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一代九零后，透过网络写歌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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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偷你牛

编辑：老月亮

台湾新一代的创作者们在实践崭新的音乐行销模式，“自己的唱片自己录、自己发、自己卖”，从陈绮贞、吴青峰，再到近两年的落日飞车、Leo王都是如此。新的音乐产业让更多独立音乐人获得被听见的机会，和获得金曲奖的机会。

出生于1992年、上一年刚发第一张专辑的黄宣也站在了金曲奖舞台上，和好朋友余佳伦一起获得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

黄宣的身份并不单一，制作人、音乐人、原住民、基督教徒……以及 YELLOW 乐团的主唱。

YELLOW 跟我们印象中的独立乐团有所不同。黄宣14岁就签了成龙在台湾开的唱片公司，此后一直游移在独立音乐与传统唱片工业之间，参与9m88、彭佳慧、家家等音乐人的制作是他的工作，而这样的制作水准也同样用于他自己的创作。

也是这样的原因，对比我们印象中的草东没有派对、落日飞车，黄宣的表达不是沉郁的直抒胸臆，也并非一片氤氲中的肉林酒池，在风格上以 FUNK为基底，混入JAZZ、NewSoul元素，呈现都市种种的光怪陆离、幸与不幸。

借着 YELLOW 参加上海简单生活节的契机，我们跟黄宣聊了聊，他是如何在主流与独立、批判与自我沉醉中间，找到最舒适的位置的。

今年的金曲奖典礼，黄宣站在领奖台上，穿着宽松的西装套装，两只耳朵挂着大圈耳环，头上顶着牛仔帽。他一边说着感谢的话，一边不时地用手扶一扶黄色镜片的眼镜，很笃定地说：“我们即将迎来最美好的音乐时代”。

黄子佼在典礼结束之后说的话像是一次注解：“这个时代的好处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被听见。以前你要是进不了台视、中视、华视，上不了节目，你就是红不了。现在不一样了，你还是有机会红，有机会被大家看到。所以，这是好的时代”。

这句话直接指向了互联网，在YELLOW成立的2014年，StreetVoice街声、KKBOX 和 YouTube 早已发展成熟，网络的出现重新书写了从前的单向线性传播——主流公司要你听什么就听什么，那些并非属于主流公司的音乐人与乐团，找到了双向传导的管道。

年轻的黄宣也亲历过这样的转变，14岁的他在一个青少年歌唱比赛中拿了冠军，又因为表姐在音乐行业中做造型师，认识了当时在英皇唱片做制作人的李汉群，李汉群说出了一句伯乐式的话：“黄宣是天生的艺人。”

如果早一些或者晚一些，黄宣很可能成为台湾的花儿或者 TFboys，而那是2006年，正是主流音乐青黄不接、独立音乐渐渐冒头的时候。

也有个人的原因，黄宣并不想成为一个模式化的歌手，创作理念与公司有了分歧，主动提出了解约。

离开公司后的黄宣跟“伯乐”李汉群的连接一直没有断过，还在念书的他总是找李汉群咨询音乐制作的事，李汉群也为黄宣提供了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等到李汉群和当年滚石的从业者一样，离开传统唱片工业，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厂牌时，黄宣的制作人加艺人的身份渐渐成型了。

主流与独立逐渐融合的趋势在台湾整个的音乐行业中看起来十分顺畅，但对于黄宣而言，游移在两者中间，摸索到规律并不是太过于容易的事。

2016年，Leo王与 9m88 合作的歌曲《陪我过假日》，刚上传至网络没多久就引起了大量关注，GQ 杂志当时也有评论他们是年底最好听的的饶舌情歌。

《陪我过假日》这首歌也引起了黄宣的注意，这样一夜爆红的神奇在一众独立乐团身上频频发生，现在蔓延到了其他类型的音乐上，传统的唱片制作没有办法再定位一个歌手是否会受欢迎了，最重要的是，喜欢这首歌的人是一大批主流听众。

黄宣也想试试网络的力量。“当时我的想法比较极端，想知道如果把我的作品放在网络上什么都不做的话，它会发酵成什么样子？” 于是，黄宣随便找了个电动玩具的名字，署名“飞知和五次郎”，上传了自己的作品。

这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幸运故事，黄宣调笑道，自己凭一己之力证明了，单单只是上传作品，只能是没几个人关注。

世界这么大，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没有足够的运气，很难在这片音乐人的海洋里泛起涟漪。

就像张培仁接受我们采访时所说的，一个年轻的原创音乐人发行作品，需要具备的能力不只是创作和上传，还必须意识到设计、导演、音响、灯光、服装、文案宣传、售票等流程的重要性。

要在音乐海里浮出来，必须适应业已下沉的工业力。黄宣开始系统地整理自己的作品，用无版权的默片拼接MV，开始研究单曲发发行效果胜于专辑一类的行销方法，和朋友们连接起来，《不开灯俱乐部》就来自黄宣与余佳伦的共振，9m88今年的新专辑《平庸之上》，黄宣和 Leo王都参与了制作。

