塚本由晴：被西方封禁40年的建筑行为学_风闻

作者：俞洲

后来有一次我在柏林的演讲就是这个主题，会后Lars Lerup跑上来告诉我他对这个话题非常兴奋：长期以来“行为”这个词在西方基本是一个建筑讨论的禁区，因为会被和七十年代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联系起来——“行为主义”通过研究人的行为去利用特别的空间安排来控制人的行为，是一个非常负面的领域。

但是我们的“行为学”却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并不干涉，只是鼓励行为。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三种来自于不同主体的行为：人的行为、自然的行为、和建筑的行为。我们想要鼓励这三种行为良好地互动与合作。我认为建筑厉害的地方便是让来自不同实体、不同媒介、出于不同理由的行为能够结合在一起。

导语

@The Asian Art Museum

非常感谢亚洲艺术博物馆长期以来与加州艺术学院的合作，让我们能有这次的讲座。我看到下面坐满了。塚本由晴在1992年和他的伙伴贝岛桃代一起创立了犬吠工作室（Atelier Bow-Wow）。塚本曾任教于哈佛，UCLA，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巴塞罗那建筑学院，康奈尔，莱斯和苏黎世理工。他现在是东京工业大学的一名教授——东工大同时也是他的母校，他在这里先后获得了建筑和工学的学位。他和贝岛桃代的作品影响了我们许多人对于城市观察的方法和对象。他们是多产的作者：在01年到14年间出版了14本书，包括知名的《东京制造》和《宠物建筑》。他们还是多产的建筑师：25年间已经完成了超过100幢的房屋。犬吠工作室的建筑行为学（architectural behavior）着眼于人对于建筑的感受，关注日常生活的空间中那些常被忽略的部分。而他们标志性的绘图也通过《图解犬吠工作室》影响到了全世界的建筑学学生，以至于所有的透视截面图现在都被冠上了 “Bow-Wow式绘图”的名字。让我们欢迎犬吠工作室的塚本由晴。

讲座正文

塚本由晴，Atelier Bow-Wow

谢谢。今天我想讲的是建筑行为学，不过演讲还有一个副标题：“发掘本地资源（Creating better accessibilities to local resources）”。东日本大地震后，我在当地参与灾后重建的经历让我产生了希望能重新复兴当地已经被弃置的资源的想法。

重建的这段经历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实践和看待建筑的方式，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我在建筑行为学和发掘本地的资源上所做出的新尝试。

我们2010年出版了《行为学（behaviorology）》，试图来整理犬吠工作室十二年来所做的各种尝试：包括建筑实践，都市研究，展览，艺术，家具设计和文字写作——一般来说如此不同的内容很难放在一本书里，但是我们在制作这本书的时候逐渐发现，这些互不相同的作品其实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对于行为（behavior）的兴趣。

于是我们就有了干脆将“行为学”作为书名的想法。我上网搜索后，发现有很多的学者在不同的领域做行为学的研究，了解到行为学是一个具有学科交叉属性的学科。

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件事：建筑学里可不可以也有行为学呢？于是我尝试写了一段关于如何将行为学引入建筑学的文字，并放在了这本书的封面上——为此我还特别联系了行为学学会的主席，问他我们能不能在这样使用“行为学”，得到了他鼓励的回复之后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名字。

后来有一次我在柏林的演讲就是这个主题，会后Lars Lerup*跑上来告诉我他对这个话题非常兴奋：长期以来“行为（behavior）”这个词在西方基本是一个建筑讨论的禁区，因为会被和七十年代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联系起来——“行为主义”通过研究人的行为去利用特别的空间安排来控制人的行为，是一个非常负面的领域。

* Lars Lerup，Rice大学建筑学院前院长

但是我们的“行为学”却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并不干涉，只是鼓励行为。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三种来自于不同主体的行为：“人的行为”、“自然的行为”、和“建筑的行为”。我们想要鼓励这三种行为良好地互动与合作。我认为建筑厉害的地方便是让来自不同实体、不同媒介、出于不同理由的行为能够结合在一起。

