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古籍版本鉴定及其他_风闻

国内九十年代兴起的拍卖行业中，瓷器、字画、邮票、钱币、家具、钟表等众多的文物都在各种拍卖图录中有所反映，以图书来说，就有古籍（含善本书、普通线装本）、民国旧书、各种报刊杂志、1949年以后的画册等。而在这类图书中，尤以古籍善本最为贵重，因其稀见，故受收藏家青睐，价格也持续攀升。近些年来，翻了一些古籍拍卖图录以及图书馆编的善本图录、古籍版本专着，偶而发现有版本鉴定错误。由此想到的是，图书馆或拍卖公司的出版品中若有古籍版本上的鉴定错误，那必定会误导读者及买家。

我所经眼的各种善本书目中，错误率最高的是北京某图书馆所编的《×××××善本书书目》，讹误之多，触目惊心，其第一页即有九处，第二页为十四处，真的是可报世界记录了。

记得二十年前，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工作时，为了搞清几部版本的真伪，曾去某大学图书馆看书。那次看的书共四部，一为《巴西文集》，原作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黑格，有“遗稿天留”、“知不足斋钞传秘册”印，并乾隆四十年鲍廷博跋、嘉庆三年金德舆跋；二为《元遗山集》，有清钱大昕校；三为《默记》，题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书口下刻“知不足斋钞本”，有“知不足斋鲍以文藏书”印，并王懿荣校；四为《锦里耆旧诗》，有吴骞“吴兔床书籍印”。结果，前三种均有问题，不仅仅是校跋均伪，而且版本及藏印亦假，仅有第四种为好。所以我以为：在我五十年的版本学实践中，最难的亊就是版本鉴定。

版本鉴定，实在是一门学问，想古人得书不易，所以才有节衣缩食，竭力营求之举。更有穷书生，雨夕风晨，手抄各本，亦苦差亊。如若不知鉴识真伪，不去检点卷数，也不辨别纸张字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购得张冠李戴之书，淆乱耳目，则又为大不值之亊，至少是心理上不平衡，因为有受骗之感觉。是以藏家必须具备目录学、版本学之知识，多有实践，去经眼不同版本，不断积累经验，当能逐步识别古籍图书被人为造假的手段。

过去我写过几篇关于版本鉴定的小文，长者万馀字，少者三二千字，都是揭露不良书估之恶行。但这种例子实在太多，枚不胜举，我也知道，要想理出一个头绪，不是简单之亊，加上工作繁重，也没时间去细细思考，故先将笔记本中所记书估作伪的小例罗列于此，尽量避免与过去所举之例相同，或可使有兴趣此道者有所参酌。

作伪之风，自明代即有，在已印成的本子上想方设法作假，以伪造宋本，而清代佞宋之风盛极，伪宋本者更多。明高濂的《遵生八笺》之《燕闲清赏笺》论藏书篇曰：“近日作假宋板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板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将新刻板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装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锥书本子，委屈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这些方法一经使用，必使初习无经验者入套。

清蒋光煦《拜经楼藏书题跋记》，更是对不良书估历数罪状，大加挞伐：“光煦少孤，先人手泽半为蠹鱼所蚀，顾自幼即好购藏。三吴间，贩书者皆苕人，来则持书入白太安人，请市焉。辄叹曰：昔人有言，积金未必能守，积书未必能读，若能读，即为若市。以故架上书日益积。稍长，欲得旧刻旧钞本，而苕贾射利之术，往往索时下诸刻，与易而益之金，则辗转贸易，所获倍蓰。未几，凡余家旧藏，世所恒有之书，易且尽矣。今计先后裒集者，盖得四五万卷，露钞雪购，其值已不赀。而旧刻旧钞本之中，苕贾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目，剔画以就讳，刓字以易名，染色以伪旧。卷有缺刬，他版以杂之；本既亡，录别种以代之，反复变幻，殆不可枚举。故必假旧家藏本，悉心雠勘，然后可安。”

以上这两条明清文人的记载，真可谓一语破的，鞭鞑入里，而又言近旨远，非有真知灼见者不办。

至于伪书制成之后，书估又往往互相勾结，散布消息，以期先声夺人。某位哲人曾说过：“在市场上吆喝最凶的，是最想把劣等商品推销出去的人。”所以，市侩狡诈，诡谲百出。然而，不良书估再怎么作伪，手法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大致说来：留存旧序，撤去有刻书年代的序文；以丛书零种充作单刻本；残本充全帙；伪名人抄本；染色以充旧；伪造名人藏印；剜序、剜出版者、剜去书口上之出版年或补刻之页，妄加牌记、鱼尾，以充它种版本或充宋元版本或原刻；二书拼配为一种。详述如下：

一、留存旧序，或撤去有刻书年代的序文。此指书估在序上做文章。凡一书之成，必有序。序有二义，一序其作者之所以作也，如其义有未尽，则作后序。二序其所以重刻之指，或岁久版坏，纸敝墨渝，缮写而重刻之，非是，则于书中抽出其论赞，并其述重刻旨意之序。

有的书被书估撤去了序，是为提前刻本的年代，以图卖个善价。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云：“《周府袖珍方》，正统十年民臣熊宗立刊黑口本，每半页十六行，行三十字，十二册。乾隆朝士人，沿明季书帕习气，往往重价购宋元版书以充羔雁。而书估黠者，又割去明之纪元，冒为元刻，余见过两部，皆割去纪元。”

