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怎么撕——“朗vs亨廷顿”事件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研究生Life”

被称为“朗vs亨廷顿”的事件，是美国学术界的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件。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此事：硬科学对软科学，难科学对容易科学，科学对伪科学，左派对右派，激进对保守，耶鲁对哈佛，等等。

《挑战》

[美]S.朗著

斯普林格出版社　1997年10月版

　　朗（Serge Lang）是耶鲁大学数学教授，著名的代数和数论专家，数学教育家，是布尔巴基学派的年轻成员。亨廷顿是哈佛大学政府系（相当于其他学校的政治学系）教授，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主持哈佛国际事务中心。1986年亨廷顿被提名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朗是1985年入选的院士，他反对亨廷顿的提名，认为亨廷顿干的是“伪科学”。结果，亨廷顿落选。要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落选，你可以来个“我永不参选”，透着跌份的是中科院，可叹美国科学院不是中科院，你不参选，损失的是自己。第二年亨廷顿卷土重来，再获提名，朗再次反对，亨廷顿再次落选。

这个被称为“朗vs亨廷顿”的事件是美国学术界的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件。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此事：硬科学对软科学，难科学对容易科学，科学对伪科学，左派对右派，激进对保守，耶鲁对哈佛，等等。

　　朗的专业是数论和代数，最出名的工作是他写的三十四（!）本数学教科书，从大一的微积分教程开始，到很专业的椭圆曲线专著，每本都是经典，学数学的没有不知道他的。当年我为了学习加密学，去数学系上了一门研究生的代数课，老师推荐朗和Herstein的书。朗的太难读，最后还是买了本Herstein。

朗也是出名的社会活动家，左派，学术打假专家。朗上世纪六十年代参加学生运动，反越战，反种族隔离，也积极支持妇女解放和黑人运动。他本科加州理工，毕业后在普林斯顿读了一年哲学，精通罗素和逻辑经验主义；再转学普林斯顿数学系，师从代数大师亚丁。博士毕业后，先在芝加哥，后往哥伦比亚任教。研究当然做得好，但课讲得出奇好。

　　朗1971年因反对校方对反战抗议者的不公对待，愤而从哥伦比亚大学辞职。后在哈佛等校漂流一年，最终往耶鲁任教。看得出来，朗很有原则。当然，你得先有本事，才够有原则的本钱。

　　亨廷顿也不是凡人，他十八岁从耶鲁毕业，服了一年半兵役后在芝加哥大学得硕士，二十三岁在哈佛得博士留校任教九年。但tenure（终身教职）没过，必须离开，只得转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美国大学的正式教职中最低的是助理教授，一般在助理教授的位置上待五到七年，可以评终身教职。绝大多数情况下，评上终身教职后会自动升副教授，所以大部分副教授都是终身教授。美国的高中一般也采取类似的终身教职体系。

　　亨廷顿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担任著名的“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副所长。注意：此时朗在同校的数学系。目前看不出是不是两人在哥伦比亚就结下梁子了。亨廷顿三年后重回哈佛任教，这是很罕见的例子，一般在一个学校tenure没过，想“逆袭”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哈佛这样的牛校。

三本书奠定了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界地位：《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文明的冲突》，在中国都很有影响力。《文明的冲突》最早是1993年发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三十页的文章，原题是疑问句“文明的冲突吗？”，文章主旨是说冷战后冲突的导火索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文明。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争议，亨廷顿在争论中细化了自己的观点，三十页的文章变成了三百页的书，出版于1996年，此时离两人掐架已过了十年。此书在1997年就被翻译为中文，亨老先生还给中文版写了个序，说这本书是Self-fulfilling Prophecy（“自我实现的预言”，或“正在应验的预言”），也就是说文明冲突这件事，因为他的预测，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无论是指点江山，还是算命看相，也不过如此吧。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把《文明的冲突》当圣经。时至今日还不时听到对《文明的冲突》的夸赞：“瞧人家多准，多年前说的话，现在都应验了。”其实，亨廷顿书里说的，北京出租司机二十年前早就跟我说过好几回了，多大点儿事儿啊，人家数学还没亨廷顿好呢。

　　美国科学院当然是美国最高的学术荣誉机构。1971年以前，美国科学院并没有文科相关的学部，1971年增加了“行为与社会科学学部”。对这一点很多人颇有微词，认为社会科学并没有一套合适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大部分是靠拍脑袋瓜，用朗的话说就是靠State of Mind。

