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的理论困境_风闻

 来源：《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作者：杨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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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倡导自由市场，但他们内部对自由市场的论证却是基于对市场本质的不同理解，在理论上是彼此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芝加哥学派与新奥地利学派两个群体之间，在下述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着绝然不同的理论解释：自由市场的本质特征是一般均衡还是一种动态协调过程？价格传递出来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信息？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芝加哥学派的论证，遵循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思路，以均衡理论来论证市场的最优性质。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尚只是用马歇尔均衡范式来为自由市场的效率辩护，而卢卡斯等较年轻的一代则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为之辩护。一般均衡模型原本只能充当一种启发式的思考框架，不能把它视为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解读，甚至算不上一种近似的解读。因为，市场失灵在理论上正是从这种模型中推导出来的，且不说这种模型本身还存在着某些根本性问题。但是，卢卡斯及其追随者却坚持认为，只要对阿罗-德布鲁模型做一些理论上的改进，就可以把它视为对自由市场纯粹形态的论证，一种对现实市场经济的近似描述。

　　如何“改进”呢？那就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榜样，增添“理性预期”之类的假设。理性预期意味着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充分利用可获得的信息，而且确切知道经济如何运转的机制，由此可以形成关于工资、价格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准确预测。正是基于对这一假设的理论自信，卢卡斯及其追随者将有效市场假说推论到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卢卡斯供给函数”，它依赖于所谓劳动供给的“跨期弹性”。根据这一假设并结合理性预期假设，卢卡斯和追随者坚持市场会自动快速出清的观点。再加上货币中性论，他们就轻而易举地得出了“政策无效”的结论。有人甚至根据这种理论，认为政府是“经济周期的发生器”。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类“改进”？研究一般均衡论的著名经济学家哈恩早就坦诚地指出：“（我们）已接近了路的尽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好的地方。一部分原因是世界改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分散了；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走的路过于狭窄，而且我们现在觉得，在修建这条路时，我们避开了太多的、本该经过的荒凉而杂乱的原野。我们确实已经到达了井然有序的目的地，但我们却越来越不可能停留在那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没有听从哈恩的警告，走得更远。在上述所谓“改进”的理论模型中，不存在市场失灵、失业、有限理性、经济泡沫等现象，也不存在行为经济学揭示出来的各种非理性行为。这类现象都通过假设而消失在视野之中。正如福克斯所评论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者就开始质疑理性市场理论，揭露它在理论上的前后矛盾和缺乏现实依据。在20世纪末，他们已经成功摧毁了该理论的主要支柱，但是却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理论。结果，理性市场理论仍然充斥于公众辫论、政府决策和私人投资中，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8年的市场崩溃前夕。”卡西亚把这种现象恰当地形容为是“乌托邦经济学的胜利”。

　　新奥地利学派对芝加哥学派的上述论证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路径，误解了自由市场及其相关问题的本质。

　　第一，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自由市场的最根本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应对经济世界所充满的各类不确定性。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最优”最多只有一种适应性效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均衡概念来解释市场的运行，存在着“合成推理的谬误”。拉赫曼明确指出：“瓦尔拉斯主义者在三个层面上使用均衡概念——个人、市场和整个经济系统，从而犯下了没有保证的推广的谬误：他们错误地相信，打开一扇门的钥匙将打开一系列门。正如米塞斯说明的那样，受一个大脑控制的行动必然是一致的。同一个市场中许多头脑的行动缺乏此类一致性，就像同时出现的看涨和看跌一样。在一个经济系统之间，许多市场中的个人行动相互和谐，这是一个更冒失的假定。”