津曾见《诗经集传》八卷，上海图书馆原作“明万历刻本”。此书无锡市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浙江玉海楼三处都有入藏，三馆之藏本有崇祯四年魏浣初序、崇祯辛未汪应魁自序，而上图本这两篇序皆被估人截去。

台北图书馆藏《尚书辑录纂注》六卷附书序一卷，元至正十四年（1354）建安翠岩精舍刻本。此本有牌记，云：“庆元甲午孟夏翠岩精舍新刊”。然“庆元”两字系后人手书，非原刻字样，盖系书贾伪作以充宋本。据董鼎自序署“至大戊申”，戊申即至大元年（1308），至大为元武宗年号，而庆元（1195-1200）则为宋宁宗年号，下距至大百馀年。又按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着录之书，与此同版，但“庆元”两字原系空格。

二、以丛书零种充作单刻本。丛书零种和单刻本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书估收得丛书的零本，当然不值几个钱，而且也配不成全帙，所以别有用心者就以零本当作单刻而欺骗顾客。多年前，我看到上海图书馆藏《娄江志》，清顾士琏辑，原著录作“不分卷”，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此实为《吴中开江书》之零种（另二种为《新刘河志》正集一卷附集一卷、《治水要法》一卷），应作二卷。书口所刻“卷上”二字为书估挖去，以充全帙。盖此书佚去卷下，卷上也缺后面二页。书估将卷上析为二册，所有卷数字样，悉被书估剜削，以泯不全之迹，然尚有馀痕可寻。

《云林石谱》三卷，宋杜绾撰。清顺治三年（1646）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刻《说郛》本。无序跋。按，此书“哈佛燕京”所藏，原作善本，今删。此《云林石谱》在《说郛》内，同册还有《砚史》、《砚谱》（二种）、又《端溪砚谱》、《歙州砚谱》、《歙砚记》、《辨歙石说》、《渔阳石谱》、《宣和石谱》九种。书估应是得一《说郛》残本，中有《云林石谱》，抽出后加以衬纸使之变厚，而成每卷一册。津细察衬纸，皆为残书之页，中有明天启二年（1622）刘懋勋刻本《删定武库益智录》（二十卷本，明何东序辑，国内仅贵州省图书馆藏一部）、明万历刻本《元曲选》、清嘉庆刻本《介休县志》及不知某书之排印本残页。由此可以知道，这必为小书估所为，大书估不为也，大书估要做做大的，这种费力少利之亊懒得考虑。且当时店中残本甚多，售与纸厂为还魂纸，论斤秤也不合算，于是将残本拆开，充作衬纸，一本为三册，或可多得几钱。

《沉归愚诗文全集》七十三卷，清沈德潜撰。清乾隆刻本。二十四册。全集内容包括《归愚诗钞》二十卷、《诗钞馀集》十卷、《诗馀》一卷、《归愚文钞》二十卷、《文钞馀集》八卷、《矢音集》四卷、《归田集》三卷、《八秩寿序寿诗》一卷、《说诗晬语》二卷、《浙江通省志图说》一卷、《黄山游草》一卷、《台山游草》一卷、《南巡诗》一卷、《沈德潜自订年谱》一卷。此书种数较多，全帙不易，估人有得部分者，往往作单刻售卖，如《归愚诗钞》二十卷，也有扉页，刊“归愚诗钞”四字，此以单刻售卖，即以零充全。也有得其数种者，拼凑在一起，另起个名目，以蒙骗藏家，如《归愚六种》，六种者为《归田集》、《说诗晬语》、《浙江通省志图说》、《黄山游草》、《台山游草》、《南巡诗》。估人将其中一种之扉页割去中间部分，填纸又书“归愚六种”，并在左侧写有六种之书名，右侧保留“长洲沉确士著”及右下所刻沈德潜三印。一般人若不细看，只当是沈德潜的另一著作，很难窥知估人做的功夫，如细加审谛，可见“归愚六种”四字墨色甚深，六种书名小字墨色虽与印记颜色相似，但还是有差别。如放在灯光下照看，可看到挖补痕迹。此为将残本改换名目，即将残书做手脚后充全售卖。

此类丛书零种较易查证，一般来说，零种书多无序跋，盖丛书之辑者在丛书的第一种第一册的序（或最后一册的跋）中有叙述。当然，要说明的一点是，不仅是书估们有意为之，另种情况是图书馆的专业人士鉴于水平的原因，也会将丛书零种看成单刻本，进而误导学者或研究者。如《日藏汉籍善本书志》（严绍荡编着，中华书局，2007年），第一页第一款即是丛书零种，此《书志》内将丛书零种当成单刻本者有百例之多，全部错误。

三、残本充全帙。书估若收得残本，每每挖改目录，移缀卷次，以冒充全帙。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乃书估作伪常用伎俩，只不过是有的精工细作，不易看出；有的手法笨拙，显而易见罢了。一般人很易被蒙骗，所以一书在手，多翻几页还是需要的。究其原因，多是由于兵燹或非常突变时期，古籍图书作为私人藏品往往受到损失。就以1930年秋天，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为例，大盗尽劫阁中藏书以去，于是宋元椠刻、旧钞名校之本，多流落津沽、燕市之间。可想而知的是，其时摧烧攘夺，往往一书而分割于数人，一函而散裂于各地，或某君得其上，另人私其下，或首帙存而卷尾毁，零乱错杂，而不可究诘。至于乐昌镜圆，丰城剑合，则是难于上青天了。下面略举数例：