所以从建筑行为学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我们研究了不同的对象，比如城市，窗户，建筑类型，还有人们是如何通过行为来占据城市空间的。我在这里通过其中关于东京的建筑行为的研究给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东京新陈代谢

透过新宿的东京都厅的观景台，你能看到这样的景色：由小房子组成的城市肌理绵延不断一直到山边。这就是典型的东京城市，大部分的东京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空间里。虽然偶尔有些高楼，但是整个东京的平均高度只有1.5层。东京广大而扁平，靠着公共交通连接着。

这样的城市肌理的形成自然有它的历史原因：二战结束的时候，东京城市的70%都被烧毁了，但是进驻的盟军并却不允许日本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城市规划来规整土地，同时政府也没有实施整体规划的预算，所以政府只能以依靠让人们自扫门前雪的方式完成东京的重建，这带来了大量的独栋住宅。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盟军认为日本原先的大地主-佃农的体系所带来的严格的阶层尊卑意识助长了军国主义，于是他们就将地主拥有的大块的田地切割成小块，让人们在上面建设自己的住宅——而田地平整空旷，又已经有道路连接，本身就非常方便建设住宅。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前面看到的都市肌理就这么出现了，与之同在的另一个现象则是其中建筑的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伦敦的房子有141年，但东京只有30年。上世纪60年代，一些建筑家们正是捕捉到了这一现象，从而促成了新陈代谢派的产生。他们认为日本的城市就和生物一样，新的建筑会不断替换陈旧的建筑。

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黑川纪章的中银胶囊塔（左边照片）：这座塔中心的核心结构上插满了可以替换的胶囊，每一个胶囊是一个单人间，每20年一换；这也是这种个人主义第一次被用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其是这个设计也展示了都市中的设计创新是如何表达集中的权力与资本的。这个塔只是资本与权力想要将整个城市囊括进塔楼的野心的一个小小的例子，新陈代谢主义就是实现这一构想的工具。

当然这个项目也代表了日本当时的快速工业化：塔楼里上面所有的居住单元都是像产品一样被生产出来的。

右边的照片则来自Takashi HOMMA在00年拍摄的东京下北泽的景象。虽然这里没有塔也没有胶囊，但是你可以看见所有的那些小房子都挤在一起，中间隔着一条小小的缝。但是就和胶囊塔上的胶囊一样，所有的这些房子不到三十年都会被新建的房子取代。

所以我把60年代的新陈代谢派叫做“有核新陈代谢主义”，因为胶囊塔有他的核心；而现在的东京，大部分的这些新老建筑的交替则是“空隙新陈代谢主义”，因为无论怎么样建筑之间的那一条小小的缝都会被留着。

在这种城市肌理的大背景下，我们对于几个其中的现象做了研究，其中一个就是“被分割的市郊”（subdivurban），结合自subdivided（分割的）和suburban（郊区）两个词。我们的一个研究对象就是奥沢（Okusawa）——这个有94年历史的居住区、东京最早开发的一批郊区之一。

今天的奥沢就像是照片里的这样，很随意，说不出有什么视觉上的秩序。

这种混乱感的来源正是土地的分割。其实在建立之初，每块土地的大小大概是250平方米。但是随着时间过去，这块土地被分割的越来越小。

这张图很好的解释了这个现象。最上面最开始土地是250平方米。但是接下来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这块地的价格狂飙到300万美元，但日本的遗产税又特别高，是50%。普通的上班族没人付得起这个税费， 他们只好把土地分割。土地被划分成前后两片，但是根据法规必须要留出两米宽的通道，于是出现了这种诡异的像旗子一样形状的土地。

当然也有些人没有受到影响而保留了原来的土地，所以在奥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居住模式。如果说日本的平均建筑寿命是三十年，那么像奥沢这样九十多年的住宅区的建筑已经经历了三代的更迭了。

