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扩张理论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_风闻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３期

**摘要：**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为了论证民族扩张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宣扬了一整套理论。该理论起源于西方传入日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根据本国在亚洲文明程度的领先状况，日本思想界提出“文明征服野蛮”的理论，认为日本已经是亚洲“文明强国”，在世界上可以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因而应当在亚洲成为“食他人者”。另一方面，日本思想界又提出，亚洲各国是“野蛮落后”的社会，所以只能成为“被食者”。再进一步推断，日本思想界又宣扬，文明进步的日本向野蛮落后的东亚各国扩张，“输出文明”并“保护”那里受苦受难的各民族，成为日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民族扩张的“正义性”似乎得到了“合理的”解读，明治日本思想界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下的军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所谓“正当性”诠释。

**关键词：**日本　民族扩张　甲午战争　抗日战争　社会进化论

有关日本近代对东亚大陆的民族扩张野心和侵略行径，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认为，日本近代以来的民族扩张，是为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资金、劳动力和商品销售市场，而不顾其他民族的生存权益，对邻近的大陆展开持续的扩张侵略。显然，这是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视角进行的分析判断，认为日本的侵略扩张与世界各资本主义列强的扩张有着共同之处。不过我们还应当更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在维新之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列强已控制世界各地的大部分资源，包括东亚大陆也正在被列强蚕食和瓜分。所以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比其他国家更为彰显，贪欲更为强烈，甚至为了快速攫取殖民利益，有排斥其他列强在东亚的殖民利益的企图。有的学者提出，日本侵略扩张是为了脱离原有的东亚“华夷秩序”，重建“日本式的华夷秩序”。其实这种重建新的“华夷秩序”不过是称霸东亚、统治亚洲各民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还有学者认为，日本的民族扩张早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安土桃山时代已经形成了传统。此观点符合客观史实。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扩张传统不仅仅是一种惯性使然，也与日本想要获得的经济、政治利益密切相关，二者须臾不能割裂。

对日本民族扩张持辩护立场的学者也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日本对外扩张是为了维护国家对外的威信，建立皇国的“御国体”。这显然是从传统的皇权主义观念（认为天皇是神的后裔，日本是“神国”）提出的说法，没有任何合理性。有人认为是由于欧美大国的存在，威胁到日本的独立。与此相关，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西方列强对东亚的压迫，日本民族主义与欧美列强的对抗不可避免，而对外扩张正是与之对抗的手段。这两种说法实际上是日本为了侵略亚洲其他民族寻找的一种流行的借口。甚至在昭和初年还有学者认为，日本对外扩张是为了东亚不同民族相互之间的和睦，这更是粉饰日本民族扩张实质的邪说。

从另一角度看，上述各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日本明治时期思想界为推动日本对外扩张而展开的理论诠释。应当看到，尽管日本在近代以前已经形成对外扩张的传统，但明治初期日本对东亚大陆侵略扩张的构想，要真正付诸实践，还存在很大障碍。因为要大规模对外扩张，还存在“师出无名”的问题。而明治日本思想界的新动态，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有的思想家根据欧美列强对外扩张现实，真心认为自己宣扬的一套弱肉强食理论，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而这种理论正好被发动民族扩张的日本统治者所利用；有的人则是刻意密切配合执政者，宣扬一套“理论”，以论证日本对外扩张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所以，对明治日本思想界宣扬民族扩张的“理论”作深入剖析，显得十分必要。

针对上述问题，以前的学界论著已不同程度涉及一些日本政治家、思想家对亚洲的认识和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外交政策实践，例如田畑忍的《加藤弘之的国家思想》、吉田旷二的《加藤弘之研究》和安川寿之辅的《福泽谕吉的亚洲认识》。田畑忍的著作重点分析了加藤有关弱肉强食、强力造就权力并缔造国家的思想。吉田旷二的著作只用了一章介绍加藤弘之的国家思想，比田畑忍的论述更为简略。安川的著作针对丸山真男等学者对福泽谕吉思想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涉及福泽谕吉对国际公法的否定、对东亚中朝两国的一贯蔑视态度以及民族沙文主义思想。但是这些论著都比较重视对人物个案的探讨，在系统梳理日本民族扩张的“理论”方面，尚十分欠缺。国内少数研究成果虽从不同层面对日本近代出现的民族扩张主张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但它们对这套扩张“理论”内在逻辑联系的系统论证和全面阐释仍十分欠缺。日本民族扩张的思想动因问题仍未较好解决。因此，有必要依据当时的原始史料，对明治日本思想界宣扬的扩张“理论”的内在逻辑展开系统梳理，揭示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思想动因，同时亦可深度挖掘当今日本为侵略扩张所作种种辩解的思想来源。