《圣政记》十二卷，明蓝格抄本，四册，存一至二、四、七。此书编目者原作四卷，盖未注意书估将卷四之“四”字改挖成“三”字，卷七之“七”字挖改成“四”字。以残本充全。

《古今律历考》七十二卷，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延安府徐安刻本。存卷一至三十二，目录页被挖去卷三十二以后的部分。此书作得很用心，一般人很难看出做假。

《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五卷，宋刻本。袁寒云跋。存卷一、四、五卷。此本确为宋刻精椠。据《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藏目》，应为五卷，但贾者弄狡，将此三卷铲去标目下的卷数诸字，易以浓墨仿宋上、中、下三字，且钤上毛晋、安岐、毕泷、梁清标等人的鉴赏印，冀以全书眩人。袁寒云跋中云：“不知残本亦自可贵，损其面目，反增遗憾耳。”

《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1525）汪谅刻本。第一页“莆田柯维熊校正”一行被割去，并被人钤上“语古”、“耆德”、“华阳仙史”三方闲章，初看不易觅见破绽，但在灯光下一照，则原形毕露矣。

《大易疏解》十卷，明崇祯刻本。存卷一至九。目录页卷九后为估人割去。

《农书》三十六卷，元王祯撰，明嘉靖九年（1530）山东布政使司刻本。存四册，存农器图谱之部分，凡涉及卷数处，皆被剜改。

《荀子》二十卷，明嘉靖十二年（1533）顾春世德堂刻《六子全书》本。上海图书馆有四部，以翁同和批校并题跋之本为最好（除钮树玉、顾广圻、惠士奇校本外）。又有二部为据世德堂本重刻，但剜去“世德堂刊”四字。又有一部残存十卷，书贾割去后半目录，以充全本，且修补得什好，可作样本。

《杨子卮言》六卷，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刘大昌刻本。存一册。卷次不详，书口所刻之字尽剜去。此本行款皆同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刘大昌刻本。

《万氏家传保命歌括》三十五卷，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怡庆堂余秀峰刻本。但此书仅存卷一至四，书估将目录页卷四后全数割去，每卷边上之字也均挖去。此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全帙。

又如《世经堂集》十六卷，残去末册，为充全帙，书估将目录页卷十五之后之字样全部剜去。

《林屋集》二十卷，明蔡羽撰，明嘉靖八年（1529）刻本，存四册。按，《林屋集》为诗十卷、文十卷，后又附《南馆集》十三卷，为诗五卷文八卷，在《南馆集》末有“嘉靖癸卯孟夏刊”一行，后有嘉靖二十八年门人陈弘策跋。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七引述陈跋云，《林屋集》为门人所刻行，《南馆集》则羽殁后，为郡守南岷王公所刊，板藏郡斋。此本仅存诗十卷，为卷一至十。目录页第九页后半为估人抽去，并重抄卷十目录后半，以充全本。

《新镌旁批详注总断广名将谱》二十卷，明末刻本，存四册。存十卷，为一至十。此本目录页后半皆为坊贾撕去，盖欲以残充全也。书贾够狠，索性撕去而不要装扮，真是凶相毕露。

“哈佛燕京”藏沈德潜的《竹啸轩诗钞》，清乾隆刻本，写刻甚精。目录页卷十后有“古今体诗三十六首”。乍看之下，也不觉得卷数有什么问题，所以，编目人员据目录页作“十卷”。但细阅此书，卷十之诗为二十一首，非三十六首。那是什么原因呢？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书十八卷，当为全帙。那“燕京”十卷本，应为书估以残充全，在第一册目录页中抽去一页（即卷十至卷十七的内容），而碰巧卷十八的目录是另纸的开头，所以书估不必割裂或添补。

我还想举一个很妙的现实例子。前几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四家文钞》，线装本，卖得很贵，一般学者根本买不起。但此书是一部残本，前言为社长、总编辑以及县文化馆馆长三人具名所写，大赞此书之学术价值。而从扉页上看，就可知道这并非是原刻，而是一张抄配的页子。而“三十四家”实为残书，全帙应为《七十二家集》（详见拙著《书城风弦录》）。

四、伪名人抄本。对于书来说，伪造著名学者、收藏家的抄本或题跋，也时有可见。名人名头大，所以不良之徒，往往打着“名家”的旗号招摇撞骗，演出一出出大小戏目。伪名家字画，自古以来就有，《在园杂志》卷一有“骨董”二则，其一说的是：看字画，经纪不如士夫；看铜玉器，士夫不如经纪。一日，某经纪持字画数轴求售，内一轴为米元章书，经纪极赞其真，旁观者亦予以称道。但士夫却在旁笑而不语。众人哗曰：“无论米字逼真，今不能及，即伯生、匏庵、石田所跋，亦非近代手笔也。”士夫说：各位有所不知，此轴所书之诗，为清朝初年申涵光所作，乃是铜雀怀古之作。诗云：“漳南落木绕寒云，野雉昏鸦魏武坟。不信繁华成白草，可怜歌舞嘱红裙。西园乱石来三国，古瓦遗书认八分。七十二陵空感慨，至今谁说汉将军。”随即检申氏诗集来看，果然如士夫所说。

以上例子说明士夫博学多才，有心人以今人之诗作书伪作宋代名人书法，经纪及不懂鉴定者即看走眼，误判。如果说书估于一书割裂移易，以充羔雁，犹原有所本的话，那一味向壁虚造，置时代人物而不顾，更可见少数人利欲熏心，欺世罔俗，无所不用其极了。如上海图书馆藏《枞密集》三卷，为清陈鼎（梅根）撰，抄本，三册。有嘉庆十八年王昶跋。王为乾隆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但嘉庆十一年即逝去，怎么七年后又起死回生了呢？所谓的王字笔法轻飘，软弱，水平低下，绝为后人所伪。