最初的第一代房屋一般很难看见，因为房子隐藏在了茂密的花园后面。

第二代的建筑稍微小一点，而且随着50年代的汽车普及，这些房子基本都有车库，但是仍然会用绿植将房屋与街道隔开。

但第三代的房屋已经变成了这样。一家开发商把整块的土地买过来之后切成四小块，建出这种像切片蛋糕一样狭窄的房子——从左边到右边的颜色就像柠檬，橘子，草莓，还有巧克力的蛋糕一样。这时土地已经变得极为狭小了，你看左下角的车库里甚至没法完整容纳一辆车；房屋的窗户也变得非常狭小，没有花园的位置，更别提传统的檐廊（engawa）了，房子的内和外被完全的隔绝了。

这样的历史造就了现在东京的拥挤和狭小的都市肌理。第一代的房子很宽敞，时常还能容纳一些亲戚——比如从乡下上京读大学的侄子。但到了第三代，房子里的空间只能容纳核心的家庭成员了；有时候甚至狭窄到连走进这样的一个房子都会让人觉得不怎么舒服。

我把这段历史总结成三点：第一，建筑越来越只服务于单一的一个家庭；第二，建筑越来越和外部隔绝；第三，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无用的间隙空间。

但是在2010年，用三十年一代的时间来算，第四代建筑即将到来。我们提出了新的三点来和以往的三点对抗：第一，也能容纳非核心家庭成员的空间；第二，让居民有更多待在室外的机会；第三，重新定义的间隙空间——我们希望能让建筑重新变得具有包容力。

我们按照这三点设计了我自己的家——中间红色的房子——我和桃代住在这里，但这里同时也是犬吠工作室的办公室。

这是房子的截面透视图。在左边是相当宽敞的楼梯空间，连接了模型展示，餐厅和门厅；而右边则是和普通房间的一层一层的空间。右边最上面是我们的卧室，但卧室和一二层的办公室共享三层的起居室。

这是房屋的外形。其实这个房子就修建在刚刚提到的那种旗子型的土地上。房子隐藏在很里面的地方，让我有机会在外墙上做一些很奇异的尝试。我们在外墙上实验了一种沥青薄片，在边角的地方把它们像包饺子皮一样捏合起来，所以建筑看上去就像是穿了件睡衣一样，没有那种锐利的感觉。

如果你要是走进房子里的话，可以直接看到办公室。一边的楼梯弯弯曲曲，可以通到我刚刚提到的起居室。

在这里我们把隔壁邻居的墙面当成了墙纸。上面的材质在中午太阳从南方射过来的时候会产生很漂亮的光影效果。

我们还有一个没有墙楼顶花园，用来利用我们和邻居之间的间隙空间，也给我们的室外生活提供场地。

共有城市

然后再来讲讲我们后面的一本书《Commonalities*（共有城市）》，这本书来源于我对于行为的另外一个关注点：行为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是不会被某个人独占的。我认为这种共同性可以被用来重新塑造我们社会当中的公共场地。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讨论了三点：第一，行为的生产；第二，行为的共同性；第三，行为的相对空间。

*Commonity一词的本意是“共同性，共有性”，这里书名Commonalities根据本书中文译者的暂译名写作“共有城市”。本书中文版尚未出版，最后的名称可能会有变化。

其中“行为的相对空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它正好是墨守成规的制度化的空间（institutionalized space）的对立面。

书的其中一章研究了不同的城市的人们是怎样把空间化为己用的。

比如这张图就是哥本哈根，即便没有座位的人也背靠着栏杆席地而坐享受着落日，喝着啤酒弹着乐器。照片里已经是夏末了，你可以看到骑车的人已经穿上了外套，但坐在那里的却只穿着T恤。他们不冷吗？其实是他们靠着的石头栏杆在白天吸收了日光之后会缓缓释放热量。所以你看这里热量的行为和人的行为形成了统一在了一起。

我觉得这种各种要素的行为的统一和合作，正是建筑的出发点。建筑其实就是将这样的合作继续深化，然后用一个物理结构固定下来。

下一个我们观察的现象是东工大的赏花（hanami）。

就像这张照片一样，日本人非常喜欢在樱花时节带着吃得喝的在花下聚会来享受春日时光。你可以看到这里不仅是学生，还有周边社区的居民们。

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也是两种行为的结合：一种是樱花树的行为，这是自然的行为，它每年都会开花；第二种则是人的行为，并不是我们叫他们来到这里吃喝赏花，而是他们自己选择在这个时节走出家门，来到树下。这是日本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时刻，大家都放下拘谨变得非常融洽，互相玩闹。但这其实也是得益于景观设计：在日本樱花树都是连着栽种的，这正是为了在赏花时能够享受到被成片樱花覆盖的感觉。而在国外就很难看到这样的栽种方法。

