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 | 文学的德性如何追寻？_风闻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9-10-21 08:28
编者按
一地之人文，或许和一方之地理相关。作为苏中门户、水陆要津的泰州，除了拥有“水浒”“板桥”式的“叛逆”精神，其文脉内还蕴藏着一种“亲近”：亲近自然、亲近生活、亲近民众。这既是作者对依泰州而生的“里下河文学”的评价，又包含了他对当代乡村文学的期望。在工业化的大趋势之中，尤其是资本的介入，乡村的结构，包括伦理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如果我们的文学不能在各种问题的缠绕中思考，从而构成文学内在的辩论性，那么仅剩的“乡愁”也只能是某些人的自我陶醉。
本文原载于《小说评论》 2015年04期，感谢蔡翔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里下河文学”之我见
蔡翔
泰州地处苏中平原，苏中多水，又在里运河和下河之间，地势偏凹，所以一般又称此地为里下河地区。江苏北部，上古归属楚国，宋以后，移民渐多，地方富庶，一时，人文大盛。所谓“水势回绕，风气之秀，发为人文科目之盛”，记录的，就是当时景象。学术上，有著名的泰州学派，又称为阳明后学，在推动儒学的庶民化过程中，王艮等人居功甚伟，至今仍有很高的思想研究价值。在文学，则有施耐庵、郑板桥等，说起《水浒》，或者一句“难得糊涂”，在中国，也算是妇孺皆知了。
时过境迁，但是泰州的文脉，多少还是被继承下来。泰州多文人，近年，迁居他乡者甚多，著名的，有毕飞宇等，而在当地，还有更多的写作者不时涌现，很难说，泰州文人已经形成一个流派，但说是一个写作群体，应该不为过。我与这个群体中人，比如，刘仁前、刘春龙、庞余亮等，偶有交往，知道他们对写作，很是用心。现在，他们又在倡导“里下河文学”，既想重振家乡“人文科目之盛”，也有他们对文学的一些追求。对此，我是敬佩的，有点想法，也借此说一说，并请他们指正。
说到“里下河文学”，或许，要先谈一下泰州的文学传统，其中，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施耐庵，另一个是郑板桥。施耐庵自不必说，雄视天下，英姿焕发，一部《水浒》，激荡起的，是世世的“造反”精神，即使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另一面，也是忧患天下的士人传统，即所谓“刻刻以天下为心”，忧患不得，退而思之，难得糊涂，不过一时激愤之语。坦率说，这一传统，未必被现在的泰州文人所完全继承，或者说，想而未必能。这并不是泰州文人的问题，而是目前的大势，大势所趋，想要独挽狂澜，需要不世出的人物，当然，我希望泰州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施耐庵
郑板桥
这倒不是说泰州文人已经偏离了自身的传统，话不能这样说。我倒以为，大多数的泰州文人，走的是另一路，这一路，概括而言，是“亲近”二字。亲近自然，亲近生活，亲近民众。郑板桥自不必说，即使施耐庵，倘无这亲近二字，一部《水浒》，无非风高放火天，月黑杀人夜而已。亲近，包含着一种自然正义，一路向下，又有庶民的精神在内。泰州先贤，非独文学，即使学问中人，也大都具有这一亲民倾向，典型者，如泰州学派诸人。这一亲近，亲近自然，亲近生活，亲近民众，又和泰州的地理相关，泰州多水，水道纵横，置身其中，难免会对世界，生出亲近之心。我有时想，一地之人文，或许和一方之地理相关。所谓人文地理，两者之间，多少也会有些瓜葛。所以，时下的泰州文学，多有渔舟向晚，瓜棚野唱的描写，或许，并不是完全的偶合。即使乔迁他乡的作家，比如毕飞宇，作品中，恐怕也能读出这亲近二字的。
至于现代的文字中介，我则以为是汪曾祺。泰州诸作家，对汪曾祺汪先生，是敬重的，不独敬重，且多有追随。汪曾祺，祖籍高邮，距离泰州不远，同属里下河地区，文字里，是有乡音乡情乡谊的。我有时，也会惊诧于他们对汪曾祺的解读，后来想，或许，他们也是对的。
林斤澜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此言一出，几成定论。但什么是士大夫，却少有人追究。宋以后，士大夫多出庶族地主阶层，所以，我近年重读汪曾祺的作品，也慢慢读出一种庶人的味道，这一庶人，说是小生产者也可以，核心，也就四个字，自食其力，所以傲王侯，乐在其中，自食其力不得，则会愤而反抗。虽不至于揭竿而起，但腹诽，却会流露在文字里。腹诽的另一面，正是对自然、生活和民众的亲近与赞美。
汪曾祺