脱离传统唱片工业、成为独立音乐人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给自足，而是在音乐人的合作与共振中，稳稳握住自己的表达。

黄宣把 YELLOW 的风格称为“CyberFunk”，是对 CyberPunk 的化用，带着对未来、科技的痴迷，以漫游者的姿态创作，用他的话说就是：不预设未来，从过程中创造价值。

“漫游者”在创作中并不会明确地先预设主题，再命题作文，往往是一个氛围、一个状态让黄宣的脑中出现一段旋律，“自然地填了词谱了曲”。

不过，律动的音乐、随性的流露并没有让黄宣的表达遁入虚无，实际上，他去年发行的专辑《都市病》中的三首歌都指向了现实生活。

《羊皮先生》写于一场食品安全风暴中，黄宣把这些黑心商人们都比作了羊皮先生，表达自己对于食品健康无法保证的愤怒，《不开灯俱乐部》则重现了都市生活中人类的颓靡和孤寂，暗讽廉价包装式的速食爱情，“他只是需要一个拥抱，或者一个人，但他自己知道，这是小情小爱，不是爱情——今宵美好就醉今宵”，黄宣说。

但细究黄宣的表达，民歌时代和社运歌曲的遗风并没有明显的痕迹，在这一点上，黄宣是自知的。

“如果在创作过程中被期待绑架、被时代绑架的话，有时候作品是很难保持有机和生命力的。”黄宣时常都在建构一个世界观，建构一个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意象、一个世界，“这里面有传达一些讯息，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吸收到的资讯比我想传达给你的东西更重要，因为我没办法控制别人怎么想，我们每个人都没法改变其他人的生命。”

在任何采访中，黄宣都会这样直接地表明自己不是批判型歌手，用第三人称去叙述一个中性的世界，在听众心里的土壤种下一个种子，不在乎这个种子发出了什么形状的芽，甚至去欣赏误差带来的不同的美，从创作的漫游到抵达受众之后的漫游，黄宣的新鲜感来源于此。

即使不是误差，是纯粹的错误，黄宣也完全接受 。聊起黄宣MV的细节时，老月亮把默片裁剪的《不开灯俱乐部》记成了彩色的，黄宣笑着说：这就是听觉影响视觉，你能够容许错误的美丽，你就有办法制造意外的可能。

在黄宣的记忆中，台北总是有一种游泳池的味道，永远在下雨，永远在塞车，路上的人上班下班，脚步匆忙，夜晚降临，就迷失在一片霓虹灯里，“我的记忆永远是潮湿的”，他说。

虽然是原住民，黄宣从出生起就一直住在台北。他的父亲是泰雅族，母亲是阿美族，父母因为到台北来求学而结识，立业、成家，就这样定居在了城市。

部落对黄宣来说就像是遥远的老家，小时候同学听到他是原住民，总是问他“那你是不是跑步很快？” 黄宣很无奈，自己跑步不快，酒量也不大，喝一杯脸就会红，他不会说民族语言，连阿美族的母亲现在也不怎么会说了。

原住民基因在黄宣身上最明显的是对音乐的认知，他对老家最深的印象是外婆一边煮饭一边唱阿美族的歌谣，母亲之前是民歌歌手，姐姐也是木琴音乐家，做音乐人在黄宣的家庭里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不需要背负太多的负担。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黄宣从小就觉得音乐是一个令人快乐的东西，可以让人忘记时间、抒发情绪，甚至塑造画面，是生活娱乐的一部分。

长大之后，黄宣才慢慢对原住民文化产生兴趣，复杂的身份对他来说是音乐又多一元的可能，他开始寻找自己的根，打算在音乐中加入原住民的元素。

金曲奖领奖那天，黄宣对着镜头说了一句阿美族话，意为“我爱你”，这是他上台前用心学的，他说，这是特意说给电视机前的妈妈和外婆听的。

住在台北的人总是会说，台北很小，这些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停滞很容易就转化为年轻人的厌世和迷茫，这样的情绪好像并没有出现在黄宣身上。

聊到这个话题，黄宣首先想到的还是音乐和文化。“台北这些年的文化创意开始更横向地发展，本来也是在一个一直受文化冲击的状态里，近些年的台北越来越能够吸收其他文化，今天流行韩国文化，明天又流行日本的，最近又是trap了，过几天说不定日本文化又追上来。”

当然，在这样的变化速度下，黄宣也会感到焦虑，只不过很少，更多的是新鲜和刺激。正因为没有了约定俗成、主导话语权的音乐类型，创作者们更愿意去尝试更多的音乐形式，黄宣的观念有一些“内容为王”，不管台北变不变，世界变不变，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把音乐的品质控制到最好，加以行销的延伸，而不是只碰运气，期待哪一天突然爆红。

在台湾，跟世界竞争似乎成了音乐人们的共识，身份认同、音乐品类都不是他们现阶段会经常考虑的事情，对于黄宣而言，稳定输出作品，研究视觉与听觉的传播，有一天能够跳出华语圈，让世界听到自己的作品，真的很有乐趣——

“还是一定要有企图心跟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