除了这样的研究以外，我们还做了一些公共空间的设计。位于东京渋谷车站附近的宫下公园（Miyashita Park）就是其中一个。公园其实位于一片1964年建造的一层楼高的车库的屋顶，紧贴东京主要交通动脉山手线，附近是非常繁华的涩谷商业区。

这张是战时的照片。它被铁路和河沟夹在中间，原本这块狭长的土地上有大量的棚户，但是政府担心引发火灾会波及铁道就将这上面的棚屋全部清除了。此后这块土地一直作为公园使用，但在1964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因为渋谷当时也承办了其中几项赛事，为了服务比赛就在这块地上建造了车库。

我们在自己的书《东京制造》中也提到过这个例子。

但是你可以看到，改造前的公园里非常昏暗和肮脏，女性和小孩都不喜欢来这个地方。我们接到了耐克的委托，他们希望能将这样的公园改造成新的运动公园。所以我们就和当地政府一道，开始了这个项目。这是我们第一个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伙制）的项目，耐克在其中扮演了冠名商的角色。

这和其他一些由建筑师设计的公共空间都不一样。丹下建三设计了广岛和平公园，这是一个完全公共的项目，由政府发起且由政府买单。

或者是槙文彦设计的代官山集合住宅，虽然它大方地将空间开放给市民并且引入了商业设施，但这是一个完全私人发起，由私人买单的项目。

我们的概念很简单。这周围有很多玩滑板，攀岩和街舞的年轻人，他们都需要练习的空间，但不怎么受居民的待见，所以我们就打算利用公园给他们场地；而场地里这些20多米高的树也会被保留，给公园提供完整的遮蔽。

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顺利，项目根本没法展开。你也知道这是政府和私人企业合作的项目，而这两方，一边是西装笔挺的政府人员，一边是永远穿着T恤短裤的耐克员工，两边很难找到沟通的共同语言。光是初期设计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更糟糕的是在这期间一些设计图被泄露了出去。因为没有文字解释，所以很容易被人们以自己固有的成见误解。结果就是有人开始指责说这又是一个公共空间被企业拿去商业化的项目，甚至出现了左边这照片里的抗议。

好在这件事最终还是解决了，公园也顺利地建了起来。此外，我们还要解决公园里的流浪者的问题，让他们从上层公园中搬出。当地政府为这些人在公园下层街道的地方提供了其实也不怎么合法的木结构棚子，由政府人员一个一个地劝说流浪者搬到下面去。他们做了非常耐心的沟通，最后当然也成功了。

完成的公园是这个样子。

因为预算很有限，所以我们尽可能利用了原来公园的东西。一方面我不想要一个全新的公园，另外我希望各种不同的元素能给予人们丰富的感官体验：比如经过的火车，水龙头，还有公园里各种的行为。我们有给年轻人的运动设施，还在这里做了全东京最长的长椅，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人，有年轻人还会在这里排练喜剧。这个公园非常成功，不过可惜现在已经被拆掉了。

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接到布鲁日三年展的邀请去设计一个运河游泳俱乐部。布鲁日是比利时的一个历史遗产名城。

布鲁日曾是一个国际贸易港，在13世纪的时候以一场海啸为契机，布鲁日将海啸留下的沟壑改造成运河将城市与海洋连接起来，造就了它的港口*。但是到了14世纪，这些运河就已经无法承载体积日益庞大的贸易商船了，于是城市的重心从贸易转向金融，直到20世纪。但因为缺少工业，布鲁日不可避免地开始衰落。

* 根据维基百科，这件事情发生在12世纪，并且原因是风暴而不是海啸。

不过直到70年代，这些当年的运河都还是人们夏日游泳的好去处。但是77年开始，因为水体的污染，游泳就被禁止了。到了今天，水质已经恢复了，但是人们心中还是对下水游泳有些桎梏。