我私心以为，这一传统是重要的。当年，汪曾祺逆伤痕文学的历史潮流而动，《受戒》一出，洛阳纸贵。接续的，或许就是“风雅颂”中的颂之一脉。当然，这一“颂”，并不是颂一家一姓之帝王将相，而是对德性的赞美，追寻德性，也正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在今天，汪曾祺依然是学院的研究重点，但却很难说，还是当下写作的重要议题。也因此，追随汪曾祺，追随泰州人文思想中的“亲近”传统，在今天，是会感到寂寞的。但我又以为，一民族的文化的最深层也是最古典的部分，应该是德性，德性需要赞美。这并不为过。
但德性如何追寻，于文学，却是个大问题，学问中人，可以埋首经典，文学，却总是要面对现实。因此，就不得不考虑现实的种种变化，否则，就是向壁虚构了。仅此而言，我想，泰州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在中国，晚近最大的变化，来自大规模的工业化。相对苏南而言，泰州所在的苏北地区，工业化起步较晚，但是，后发有后发的好处，泰州文人，恰恰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工业化给中国乡村带来的种种变化。
这种变化，应该说，已经体现在泰州诸君的写作中，读他们的作品，多少也能读出一种“乡愁”。在今天，“乡愁”当然重要，这也意味着我们开始从现代化的迷思中走出，去思考流逝的事与物，包括消失的德性。可是，仅仅有“乡愁”，又是不够的，“乡愁”的重要性只是在于，我们在对“乡愁”的叙述中，能够生产出什么样的新的思想。
可以预见的是，因为工业化程度的加剧，未来数年，“乡愁”可能会成为一个流行的文学主题，而随着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逐渐成熟，各种议题（比如环保）也会乘势进入文学。这一点，我希望泰州诸君能够对此注意。
90年代泰州东进路
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非常悖论的世界，一方面，中国人多地少，而随着农业现代化，这一问题只会加剧，不会减缓，而如何转移或者消化农村的剩余人口，是一个根本的大问题，事关国计民生，无视这一问题的存在，所谓“乡愁”，很可能成为一套浅薄的修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固然优美，但解决“生计”问题，却是中国大部分农民的现实需要。无视这一需要，很可能落入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而且，很可能，这一现代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会以古代“田园诗”的形式出现。
还不仅如此，在文化层面，包括生活方式，乡村也在发生激烈的变化，乡村也有网络，农民也在看韩剧，逛超市，学着去菜市场买菜，也成为流行且习惯的生活形态。因此，简单的复古或者乡愁，只是文人的自我慰藉，于现实的乡村并无太多的关系。而更根本的是，在这一工业化的大趋势之中，尤其是资本的介入，乡村的结构，包括伦理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这恐怕是最为重要的。去年，泰州文联召开“里下河文学与乡村伦理”的学术研讨会，我以为，是极具理论眼光的。伦理关系的变化，正来自现实的人的交往关系的变化，传统的共同体形态逐渐解体，市场关系全面介入到人的生活甚至无意识之中。因此，如何重构一种新的乡村共同体形式，恐怕依然是需要泰州诸君认真思考的事情，而且，此事体大。
不管什么问题，我们实际上都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可能彻底拒绝现实已经形成的各种关系，包括市场关系。我们只能在现实中思考，而且，形成一种有“节制”的叙述。说文学是一种自由的写作形态，我并不完全认同，“汪洋恣肆”，害了很多人。真正的艺术，是一种限制中的自由，好的文学，也一定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
这样说，似乎有“问题”文学的嫌疑，但哪一种文学没有问题？对“问题”的排斥，也正是近三十年文学的问题所在。“问题”没有问题，区别只是在于，好的文学，一定是在各种问题的缠绕中思考，从而构成文学（也是写作者自我的）内在的辩论性。
假设这一“问题”能够成立，那么，我也不希望泰州诸君过于匆忙地将“问题”形而上学化，甚至，不要过于自我。我仍然希望泰州诸君能够脚踏实地，在“亲近”二字中作文章，老老实实地深入生活。
这一文章的做法，也并无什么捷径，无非两条路，一是实践，二是历史。
以我对泰州诸君的了解，他们大都具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无妨再深入基层，只有在基层的实践中，才会真正遭遇各种问题的缠绕，这些问题，会矫正我们自以为是的“想象”，然后才可能有一些新的想法。在这一点上，学学赵树理，学学柳青，也是可以。不要怕被人讥笑为“经验主义”，今天的文学，恰恰是各种观念纷纷先行。