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全称是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明摆着，是只对自然科学家开放。而“大英学院”（British Academy）则基本是面向人文和社会科学家。英国人的想法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养在两个不同的圈里，井水不犯河水。美国倒是有个AAAS（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美利坚文理学院），两派想养老的人都可入伙，但规格不够高。中科院曾经也是兼收并蓄，但“文革”后社科院分出来，科学院再评院士就不带文科生玩了。亨廷顿想当院士的心态和复旦哲学教授想当中科院院士的心态是一样的。

其实，凡事分个三六九等，哪儿的人都一个德行。美国科学院院士评选和总统大选是反着的：大选公开；院士评选不公开，由现任院士推荐。中国也是反着的，院士评选公开。其实公开也好，不公开也罢，都得托人活动，认识几个院士就可以托他们推荐。在美国评院士，过了本学部还不算完，其他学部的院士也可以说三道四。其实，亨廷顿两次评选，都已经过了本学部，哪曾想半路杀出个“朗咬金”。院士评选完全摆脱江湖是不可能的，都是凡人。美国院士评选的段子很多，但闹成朗和亨廷顿这样的，还真是少见，好在人家都是拿学问说事儿，不论男女。

　　亨廷顿被提名为院士所依据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这部被同行称为“现代政治学经典”的书中，亨廷顿定义了一个所谓“社会满意度”的概念，并用数学的方法按“满意度”给各国家排了个序。在这个排序中，当时盛行种族主义的南非竟然被列为“满意的社会”。掐架时，《文明的冲突》还没出。

　　朗认为亨廷顿的研究根本没有考虑南非的两千万黑人。反种族隔离运动那时闹得正凶。亨廷顿却是南非政府的顾问，他给政府的建议是压制黑人运动，在压制过程中可以采用各种手段，包括“欺骗，故意忽视事实”等等。而即使保守如共和党也不会在公开场合支持种族隔离。尽管亨廷顿用了些数学公式，但朗认为那是“只具科学的假象却没有科学的实质”。

　　当亨廷顿看到朗的批评后，在政论杂志《新共和》上简要回复说：在成书的六十年代，南非并没有黑人反种族隔离运动，也没什么社会问题。这个回复激怒了朗。他找到六十年代美国主流媒体报道过的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复印，寄给了所有科学院院士。朗认为亨廷顿是“故意忽视事实”；否则，如果亨廷顿连这点南非历史都不知道，那他至少是职业上不够格的。朗并没有因此停止，他向美国所有大学的政治学系发信，要求停止使用亨廷顿著作作为教材。耶鲁等几校的政治学系在仔细评估学术和政治正确性的各种因素后，真将此书从“必读书”的单子上撤下，这对亨廷顿的声誉打击颇大。

　　亨廷顿的支持者指控朗是麦卡锡主义，这有点扯，麦卡锡主义是极右，而朗是左派，指责朗的人反而多数是右派。“麦卡锡主义”成了帽子，左派右派谁都可以用，就像在中国，动不动就骂人是“文革”。亨廷顿的支持者忽视了亨廷顿曾担任美国政府各机构（包括中央情报局）顾问这一事实。亨廷顿的政治立场基本是保守的，但他自己表现得很机会主义，在共和党的政府里任职顾问，又不时出席民主党的活动。这一点自然也被朗所不齿。但朗声称他批评亨廷顿不是出自于政治主张的不同，而是亨廷顿数学太糟糕。

　　华盛顿大学的数学家克布里茨（Neal Koblitz）早年就撰文（“拿数学当宣传工具”）批评过亨廷顿之流。克布里茨在密码学圈里很有名，他是著名的椭圆曲线加密法的发明人之一。他指出亨廷顿使用数学的方法不对，自然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他就差点说亨廷顿“丫不懂数学”。

　　亨廷顿的支持者为他做的辩护苍白无力，多发表在右派报纸和刊物上，基本论点都是：亨廷顿是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是权威，所以不会错（这同中国某些人的思维何其相似）；数学家不应该指责政治学圈里的事（为什么不行？如果政治学家看得懂数学，他也可以指责数学家干错了）。