　　最早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是哈耶克。在他看来，如果使用纯粹的选择逻辑，用均衡概念来解释纯粹的个人行为（例如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是不成问题的。虽然个人会存在认识上的错误，但就个人在特定时间上的主观认识而言，均衡不外乎是一种纯粹个人选择逻辑的产物。关键在于从个人均衡转向社会均衡时在概念上出现的问题：“长期以来，我总是感到，我们在纯粹分析中所使用的均衡概念本身及其方法，只有在局限于单个人的行为分析时才有明确的意义。当我们将其应用于解释许多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时，我们实际上正步入一个不同的领域，并悄然引进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新因素。”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新因素”呢？那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均衡，如何协调个人之间不同决策的问题。这是一个经验问题。

　　哈耶克认为，经济学只有当它能够说明所有参与者如何获得知识并且在竞争过程中利用这些知识，才能重新成为一种经验科学。真正的解释不在于均衡状态本身，而在于至少在趋势上朝着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因此，奥地利学派认为，理解市场的正确思路，是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竞争过程。这是一个由一系列发现造就的变化过程，其中充满不确定性和试错行为，只存在一种学习和适应性效率。正是这种学习和适应过程中，会产生出一种自发的拓展秩序。在哈耶克看来，描述和分析这种过程，只能运用“复杂现象”理论。

　　第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价格的本质在于：通过市场过程，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充分地利用分散存在于各个参与者身上的“特定时空的私人知识”，从而有效地对付充满在市场中的各种不确定性。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均衡模型来解释价格的形成，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思路，不足以揭示价格的本质。它把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改造成为一种纯粹的最大化逻辑思维，所有的行为主体被“给定”大量信息，从“给定的”技术演绎出“给定的”成本，从中又演绎出“给定的”价格，完全误解了古典经济学的“无形之手”的精神。正是存在这种误解，使兰格等人也能够借助这种经济学，证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一学术史实本身就足以证明一般均衡理论对市场和价格本质的理解是无用的，甚至是误导性的。

　　事实上，价格体系之所以可以充当信息交流机制，完全是因为，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为“给定的”信息，只有在交换和竞争过程中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在事前，人们拥有的只是特定时空的零星知识。在事前，市场参与者并不能确知消费者对哪些商品存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知道这些商品的相对稀缺程度，不清楚谁能以最低的成本提供这些商品，等等。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在动态的竞争过程中获得的。作为自发秩序的一种典型，价格体系之所以能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资源配置并赋予它以秩序，就是因为价格体系记录下了人们在参与市场竞争和交换的过程中留下的那些零星知识，并通过价格对个人“特定时空的私人知识”进行编码，形成新的价格和显性知识。由此而形成的自发秩序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过程；不是一种最优过程，而是一种可以动态修正的过程。

　　第三，只有市场过程理论，才能充分揭示出市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均衡理论中，个人选择堕落为一种纯粹的数学计算，看不到真正的个人自由。与此不同，在市场过程理论中，市场的本质就在于给参与者提供一种发现并利用未被注意到的谋利机会的自由。正是通过这种机会，个人可以充分表达、展现和发挥个人的自由。因此，柯兹纳说：“不仅市场的运行有赖于个体自由，而且只有在自由市场的背景下，一个社会才有可能有真正的个体自由。”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若要在芝加哥学派信奉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选择一种自由市场理论，最好的选项也许就是要有效地容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经济学家很喜欢《铅笔的故事》对市场机制的那种寓言式的描述。但是，这个故事所描述的市场机制包含的内容，最接近奥地利学派的理解，而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论证很远。对这一选项，非奥地利学派的最强烈支持者，也许是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他认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基石，一般均衡模型关注竞争的最终结果胜于过程本身（即竞争如何发挥作用），就像一份“一个国家的城市地图，却没有描述城市之间的道路”，是无用之物。他呼吁放弃完全竞争模型、一般均衡及福利经济学，代之以由米塞斯、哈耶克和柯兹纳传授的新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运行模型：“我缓慢而极不情愿地正视，他们（奥地利学派）是对的，而我们一直都是错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之手指的是动态的竞争过程而不是被古诺带入经济学的静态的、作为结果状态的完全竞争概念。”当然，布劳格的呼吁有点极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更多的学者（包括相当一部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则力图在新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形成某种折衷主义的理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