历史当然也是重要的，我们终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或者，乡村从哪里来，期间，又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为什么。而在所有的历史的变化中，当然包括共和国的历史。某年，我到泰州姜堰的一个小镇，那个镇的展览馆，保留了很多的契约，其中，也有1950 年代农民卖地的文书。那些契约，构成了一部历史。
而在历史的温习中，我也希望泰州诸君暂且先放下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如果有这种偏见的话。而是客观地看待历史，即使做不到“了解之同情”，也以一种冷静的眼光，观照历史。我有时甚至以为，今天的文学，即使做不到生产一种伟大的思想，那么，老老实实地记录下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变化，也是好的。
我有时又会以为，一国之根本，在于一国之乡土，乡土社会，堆积了数千年的文化记忆，这些记忆很可能起到一种暂时的缓释作用，使我们在现代化的疾驶中，停一停，想一想。在这一意义上，保守也未必一定是坏的。
这样说，是要把泰州的“里下河文学”纳入到所谓的“乡土文学”之中了，对，也不一定全对，要看对乡土文学如何理解。
费振钟兄近年一直在泰州挂职，对泰州的乡间，自是有所了解，对乡土文学，也有自己的看法。近年，我和他数次交谈，获益匪浅。比如说，费兄认为，所谓乡土，并非乡村，城镇的重要性，是要考虑的，换句话说，所谓乡村文化，并非完全自足的，而是一直在乡／镇中互动。我以为是。
中国的乡土文学，一直有着“村庄”的书写传统，这一传统，在现代，当然是鲁迅，“未庄”已经深入人心。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家庭自是基础。宋以后，小农经济崛起，家庭间的关系就变得重要起来，所谓伦理，家庭是核心，但延伸开去，就是村庄了，一家一姓之村庄，便以宗族的方式体现出来，但中国村庄，越到后来，越是“大杂居、小聚集”，简单地说，就是“混居”的形态。因此，农村的阶级矛盾，有时，就会以宗族／姓氏间的矛盾呈现。这一点，鲁迅的《阿Q 正传》早有涉及，继承者，有赵树理等。当然，很多矛盾，无关政治，日常生活的很多琐事，体现在村庄的治理之中，而村庄的治理，也就此成为乡土文学的关注重点之一。这一治理，在不同的思想脉络中，有不同的理路，有重新强调“乡规民约”的，也有依托“合作化”，试图重构一种新的共同体形式，等等。不管怎样，都试图让中国的乡村重新“组织起来”。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晚清以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乡村要不要组织，怎样组织，什么样的形式组织，这些，都是大问题，“里下河文学”为什么不能加入到这些问题的思考之中呢？
但村庄不是孤立的，鲁迅的“未庄”就并不孤立。看村庄，两种，一种从世界看村庄，另一种，从村庄看世界。但世界是什么，有点抽象。于文学，却是要具体的。或者说，我们要找出世界与村庄之间的一些中介性的联系。
费孝通
中国的乡村，尤其是江浙一带，城镇极为发达，镇，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更是文化中心，说得夸张一点，甚至起到了“组织”生活的作用。费孝通先生考察江村经济，指出两点，一是兼业，二是农工。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并不“纯粹”，中国的乡村，也不纯粹。兼业或者农工，就有交换关系的要求，生产出集市，而市场，是要早于资本主义的。因此，把乡土社会写成一个“纯粹”的农民世界，又不一定是贴切的。而再往上，就是县城了，县城根植在乡土社会之中，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县城、乡镇、村庄，各自为政，又相互影响，并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地方”。鲁迅，不仅有“未庄”，还有“鲁镇”。因此，我很希望，“里下河文学”是乡土，又不仅是乡土，而是完整地再现一个“地方”的变迁。这个“地方”，由各种抽象的关系构成，而文学要考察的，也正是这些抽象的关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当然，今天的泰州，变化很大，变化的因素之一，是农民进城，不仅进城，而且还进了大城，农民的流动性，进而形成了文化的交换性。这也是，我所说的顺势中的逆势，或者将错就错的原因之一。我们实际上无法简单地回到过去，所以，只能在这现实的语境中思考新的可能。所以，在今天，离开城市，所谓乡土，又是片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