所以为了鼓励人们下水，我们打算设计一个漂浮在水上的游泳平台。因为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游的话，你可能担心别人的眼光；但是一百个人和你一起游的话，这就变成了一种布鲁日的文化。

我们决定保留岸边的树木。这些小花是本地的植物却原产于拉丁美洲，是布鲁日曾经作为国际港口的历史的见证，所以我们也想保留它们。

所以我们的目光投在了水面上，最终我们将宫下公园的点子和北约的漂浮码头技术结合起来完成了这个设计。

游泳俱乐部在5月20日与三年展同时开放，但是因为没人愿意下到还只有11度的凉水里，所以我只能拉来当地的合作伙伴们，由我们自己先来试试用看看。

不过到了8月1日的时候已经很热闹了，你可以看到有年轻时曾经在河里游过泳的爷爷时隔四十年重新回到水里，教自己的孙子孙女游泳，这就是一种世代之间的传承。

所以从这个项目中我们发现，其实城市里有很多潜在的资源，比如运河，但我们和它们之间还有很多壁垒：比如第一道壁垒就是水污染，然后是人们心理的障碍。而建筑正是要找到人们心中的壁垒，然后找方法去消解它们，让资源可以被触及。这样就能造就优秀的公共空间。

乡村灾后复兴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日本东北灾后复兴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东日本大地震，海啸和福岛的事情，而这个项目的场地正是在牡鹿半岛，就处在震中区附近。

这就是牡鹿半岛，有着深藏在海湾中的23个滨海村庄，整个区域比较闭塞，村庄互相之间非常独立。在灾后我们作为Archi+Aid的成员来到这里帮助重建工作——Archi+Aid原本只是建筑师之间一起踢足球的群体，但后来发展成了这样一个志愿者组织。

这是灾后的状况。

我们这时的任务是和村民一起寻找可以用的新居住地。在路上我们看到了这些雪松树林，它们原本是非常好的建筑材料，但是自从80年代之后，美国和加拿大的进口木材用更低的价格打败了它们，自那之后这片林子就荒废了。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在人们和资源之间的这层壁垒就是市场。明明有很好的建筑材料，但是碍于市场，使得村民无法使用它们。

不像其他的项目，这里的村庄全部被海啸毁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实际观察村民的生活。我们只能通过采访他们，像做民族志调查一样通过问题，然后把他们的回答全部都记录下来，最后画成图来还原他们的生活。

这张图除了还原了村庄的原样，还添加了新的居住地可能的位置。所以它不光是记录了原来的生活，还表达了对于未来的期望。

然后在这张图里，我们通过和村民共同参与的工作坊，还原了村民使用海滨的方式。因为海啸之后海滨已经被划成了不能被居住的区域，所以将这些以前的资料留存下来就非常的重要了。

在交流中我们知道有居民想要继续在当地居住，于是我们就用这种“核心房屋”的设计鼓励他去想象未来的生活。在建造的过程中我们使用了一种叫做ITAKURA的传统建造方式，虽然耗材是两倍，但却能更快的建造起来。

这是结构立起来之后的效果，结构连着室内就基本完成了，我们只要从外面添加保温材料和完成墙面就可以了。

一开始虽然是一个小而廉价的房子，但它可以慢慢成长，这就是“核心房屋”的概念。

这是这个渔村60年代的样子，人和自然和谐的关系，有一些传统的房屋，也有一些新的外来居民新建的房子，还有一些工棚。如果画一张截面图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不同的要素都落在不同的高度上。

但是当海啸之后要重建的时候——日本政府在1945年的时候没能主导规划，但现在可以了——政府将最邻近海岸的地方划为限制区，只能建设农业和工业设施，不能居住，住宅区必须修建在山上。然后这里还有一道巨大的海堤用于防洪。

但是在2017的时候，我看到左下角这张照片里在这里修建的，却是和右边照片里的东京郊区的一摸一样的房子。这是因为这些房子是以和东京郊区一样的方式修建起来的，预先规划好住宅区，由建造商来完成。