一、对西方“弱肉强食”理论的宣传

众所周知，英国学者达尔文近代出版的《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另一位学者赫胥黎对这种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中国清代学者严复将其翻译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规律。这一理论打破了历来流行的“上帝创造万物”的理论，揭示出生物界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客观规律。这无疑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实质性飞跃。但如果将其理论完全套用于人类社会的演变，则会出现谬误。而稍早一些，英国另一名学者斯宾塞提出 “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也同生物界一样，存在“弱肉强食”的规律。这一理论无疑对东亚社会造成了影响。

西方进化论传入日本后，引起很大反响。1877年，美国动物学家莫斯应邀到东京讲课，他介绍的生物进化论风靡日本学术界。正如1913年三宅雪岭（1860—1945）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描绘的那样：“进化一词如生翼而飞，留心新知识的人们，动辄将进化挂在口边，认为只要一说进化，仿佛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这说明进化论被当时渴望追赶西方“先进文明”的日本社会接受和容纳。但此时日本社会的人们很难将科学的生物进化论与存在谬误的社会进化论相区分。所以生物进化论传播的同时，对社会进化论的宣传也就自然流行起来。

当时西方列强对亚洲的民族扩张趋势愈演愈烈，客观上也深刻刺激了日本社会各阶层，思想界普遍认为这种弱肉强食趋势在所难免。例如1878年2月6日《邮便报知新闻》上有评论文章指出：“盖以蚕食吞并直接致富之术，犹如一个社会之一个人掠夺他人之财产，将其占有以致富。难道不是实在可厌之至耶？然而，此野蛮习俗在今日可云尚未洗涤。虽然列国通好有盟约，万国交际有公法，但绝不会构成维持普遍和平之功用。为了吞并他邦、合并其领土而发动战乱之势，遂不能遏绝……呜呼！介立于虎狼群中，欲免其伤害，其亦难矣！”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列强兴起和不断扩张后，无论是友好盟约还是国际公法，都不能阻止列强对落后民族的肆意掠夺。这种客观事实和列强掠夺难以避免的论点，无疑也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社会进化论宣传在日本最有力的代表人物是加藤弘之（1836—1916）。这位明治维新前后大力宣扬“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家，在阅读了大量西方学者的进化论相关论著后，彻底抛弃了早年的天赋人权主张，转向了社会进化论。正如他本人在1897年谈到:“阅读了达尔文及斯宾塞等进化主义的书（余40岁左右的事），越来越明白我们人类本来并非特殊的生物，由于进化而形成了我们人类的原因”。在1912年他又回顾到：“在我40岁之时，即明治8、9年之前，专信二元主义，有着糊涂的宇宙观。认为在物质上是自然力，在精神上是超自然力在起作用。不仅如此，我还将我们人类视为与其它动物完全不同种类，我们人类存在着与其它动物不同的天赋人权，还具备天命伦理。然而，到40余岁因偶尔阅读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才开始得到醒悟其错之端绪……因而便逐渐好读达尔文、斯宾塞、赫克尔及其他诸位硕学有关进化主义之书。更加明白宇宙作为唯一自然，绝无超自然之物。从而一点都不怀疑，我们人类并非本来便为万物之灵长，而是完全依据进化才开始成为灵长的。”可见，加藤大约是在1876年以后，开始接受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并开始转变自己以前持有的天赋人权等观念。

之后，加藤弘之多次在自己的论著和讲演中，论证了进化论的合理性。1879年加藤在文章中指出：“先于达尔文主张进化论者，乃法国人拉马克以及科弗罗伊·德·海莱瑞，德国人科特以及沃肯。然而详说其理者，乃达尔文。”在同年发行的《日本之开化》中他又提出：“我人类决非天孙神裔，也非受天神上帝特惠者。反而是由卑贱之猿类之一种进化者。而且其猿类也亦由下等动物进化，其下等动物也亦由更下等动物进化……”可见，加藤接受进化论思想是颇为深刻的。如果仅仅是探讨科学的生物进化原理，否定人类由神造的谬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加藤弘之在接受进化论后，却吸纳了“弱肉强食”的观念，将其应用于社会进化的理论中，用来反对自己以前极力主张的天赋人权说，并将这种理论适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中。

加藤弘之认为世界上的资源十分有限，因为凡有机体生存，皆需要大量资源，包括光热、水、土地等，也有可以充当食物之种种动物。他在1912年公开出版的《自然与伦理》中，总结了自己的进化论思想，并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解释：“然而，上述生存之需要物品，对于要完成时时刻刻不断诞生之有机体之生存，是非常不足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确保诞生总数之千万分之一者之生存。于是作为无可奈何之结果，产生之有机体之绝大多数乃死灭，仅仅有少数得以生长。”由此可见，加藤的看法是，既然生存必需的资源如此匮乏，那么世界上的人类为了获取比别人更多的生存资源，自然会产生自私自利之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人们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必然相互竞争。