另又见《梦观集》，一册，清抄本，书中有“义门手抄”四字，此为书估欲以何焯手抄本而售善价者。

《说苑》二十卷，明抄本，此本有“嘉靖四年己巳季冬月贵州提学副使馀姚王守仁书”二行。按，嘉靖朝无己巳，而嘉靖四年为乙酉，但己巳却是正德四年。明官制有提督学道，无提学副使。王阳明于嘉靖初年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其后数年，辞官居越，久已不在贵州。妄人作伪，殊可憎也。

北京某大学图书馆原作明抄本的《嘲颐》，一册，清黄丕烈校并跋，纸是新皮纸一类，黄字是比黄丕烈还黄丕烈。翁方纲《复初斋诗草手札》，大约二十馀札，俱伪。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识》里有《汗简》七卷，作“传写本”。后有冯己苍（舒）跋，陆心源定为冯氏手写本。傅氏云：此书笔迹庸俗，乃近数十年中钞胥所传录者，断非冯氏手迹，其钱遵王藏印亦伪，陆氏殆为贾人所绐耳。忆己未秋余游淮南，闻书估陈蕴山言，昔年在常熟购得冯己苍手写《汗简》，为崇祯末避兵乡中所书，有手跋数行。然则真本固在虞山，存斋所得为膺鼎无疑矣。

伪字多呆板做作，往往在字与字之间牵丝处出现破绽，这是要注意的。

五、染色例。将明、清、民国刻本染成旧色，以充作宋本或旧本，此为书估之惯伎。1949年以前，苏州书肆中有些人都是作伪里手，其以红茶水染灰黄之色，这种染过的纸色深浅不匀，纸色灰暗，不能呈现自然之旧色。一般来说，染料溶解后要用细筛网过滤，染色水要及时使用，保存时间不可超过24小时，且水质对染色也有影响。如染色不匀，其原因当为染料溶解不透或染料调配不当，致使纸上的染料颗粒聚集一起，形成色斑。同时，将纸放入调好染色的水中时，不易掌握取出的时间，瞬间颜色变深，会很难看。所以，经过染色之书，极易识别。但亦有染得较好者，如雷峰塔藏经。

津早年在上海图书馆普通线装书库中见有《四书集注》，清末寿州孙氏据宋本重刻，共有二部，但一部染色，以充宋本，另一部则呈原色，两者放在一起，真伪立判。又如《节孝先生语录》一卷，原著录为清初刻本，纸张染色，疑为清末刻本。甘肃某馆有《宋相臣传》，题“宋刻宋相臣传”，存四册，纸染色，实明刻本也。

“哈佛燕京”藏书中也有数部染色充旧之书，如《尔雅注疏》十一卷，明刻递修本；《图像本草蒙筌》十二卷首一卷《总论》一卷，明崇祯元年（1628）金陵周如泉万卷楼刻本；《新刊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三十五卷，明刻本（且有刘墉“石庵”伪印）皆是。津又见“哈佛燕京”藏题宋刻元明递修本之《新刻名臣琬琰之集》，纸张即为染色，不匀之处，一眼即可知晓。

六、假印例。版本鉴定，印章是辅助因素之一，前些时，津曾写过一篇专讲藏书印鉴定的小文，举了数十例，现再作补充。1978年5月，津陪侍顾师廷龙先生在杭州某图书馆看书，见一明崇祯刻本《易经纂注》，八册，有劳权钤印数方，如“劳权之印”、“丹铅精舍”。原著录作“清劳权校”。但细审之下，均为伪作。

书估制作假印，真是什么名人都敢做，我曾见过有好几种书上，都有元赵孟俯印，或钱谦益印。赵、钱二人都是大名家，所以也是不良书估的造假对象。八十年代时，我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看明天顺四年（1460）贺沉、胡缉刻本，书上钤有“赵子昂印”、“赵氏子昂”、“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之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毋宁舍旃”、“钱印谦益”、“牧斋”等印，篆工拙劣，印色暗红一律，差劲之极。又赵氏所钤印中，绝不可能自称“赵文敏公”，所以，书估的文化水平不高，历史知识浅薄，也可见一斑。

《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卷目录二卷，唐白居易、宋孔传辑，明刻本。钤印有“松雪斋图书印”、“赵氏子昂”，伪印也。按，今存之《白孔六帖》，有三种宋刻本，均为残本，为《新雕白氏六帖亊类添注出经》、《孔氏六帖》、《唐宋白孔六帖》。元代无刻本，明代仅有一刻，即此明刻本。估人钤以赵氏伪印，可蒙人以为赵氏所藏宋本。

津尝见《周宪王乐府》三种，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作“明宣德刻本”，误。此实为石印本，乃民国间罗振常蟫隐庐仿古影印，此书钤“石经阁”印（冯登府）处原有小印一方，为后人挖去，钤冯氏印记于上，做得极工，纸染淡，配以粉笺封面。

《通志》二百卷，宋郑樵撰，元大德三山郡庠刻元明递修本。此书有王士祯印，伪。

《节孝先生文集》三十卷，宋徐积撰，明刻本。此本有“子晋”、“汲古主人”两印，皆伪。原著录为元大德十年修刻本。此本目录末之次页后，有割裂，补以它纸，割裂处应为牌记或记载此本刊刻之年之依据。