　　非数学家同数学家讨论数学问题当然很吃亏了。数学家任何时候批评任何人都可以理直气壮，这是西方的传统。据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记载：苏格拉底主张算术是第一要紧的学问，第二是几何，再次是天文。也就是说，不会点儿数学物理，别出来混。牛顿的书叫《数学原理》，罗素的书也叫《数学原理》，数学上立住了，别人才服。只有两位数学较好的社会科学家站出来为亨廷顿辩护。一位是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缪尔森。他在《科学》杂志上的辩护相对温和、泛泛，并没有针对朗的具体指控。萨缪尔森说：一个领域的专家偶尔指控一下另一个领域，没什么大碍，但如果演变成学术人之间的派系斗争就不好了；最好还是各领域自己制定自己的标准。萨缪尔森最后还指出：“宽容促进科学进步。”总体给人感觉是和稀泥。

　　另一位为亨廷顿站台的也是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著名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司马贺（Herbert Simon)。司马本行其实是政治学，但他后来一手创办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后来已演变成计算机系加软件学院加机器人研究所等数所教学研究机构，是美国计算机科学的重镇。司马本人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创始者，晚年曾数次来华访问，对中国管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晚辈提携有加。他老人家这次站出来不排除有惺惺相惜的意思。美国数学科普杂志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邀请司马贺和克布里茨辩论，于是司马贺发了篇文章企图反驳克布里茨的指控，题目是“来点儿简单有用的数学”，里面还真鼓捣了一堆简单的微积分小公式。基本企图是为亨廷顿开脱，按说司马的数学应该比亨廷顿好多了，但这在朗和克布里茨面前就显得有点小儿科了。克布里茨回复说：你数学可能比亨廷顿好，至少没错误；但亨廷顿的主要问题是假设错了，结论明显错。那时没有微博，掐架都没有实时性，几个回合下来，好几个月都过去了，旁观者早散了，只剩下当事人干着急。

　　朗指出亨廷顿主要错误在于：把政治观点未经批评，就当作科学。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科学家不能依赖权威，或者认证机构；也不能指望媒体或国会来充当科学的警察，必须依赖个人责任。话是这么说，但现实世界，无论中美，权威性和认证机构没法完全分离。得了诺贝尔奖，不用代笔，书都卖得好。

　　朗在同亨廷顿过招时，基本还是就事论事，尽量不做无根据的泛化。相比之下，物理学家、老顽童费曼就没那么客气了，他直接说：社会科学通通都是伪科学。费曼尤其反感社会科学家误用数学。想想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挺可怜，好不容易学点数学，动不动就被科学家灭。在文科生眼里，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是一伙的。朗非常欣赏费曼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做的调查报告。他认为那是科学家参与社会活动的典范。挑战者号整个的调查持续了六个月，费曼用数学和物理清楚而又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挑战者号失事的缘由。

　　费尔德曼是伯克利的历史学家，他有次同耶鲁的一位教授掐架。朗站在费尔德曼的一边。但后来他发现费尔德曼在六十年代曾发表过反对学生运动的声明，他要求费尔德曼给出解释，费尔德曼遂发表声明为他早年的举动道歉，最后老哥俩成了铁哥们。有时，坚持原则和站队还真分不太清楚。

　　朗打假的方式其实很简单：他把他认为的学术不端行为，编成Files，然后邮寄给所有有关方面。他基本就事论事，把他认为是不端的证据从原文中摘录，附加自己的评论，评论有时采用信件的方式。一个File，他经常要寄出上千份拷贝。那时互联网和电邮还没普及。朗都是自己掏腰包支付复印费和邮费。他好几次在科学院开会时向其他院士募捐。他开玩笑地说：“革命也得靠资本主义支持啊。”

　　朗对亨廷顿的批评导致亨廷顿没有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朗的打假记录都被他编成书，由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斯普林格是朗所有教科书的出版商，从朗身上赚了不少钱。朗开玩笑说别的出版商不愿意出，他是逼斯普林格搭售。最有名的一本就是《挑战》（Challenges）。该书的一半记录了亨廷顿事件，其他部分主要是针对巴尔的摩事件的评论。巴尔的摩是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获得者，但后来他的门徒出了个学术丑闻，把他牵连，逼他从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位置上离任，那是后话。

　　朗和亨廷顿都是1927年生人，生日差一个月，但分属不同星座，亨廷顿白羊，朗金牛。朗2005年去世，亨廷顿多活了三年，也不知道最后那三年，他想没想过再申请一次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