这样虽然达到了数量的要求，却丢失了原来山林，住宅和渔业之间的连结。所以我们开始思考要怎样才能够对抗我们主流的建筑工业，因为它们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为了修复这种连结，桃代和当地的领导一起策划了渔师学校。这是日本第一个渔师学校，因为以往捕鱼是需要鱼权的，而鱼权和捕鱼的技能一样往往都是在家族继承的，所以一个外来人没有办法成为渔师，但也因此这个行业无法吸引新人，面临着传承的问题。

渔师学校是很简短的学校，一般三到四天，第一天学习怎么用绳索，第二天学扔渔网，第三天学怎么烹饪鱼。所以更多是体验渔师的生活。

我们还做了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了解了越来越多当地渔师的生活技能，这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比起他们其实非常脆弱，还有现代地工业环境是如何地剥夺了我们这样的经历。

在东京工业提供了我们生活的所有需求，但所有的一切我们都需要用钱来换。但他们却能够从海洋中获得，或者用东西交换到他们生活所需。但是同时他们又是非常高科技的，他们用手机，用高速快艇和雷达去寻找鱼群，并且熟悉机械——他们是非常混搭的人。

我也想变成他们那样的人。而渔师学校所传达的就是这种知道如何去提取资源的精神。我管这种人叫做材人，注意了，这和人材不一样，人材，或者说是人力资源是一个管理学的概念，代表着管理者的价值观。现在的学生们在学校里就总是想要成为人材，这其实是把自己往管理者的标准上培养。看到学生这样我总是会说，你当然可以把自己培养成人材，但是在这之前你先应该是一个材人。所以我把学生们带到这样的环境里，去学习砍树，收集野菜和蘑菇，还有如何捕鱼。

但是即便有人想学习成为一个渔师，他们也没办法在这里住下来，因为政府将新建住宅的数量严格限制在了愿意的留下的原住居民的数量。所以我们决定去建设一些住宿设施。通过历史研究我们发现（下面的截面图是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一些现在种了雪松的地方在60年代前曾经是农田，并且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着作用，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在这块地上建设一个露营地。

于是MOMONOURA村的建设就这么开始了。我们砍下了场地上的雪松树，在当地的锯木厂加工成木材。

而建设本身也被我们变成了一次工作营，因为通过参与建设你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和非政府组织（NGO）一起运营着MOMONOURA村。这张照片里背景的大房子是我们设计的，前面的两个小屋是其他年轻设计师设计的。大房子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厨房，旁边则是宽阔的榻榻米空间用于居住。

我们乡村的经历让我想成为一个“材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又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继续这种“城市-乡村交换（urban-rural exchange）”的项目。这个组织在千叶的东京成田机场附近的乡村中运营老人院和日间看护设施等社会福利设施。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地形非常复杂。细小的山谷像手指一样插入丘陵——这些山谷里是米田，山丘的上面则是蔬菜农场，而之间的山坡则是雪松树林。但是这里的雪松林就和牡鹿半岛的一样，处在无人看管的状态。左下角绿色标出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场地——Koisuru-Buta Laboratory，它也属于这个组织，生产火腿和香肠等猪肉制品，同时游客可以在这里吃猪肉火锅——他们同时还为当地的残疾人提供工作。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

在左上角的是场地附近公路边的商店，你可以看到这些公路两边的建筑总是委身于一个大停车场的后面，这样的建筑就好像是汽车文化对于农业文化的侵略。但是同时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当地农村的产品才能够被游客发现。因此，我觉得他们本应该是农业文化的一部分。

我在帕拉迪奥设计的乡村别墅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城市—乡村交换现象。在威尼托大区的维琴察附近的区域就是这么一个例子。16世纪的威尼斯的贵族和商人们因为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而失去了投资的目标，它们只能将投资转向威尼斯附近的陆上地域。他们建立了很多的农场来种植庄稼，同时兴建了这样的乡村别墅用于每年特定季节的居住。

这是城市里的人第一次跑到乡村里来，为了让他们能够适应乡村的生活，帕拉迪奥为他们设计了特别的乡村别墅，他借鉴了古典风格希腊神庙似的立面和柱廊，让原本不大的别墅看上去很雄伟。