此外，津历年所见如明正德刻本《南行稿》一卷《北上录》一卷，以及明崇祯十三年秦氏求古斋刻本《九经》五十卷上所钤的劳权印；清抄本《内阁藏书目录》八卷上的毛晋印；清陈贻谷撰稿本《左传嘉集》四卷上的陈鳣印；宋刻元明递修本《古史》六十卷中的天禄琳琅诸印等，都是书估伪作。伪印钤在善本书上，不啻有佛头着粪之感。

早时，读一知先生“古书作伪种种”，有“南北市肆作伪之本领通天者，当首推吴下之文学山房。估人颇知版本，熟读目录及藏书家故实，常以残书改头换面而为完帙，受愚者不少。余箧中亦有两种。……此肆尚有吴中著名藏书家伪印不少，往往得旧本钤印其上。常见者为袁寿阶五砚楼印，然印甚劣而印泥亦不佳，一见即可见其伪，不足道矣。”

当然，也有另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即书好跋真，但藏印却伪。究其原因，是由于书估或个别藏家处有前代著名藏书家的各种伪印，却又生怕别人不知道某书之珍贵，于是在所得的珍本上遍钤名家伪印。潘师景郑先生曾告诉我，道光间的藏书家张蓉镜就做过此亊，如明万历间姚宗仪纂修的《常熟私志》二十八卷，稿本，存卷一至五，书上钤有项元汴、毛晋的伪印。又如明初刻本《寿亲养老新书》四卷，有黄丕烈跋，但书中的黄氏印却是伪印。再如“哈佛燕京”藏旧抄本《广成集》十二卷，书中有佚名录清黄丕烈跋，黄跋后钤有“荛夫”小印，又有“汲古阁收藏”，皆伪印也。此书另有张氏“曾藏张蓉镜家”、“小琅环福地秘籍”等印。三种书上的伪印，皆为张蓉镜所钤。

七、剜序。书估的作假手段无奇不有，剜去原书上的序年也是一种。如《和靖尹先生文集》十卷，宋尹焞撰，明嘉靖九年（1530）洪珠刻本。蔡宗兖序末署年被剜去，意图充宋本。蔡序应作于嘉靖九年。又书末洪珠刻书序，也被抽去。洪珠，字玉方，福建莆田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此本又有“季振宜藏书”、“沧苇”印，不真。

《诗外传》十卷，明嘉靖沉辨之野竹斋刻本，此本有翻刻本，凡有刻工王良智者则为原刻本，有刻工郑宇者则为翻刻本。曾见重庆市图书馆的一部，也被书估玩弄小技，将书中“至正十五年龙集乙未钱唯善序”中之“至正”两字剜去，改印“淳熙”年号，又将序后下半页原有“吴郡沉辨之野竹斋校雕”牌记及首页版心下“王良智刻”四字挖去，以充宋本。

《亊类赋》三十卷，宋吴淑撰并注，明嘉靖十三年（1534）白玶刻本。此本仅卷三十末刻“宋绍兴丙寅右迪功郎特差监潭州南岳庙边惇德、左儒林郎绍兴府观察推官主管文字陈绶、右从政郎充浙东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亊李端民校勘”三行。按，此书有宋绍兴十六年（1146）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载此书“有嘉靖十三年甲午冬十二月朔嵩渚李濂序，称开封太守南宫石岩白公刻诸郡斋云云。前绍兴丙寅仲夏廿三日右迪功郎特差监潭州南岳庙边惇德序，次吴淑进书状、卷末衔名三行。有嘉靖甲午祥符县儒学署教谕亊麻城陈同后序，称绍兴中郑提举镂梓于东浙，而中州四方传布未广。甲午岁，余领教在汴，太守石岩白公命校阅，将捐俸锓行，且录本间或脱略，请于大宗师颐庵吴公，得其善本质定，然后脱简完辑云云”。此本序及后序俱佚去，书估所为，有意充宋本。

八、妄加牌记、鱼尾。津曾在浙江某地看到一部《纂图互注荀子》二十卷，半页十二行二十六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有耳题。原著录作“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刻本”，依据是卷十八末有“至元戊子刊行”一行。经与上海图书馆藏本相核，当为一版，乃明刻本，非元椠也。所谓依据，是估人摹描妄加，意在明本上描以“至元戊子刊行”牌记，以充元本，或得善价。

我见到的一个最花费工夫的、且最肆无忌惮的拙技，是将一部书的书口上妄加鱼尾、黑口，以充另一版本。那是《荀子》二十卷，明刻本，存卷一至十二，十行二十字，白口，无鱼尾。但是，书估用小木块雕成鱼尾状，又用另一长方形量好尺寸的木块在书口上分别在白口处盖上鱼尾和黑口。此外，一不作二不休，竟然还伪造了清代重要藏书家黄丕烈的跋写在书末，并钤上伪造的黄印。这种为牟利，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九、剜去出版者，以充它种版本。《汉隶字源》五卷《碑目》一卷《附字》一卷，明常熟毛氏汲古阁刻本，此书有汲古阁、钱曾、何焯藏印，均伪。版心下“汲古阁”三字俱剜去。

