为一场战役，只不过是一场狩猎罢了”。

身着印第安传统服装的基督战士，旗帜上是瓜达卢佩圣母像。

在战争状态下，许多神父和天主教徒遭到了残酷的杀害。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被梵蒂冈教廷列为真福品（天主教会中封圣之前的最后阶段）的蒲弥格（Blessed Miguel Pro）神父。蒲弥格在卡纳巴尔统治的塔巴斯克州组织了秘密的“地下教会”，在1927年以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暗杀前总统）而遭到逮捕。墨西哥总统卡列斯亲自下令公开处决蒲弥格，并希望以他的死来震慑国内的天主教支持者。11月23日，在未经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蒲弥格被押到一处空地准备执行死刑。据执行枪决的士兵回忆，蒲弥格从牢房走到刑场时对每一个士兵都画十字降福，并在行刑前进行了简短的祈祷。准备行刑时，他一手握着耶稣受难十字架，一手拿玫瑰经念珠，手臂平伸做耶稣受难时的姿态，对着行刑者说：“愿天主宽恕你们！愿天主保佑你们！我主天主，你知道我良心的清白，我全心地愿意宽恕我的敌人们。”行刑队在他喊出“基督君王万岁”的时候，向他开了枪。但是第一次开枪并没有使他直接死亡，于是一个士兵走向前去补了一枪。

卡列斯要求将蒲弥格行刑的照片刊印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希望以此来威吓天主教徒。然而，这些照片却大大地激励了天主教徒们的信仰。给蒲弥格送殡的教友多达4万人，而也正是在蒲弥格事件之后，基督军团的活动更加高涨。

Francesco Vera 神父在做弥撒时被政府军发现，立即执行了枪决，神父当时身上还穿着举行弥撒圣祭的祭披。

虽然墨西哥主教团以及天主教会的高层人士从未正面赞许过“基督战士”们的暴力活动，事实上却形成了一种默认。一些人员甚至直接参与到斗争当中。1928年，退伍将军恩里克·格劳斯梯耶塔（Enrique Gorostieta）加入了基督战士们的军团，使反抗武装的力量迅速壮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民众也加入到基督军中，使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许多妇女以圣女贞德为榜样组成了后勤部队，为战士们提供补给、武器、情报并照顾伤员。许多基督军使用的武器弹药都是靠这些妇女用堆满粮食或土石作为隐蔽的手推车推回来的。

尾声

在美国大使门罗的斡旋下，墨西哥政府最终与天主教会达成了妥协。1928年9月，国会新任命的埃米利奥·波特斯·吉尔（Emilio Portes Gil）代总统向美国记者表明，如果天主教教士们愿意的话可以恢复他们的宗教仪式和其他活动，但是必须遵守墨西哥的法律。随后，流亡中的墨西哥大主教傅劳莱（Leopoldo Ruíz y Flore）回应说主教们并不要求政府撤销法律，只恳请政府“仁慈地”免于执行其中的苛刻条款。1929年6月29日，沉默了三年的教堂钟声再次在墨西哥国土上敲响。

基督战士以瓜达卢佩圣母像为他们的旗帜

许多阴谋论者常常以共济会的存在来解释当下世界局势问题，也常常被大众视为奇谈怪论。但是，就20世纪上半叶的墨西哥而言，共济会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却是真真切切的。墨西哥第70任总统比森特·福克斯·克萨达（Vicente Fox Quesada，2000-2006）曾说：“1917年之后，墨西哥被一群反天主教的共济会员所领导。他们试图激起贝尼托·胡亚雷斯总统在1880年代的反教权精神。但是，1920年代的军事独裁者比苏亚雷斯更为残酷。”

在卡列斯被迫下台之后，他所指定的继任者也是共济会成员。埃米利奥·波特斯·吉尔曾经向来自苏格兰的共济会同志们宣称：“反对天主教会的战争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这场斗争是永恒的。这场斗争在20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他对这些成员们保证自己将继续严格执行反宗教的宪法，用最强大的力量去“捍卫良心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