所以我们借鉴了这种设计，在建筑物的前方安排柱廊，并把停车场隐藏在了土墙的后面。当然为了让人能明白这是开放的，我们还是安排了一些停车位在前面。

我们做了这么一张剪贴画，把我们的设计和杰斐逊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拼贴起来，两者能够被成功的连接在一起。杰斐逊试图通过用柱廊将乡村别墅连结起来的创造一种新的校园形式，而我们将16世纪的形式成功地用在了21世纪的设计当中。我们在使用这种形式的时候，同时引入它原本所处的环境，使它成为一个批判性的参照，来反思我们今天在汽车文化中组织空间的方式。

同时透过我们设置的条带窗，人们可以看到房屋后边由这个能源组织管理的井井有条的雪松树，和储存在后面的柴火。这栋建筑在地震的一年之后也就是2012年完成，海啸后的能源问题让人们开始考虑从多样化的来源中获取能源。因此火炉被重新发掘出来。因此很多人看到这些柴火之后都想买。这个组织从中看到了机会，所以就有了柴火站这个新项目。

柴火站项目中的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

我们也开始意识到重新思考一个物体背后的网络的重要性。而此时建筑的质量不仅是关于体验，还是关于这种建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网络里面。打个比方，一栋建筑是被一个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的网络所支撑？

**基于这样的想法，设计空间背后的网络也是建筑师的责任。**所以在与这个非政府组织讨论之后，我们画出了这样一张关系图，把各种要素都囊括了进去。

同时我们也需要将在这个设施中工作的残疾人囊括进去，消除壁垒。我们在这一步上受到了很大启发：林木管理的过程中有很多工作充满了对于残疾人的障碍。比如劈木头，但是如果通过右边的照片机器，那么即便是残疾人也可以进行这项工作。这让我们产生了反思。我们作为建筑师提到“无障碍”想到的往往只是坡道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社会中还存在很多很多的障碍，比如找工作。如何解决这些障碍，也是建筑师需要思考的事情。

所以我把这个命题带回了我教书的学校， 和学生们一起研究了从原木到柴火之前的每一道流程，从中找出残疾人也能够参与的部分。

我们针对每个工序制作了指导手册。当然后来经过了这个非政府组织的修改，因为学生们用的词都太抽象和难懂了。

我们还拜访当地的林业工厂，当时很大一部分工厂都已经处在停工的状态，但是机器还在。

最后将所有的东西整合之后，我们完成了为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新建筑的设计（图左边的建筑，右边是上面提到的Koisuru-Buta Laboratory）。我们坚持建设所需的木材都来自于场地后面的树林，因为我们尽可能地利用本地优秀的材料，而不是从通过市场买来自遥远地方的材料。虽然中间遇见了很多的障碍，我们最后还是设法成功地做到了。

我们说服了当地的工人来帮助我们，最后在距离场地只有30米的地方就找到了我们需要的高品质木材。这块场地曾经还是红薯田，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这里举办治愈农场（Care Farm）。

这是截面图。你可以看到一排同样的框架重复过去，看似简单的设计其实是为了当地的雪松而专门设计的：雪松是相对脆弱的材料，所以我们用相穿插的小构件，而不是一根巨大的横梁来支撑屋顶。

屋顶的高度从高到低，分别容纳工坊空间，老人的日间看护设施，和共享办公空间。

你可以看到工作人员用这里的柴火来给整个设施提供热水。

你可以看到城里人和乡村人走到了一起，大家都成为了这里的一员。

我们在谈到日本的乡村的时候，总是觉得那是个内部成员的小圈子，有些排外；而城市则是开放的，无论对谁都一样。所以当人们看到日本的乡村在衰落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人想要搬到乡村去，却因为担心无法融入只能作罢。但我觉得这是对于“成为一员”这个概念的误解。

所以我觉的是时候重新从建筑的角度考虑“成员”这个概念了，让城市和乡村的人可以自由移动。所以能在这个设计中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人聚在一起，我非常高兴。

讲座原址：https://youtu.be/ncWDaSImO_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