十、剜去书口上之出版年或补刻之页，以充宋元版本或原刻。清代书肆中，时有宋元本现身，但亦有真赝之别。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七跋宋刻本《碧雪集》中说的一段话，就非常有趣，他说：“道光癸未岁三月，余挈儿辈就试玉峰。因遍覌骨董铺，中见有标题宋板者无不取阅。闻有郝李二公祠，中为邑故家某氏所藏物聚处，遂过之。举所云宋板者，非特元明之物视如珍宝，即近日复刻本亦重价居奇，无他，欲以赝乱真，欺人不识也。”癸末，是道光三年（1823），距南宋近700年，与我们今日见到的明初刻本时间上差不多。可见当时古董铺中所售之书，题宋版者，多为不真之物，所云“近日覆刻本”，当是嘉庆、道光间的仿宋刻本。所以书估作假唬人的把戏，只能骗骗一般的读书人或新的没有实践经验的“藏书家”，而碰到像黄丕烈这样的“老眼”，就不行了，也是因为假货太多，使黄丕烈大失所望，“故各市皆懒再过之”。

上海的孙实君在他写的书估作伪的文章中，举例有宋刻明修补印本《王临川集》，说旧社会中书贾为谋求高额利润，将原来补刻的书页尽行撕毁，另以染色的抄页代替，冒充宋刻宋印，并伪造名家藏印，以抬高书价。孙先生见到的一部，每册都钤有毛晋汲古阁伪印。他还见到元兴文署刻本《资治通鉴》、元刻本《玉海》、《通志》，都有将明代补版的书页撕去另行补抄的情况。

这种手法，津六十年代在上海图书馆时也曾见过几部，所有卷数，悉被书估剜削，以泯不全之迹，一部是宋刻元明递修本《南齐书》，此书五十九卷，书口上也为书估作了手脚。由于是官刻的递修，所以在书口刻有何时补刻的字样，如“嘉靖八年补刻”、“嘉靖十年补刻”等。但是，这些补刻的字样全数被挖。粗心的顾客或藏家一时疏忽，没有见到递修的字样，就会误认此本为宋刻原本，当然，这部书的做工虽然很细，谨慎审看还是能发现破绽的。另一部是元大德十年（1306）信州路儒学刻明嘉靖递修本《南史》八十卷，也是用的同样手法。

《汉书》一百卷，版本项原作“元刻明修本”，实为“明正统八年至十年刻本”。书中有估人作伪，将书中书口之下书口剜去，重新换上薄纸并涂上黑色。笔者当时有疑惑，为什么要涂上黑色，变成黑口。后来，在日光灯下一照即露出破绽，但为何这么做呢？幸好上图还有一部，于是调出来，二本放在一起，真相方才大白。原来下书口上原有“正统八年刻”字样，估人剜去并作手脚，目的是想做成上下黑口，以期作为元刻本去卖。无独有偶，上图另有一《后汉书》九十卷，原作“元刻明修补印本”，书口下镌“正统八年”、“正统十年”字样，版式和《汉书》相同，知同时所刻，故版本项改作“明正统八年至十年刻本”。

《六艺流别》二十卷，此书原作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本，今改作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黄逵卿刻本。“玄”字避帝讳。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也有入藏，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本嘉靖辛卯黄佐序后割裂一行，再用它纸补之。疑即“黄逵卿”之依据。《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00册用的底本是翻刻本，但作嘉靖本，为中山大学馆藏本，鉴定错误。序后有“康熙丁卯秋七月玄孙逵卿云孙铭重梓”。

《花间集》十卷，明正德十六年（1521）陆元大刻本。正德间陆元大据宋绍兴十八年（1148）建康郡斋本重刻，迂宋讳缺笔，卷后有晁谦之跋，与宋本同。跋后有“正德辛巳吴郡陆元大宋本重刊”一行。此行他印本多剜去，或原版有之而后人割去以充宋本。《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宋版《花间集》，即此本。

十一、拼配例。部分佛经也要注意，有经文和扉画不是一刻的情况，我自己遇到过一种《开宝藏》中的《秘藏铨》（见拙著《中国珍稀古籍版本书录》）。这里说的是第二种，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大集譬喻王经》，原版本项作“宋刻本”。有人考证：此经实是由二个本子所配，一《普宁藏》，一《碛砂藏》，计二册，原为内廷之锺粹宫故物，曾著录于《秘殿珠林续编》。经折装，每册卷端有扉画三页及盘龙牌记一页，以上四页共一板。牌记为一金刚座，其顶及两柱分刻三盘龙及云纹，中题楷书“皇帝万岁万万岁”七字。扉画为说法图，题“教主释迦牟尼佛说经处”。此经之经文属于《普宁藏》，扉画则是《碛砂藏》。

就像古代字画一样，善本图书自从它有经济价值那天起，就有人做假，用尽方法来掩人耳目，招摇撞骗。尝阅《丹铅录》，谓苏杭坊刻作伪射利始于嘉靖之季，如取王涯之诗以益右丞，割张籍之卷以入他集之类。盖是时伪学已行，故人心之伪端亦启。苏州书肆中善作伪书者有好几家，手段五花八门，或挖补，或抽跋加目，或伪造藏印等。书估作假，开始也是钻研、实践、临摹，久之而专精，从而造就作假高手。赚钱乃天经地义之亊，理所当然。谚云：“利之所在，众必趋之”。又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利之所取，亦应有道，即应通过正常手段取得，如若尽想歪门邪道，昧己瞒心，迷人眼目，那信誉必遭人逅病。

版本之鉴定，实在是不易之亊，前人于此，虽名气大的版本专家，也不免阴错阳差，也有看走眼或犯错的时候，真是贤者不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所以孙庆增的《藏书纪要》，详述购书之法与藏书之宜，语重心长，其中鉴别一节所用篇幅最多，也是作者之心力所在。有云：“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徒为有识者所笑，甚无谓也。如某书系何朝何地著作，刻于何时，何人翻刻，何人抄录，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为宋元刻本，刻于南北朝何时何地，如何为宋元精旧抄本，必须眼力精熟，考究确切。……凡收藏者，须看其板之古今，纸之新旧好歹，卷数之全与缺，不可轻率。”

某《收藏》杂志上，曾介绍过一位“古籍版本学家”，并将此位专家鉴定过的几部明版善本配图印了出来。然而仔细一看，所举的几部“明版善本”都有问题。如图的第一种，应是清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影宋刻本。所谓的“宋淳熙本重雕鄱阳胡氏藏版”，是指江南布政使胡克家请太仓胡兆荪据宋淳熙本《文选》校订重刻。这就是著名的胡克家本《文选》，胡本流传甚多，是极普通的版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著录的胡克家本《文选》，一定要有名人批校方才收录。另一种《增补古今医鉴》，当是清代坊刻本，看上去也到不了清初。所以说，把普通线装书当作明代版本来鉴定，也可知所谓“版本学家”的鉴定水平名不符实。

周越然先生1945年初曾写过一篇“古书的研究”，他举了二个例子来说明此点。一是说叶德辉旧藏《韦苏州集》，叶的《郋园读书志》中称之为“北宋胶泥活字本”，后来书归周氏，周细细审察，知为明代所刻，非宋代之本，更非活字本。二是说四川重刻《唐诗纪亊》，断定原本为“宋刻”，因字之缺笔避讳，统与其它宋版书相同。实则原书系明嘉靖乙巳张子立刻本，重刻者不见子立原序，遂有此妄断。周氏藏有明刻本，且原序未失，故知其误。《盐铁论》的明代刻本，传世有十一种之多，其中名声最大，也属最重要者，当推明弘治十四年涂桢刻本。而叶德辉旧藏明正嘉间刻本《盐铁论》，将之误作明弘治十四年涂桢刻本，更是受到傅增湘的批评，傅氏云：“涂本字体秀劲，正嘉本则方整而神气板滞，全无笔意，已开后来坊工横轻直重之体，为古今刻书雅俗变易之大关键。凡鉴书者，但观其刀法，审其风气，即可断定其时代先后，百不失一。此收藏家所宜知也。叶氏乃以秀劲者为嘉靖本，反以板滞者为弘治本。强词以伸己说则可，若取两本并几而观之，当憬然于其故矣。”“叶氏阅肆未久，闻见颇隘，其持论倒置，宜哉！”

大凡专家权威只是相对比一般的人要精、专一些，但不可能是万能的。因为人的见识及学习时间毕竟有限。当然也有所谓“专家”、“权威”，或许因为在图书馆的文献部门或特藏部门工作，有一点基础知识，或者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所见当比社会上一般爱好者为多，但是有一些人却不往心里去，也不去作更深一些的研究，因此这类“专家”见识也就不深，在鉴定版本时，有时误断率就很高。至于心术不正或凭个人关系妄下鉴定结论，那就是另一回亊了。所以专家权威之论，也应有真凭实据为证，应说出个所以然来，不应妄下结论。对于一般的学者或藏书爱好者，自己要多查工具书、参考书，要做到不轻信前人的著录、要慎思独行，才有收获。

在各种版本中，有一些极易被误判，如明崇祯六年寒山赵氏刻本《玉台新咏》，《竹汀日记》言：宋刊《玉台新咏》小字本，刻甚工，每页三十行行三十字。按此刻实崇祯六年寒山赵氏翻宋麻沙本，赵氏本有跋，书估撕去充宋刻。陶斋督两江时，以龙元百枚购一初印本，亦误以赵本为宋刻。宋本行款参差不一，赵氏刻时已整齐一番，且多改易字。《荷香馆琐言》卷下云：王士祯《香祖笔记》谓在京师曾见宋本《玉台新咏》，今寒山赵氏翻刻本可谓逼真，此语恐未可信。《香祖笔记》成于渔洋晚年，解组后殆追忆模糊，故见赵刻遂谓逼真也。

宋沈括的《梦溪笔谈》的版本很多，最早者为元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次为明弘治八年（1495）徐瑶刻本。明代还有明刻本、万历三十年（1602）沉儆吤（口改火旁）刻本、万历商浚刻《稗海》本、崇祯四年（1631）马元调刻本。这些本子中，明刻本（十二行十八字，黑口），很容易被看错。过去《天禄琳琅书目》续卷五着录的宋本即为明刻本，书中钤有乾隆帝三玺，封面为酱红色，黄绫书籖，黄丝线，黄绫包角，可见当时就将此书看得很贵重。实际上，此明刻本流传不算很少，国内今存8部。

有些书，书估因其稀见，就会千方百计去做假，以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赵怀玉亦有生斋刻本《斜川集》六卷，宋苏过撰（又有《订误》一卷，清吴长元撰。附录二卷）为例。清人吴长元跋此书云：“宋苏叔党先生《斜川集》，着录于《直斋书录解题》者凡十卷，《宋史》本传称二十卷，久佚其传，无从考定，以世艳称之。鸡林黠贾，时以赝本钩致厚价。”

又如傅增湘影印的《永乐大典》，由于装潢仿原本制作，几可乱真，又有人将内页染旧，以充原本。“哈佛燕京”有傅氏影印本。

还有一种情况，在某些附图的书中较易发生，即一部全书如《三国演义》、《陏炀帝艳史》、《金瓶梅》等，书前往往冠以图像，布局构思都很讲究，镌刻亦精。于是，有的书估就设法把书前的图画和正文分开，以图作单刻售卖，以冀善价。我在“哈佛燕京”见到的明刻本，如《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明崇祯人瑞堂刻本，存一册，为图四十幅。又如《元曲选》图一卷，明万历刻本，三册，存图一百六十八幅。清代的如《八旬万寿盛典》图说一卷，清乾隆刻本，皆是此种。

版本鉴定，不仅是师傅在口头上的传授，而且更重要的是靠实践，这往往是书本上找不到的。大凡抄本必须细看，尤其是书中有无涂改之外，有无作者的钤印。比如上海图书馆藏《他山集》三十六卷，作者为清盛孔卓撰，原著录作“清抄本”，后来发现书中有墨笔涂改，且有作者名印，可证为作者稿本。又如《洞书》二卷，清张鉴撰，原作清抄本，也有墨笔涂改，且有作者名印，也可证为作者稿本。

有些专著要读，以增强“免疫力”。如《书林清话》卷十“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坊估宋元刻之作伪”。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第一章“鉴定法总论”，第九节“辨伪”，乃移录《书林清话》者，就天禄琳琅所辨出者，已有十馀种之多。

突然想到的例子是：某富翁得宋刻《元秘史》。某富翁好骨董，其实以耳为目者也。一日，有持宋椠书求购者，谓确为清黄丕烈百宋一廛所藏精品，并指封面曰：此宋五彩蜀锦也。又指标签曰：此澄心堂画粉冷金笺也。再指签下衬纸曰：此宣州旧玉版也。富翁大喜，以三百金得之。翌日，持以示人，相与称羡不置。忽一人从旁大笑曰：封面标签衬纸皆宋物矣，何以书为《元秘史》耶？岂宋时已预刻之耶？富翁大惭。七十年代末，我很想去无锡市图书馆观书，但一直没有机会，倒不是锡馆有多少宋元旧椠，名抄秘帙，而是该馆保存有无锡荣家的一些旧藏。荣氏是巨贾，买些善本旧籍，也可充风雅。于是有不良书估送去大批古籍，趁机浑水摸鱼，偷天换日，鱼目混珠，冒名顶替，鼓舌欺骗之，以假充真，真是一个假书的标本库，我想若要培养版本鉴定的人才，倒是可以将之做为训练场所的。

书估作伪的方法，似乎多是藏书家或藏书爱好者去加以揭示的，而书估自己很少去反思。我所见到的有杨寿祺写过“略谈书贾作伪”，“就个人所见所闻揭露”七条，计1200字。又如孙实君有“也谈书贾作伪”，则1000字（两文俱载《书的记忆》，俞子林主编，200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他们都是民国年间上海业界的大佬，经手的古籍图书甚多，又有眼力，各方的关系亦融洽，知道的亊情也多，能写出这几例已属不易，因为只有他们的“说法”，才能广人耳目，他们回忆中的一些例子，也确能使人深思。至于其它书林之人，或许太过忌讳，或是不堪回首，不方便说，即使说及，也只是蜻蜓触水，一触即止，很少人愿意将不足为他人道的事情和盘托出的。

实际上，鉴定版本，就像医生诊病一般。那是因为人吃五谷，也会身体不适，甚而生病。患者都会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有西医，也有中医。一般看过中医的人都知道，中医对患者都会切脉、看您的气色、细问病情（含听声音），中医所谓的四诊，即望诊、闻诊、问诊、切诊。望诊，包括面部气色、形态、五官、口齿，爪甲、舌诊，体表诸部等。闻诊，以听取患者语言、呼吸、咳嗽、呕吐、呃逆、叹息、呻吟、肠鸣等声音变化，察悉其元气之盛衰及病痛所在。问诊，讯问病人起居、嗜欲苦乐，自觉症状，以知受病之本源。切，即切脉，包括脉诊和按诊，是医者运用手和指端的感觉，对病人体表某些部位进行触摸按压的检查方法。四诊必须结合运用，互相参照，才能全面了解疾病的病机、病位、性质、轻重缓急等，为辨证和正确使用临床用药提供充足依据。

同样的道理，一本模样甚旧的古籍图书，拿在手上，先是“观风望气”，您就必须就书中之字体、纸张、藏印、装帧等作出决断。昔杨守敬曾见宋刊本《广韵》，“此本字体，绝似南宋，盖不如北宋之方整，而又非元本之园润，虽无年月可考，固一望而知也”。当年傅增湘见到《杜律》二卷（虞集、赵汸注），云：“此明刻本，失去后跋，未审何时所刻。然字体方整，当是隆、万间本也。”这就是说，一时有一时之风尚，字体、纸张亦然。以后如有时间，当可细说。

有人送给数学家丘成桐教授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图》，丘教授不知真伪，就请一位收藏书画的朋友来看。朋友一看就说是真的。丘问他为什么？朋友说，我对徐悲鸿画的马太熟悉了，吃饭看，睡觉前也看，徐的这样作品一共有几幅，收藏在什么地方，我都知道。徐的马尾怎么画，马的四蹄怎么处理，我也都知道，我一睁眼就想着这些马的样子，你说我怎么会不知道？所以说，他的强烈兴趣使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做古籍版本的鉴定也是一样，你若有兴趣，而且投入进去，等到您各种版本（包括抄本、校本、稿本）见得多了，书估作伪之本也多有经眼，经验当随之积累，不管您付出了多少“学杂费”，但换来的却是“一望而知”的本亊，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专家了。这就是实践出真知。

拉杂写下一些有关书估作伪和古籍版本鉴定的亊例，如果能将过去津所写之文结合起来去看，或许对刚开始学习版本目录学的人有点微之助，那对我来说，也是值得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