加藤认为这种“唯一利己”恰恰就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有机体的原始本能：“凡有机体必首先固有唯一利己性根本动向。是即为了完成自己生存之自然力。因此实际上可以称为有机体之原始性本能。”这种看法并非初次出现，早在1879年，加藤就在东京的一次讲演中指出，这种受原始本能驱动，为了利己而竞争的行为，正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动因：“若无利己之心，必然不会有开明进步。利己之心产生竞争，竞争产生进步。没有利己之心，便无竞争；没有竞争，便无进步……方今世界，皆由利己之心互相竞争而进步也。”他认为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战争中，在学问、工业、通商各方面都会出现竞争。各国之间的竞争，产生于各自的利己心即爱国心。当然，这种竞争绝不会势均力敌，总会出现强弱区分。加藤的论点，实际上为日本思想界论证发动侵略扩张之“竞争”行径的合理性埋下了伏笔。

具体考察了当时日本所处之国际地位后，加藤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次讲演中指出：“吾更从日本在地球上所处位置考察，不得不更增加了将来不安之忧虑。盖在同外国交际上，不仅德义难行甚为明了，而且如与外国关系之事，若优胜劣败之天则最有势力，则文明富强之邦国制约未开贫弱之邦国，实不可避免。虽有如何之宗教，如何之道德，亦无可奈何。”他强调了国际间交往不是靠讲求信誉的仁义道德准则或宗教信仰，而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规律在发挥作用。所以世界上优等的文明富强国家，往往会控制劣等的贫弱国家，充分证明了这种规律的不可抗拒性。这种解释虽然十分牵强，却似乎自然得出了强国对弱国侵略扩张“天然合理”的逻辑结论。

于是在另一次讲演中，加藤提出自己的主张，即弱肉强食乃天则，历史上从不存在天赋人权：古来自然法学派主张所谓天赋之自由平等者，全属妄谈。妄谈者流虽言吾人类天赋自由平等之权利，但吾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同，绝无天赋之自由平等。吾人类社会如动物界，特只强者权利之履行。强者常制弱者，盖无疑之天则也……欲得自由权，则必须先成为强者。也就是说，人类与动物没有区别，只能遵循倚强凌弱的规律来获取自由权利。加藤弘之由此彻底否定了自己以前大力宣扬的天赋人权学说。

因此加藤提出，这种行使权力的强者自然也就构成社会的主体：“在社会之中，作为有彼之强者、弱者之区别，强者常常控制弱者。故毕竟强者作为社会之主体，弱者不过只能作为服从其者，乃可云在任何社会皆为不可掩盖之事实也。”根据这种“不可掩盖”的事实，加藤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社会“只能是强者之社会。无论如何，弱者不过或只能被压制之，或只能听从被保护之。若果然，社会只是强者之集合，弱者只不过作为其从者。”从其论述我们可以得知，他认为整个社会的制度设计，包括法律规则的制定、经济利益的分配等，都只能围绕强者考虑，而弱者的权利只能被弃之不顾。

为什么不同民族之间社会发展会呈现出强弱差别？加藤弘之错误地认为是因为人种之间有优劣之分。他在一次讲演中阐述了这种人种优劣论：“人类中既有优等人种，也有劣等人种。由于竞争，优等者乃越发优等，脑的发达随之更加充分。然而，劣等人种脑愈益不发达。随着脑不发达，愈益变得劣等。最近不同人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起来。因此，劣等人种由于所谓智慧之工具被优等所压倒，又因所谓身体之工具被压倒，渐渐人也就被灭掉了，而其中也有全部死绝的人种。”这种因为人种优劣而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差异的观点，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欧美列强为了对落后国家实行扩张而寻找的借口。但加藤弘之在此将这种违反科学的观点作为真理加以肯定，实际上也就隐伏着为日本对外扩张寻求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可能。

因此，加藤弘之将有机体的优胜劣汰竞争规律，应用到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必然得出民族扩张侵略正当合法的理论。在1906年公开出版的《自然界之矛盾与进化》一书中，加藤弘之提出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侵略和掠夺，实际上是自然进化的现象，与人们通常理解的伦理道德无关：“由是可知，开明人种，压倒未开人种，而掠夺强占其土地物件之事，决不能认为是不道德或盗贼的行为，实不外为一种自然行为。此正与自然界中之动物界一样，无所谓善恶正邪之评判”。加藤弘之：《自然界之矛盾与进化》，王璧如译，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第88—89页。加藤在此将生物进化的原理完全照搬到人类社会中，认为人类与动物毫无区别，没有任何伦理道德可言。这无疑为相对强大的民族对相对弱小的民族实施侵略扩张寻求到了“合理化”借口，作了所谓“正当化”的诠释。

根据这种谬误的逻辑，加藤弘之主张，为了本国利益发动侵略别国的战争无可非难：“固然对于和他国缔结了条约的事项，要想任意地背弃，在所不许。但所谓条约云云，决不可靠。故虽在既经约好的事，假使在觉察到此为自国的不利之时，则不得不采取解约的手续了。即或因他国的不承诺，而出于开战之一途，亦决非可以非难的事。”也就是说，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即便撕毁条约、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正当合理的行为。当时日本已经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并获得巨额赔款，以后又与沙俄为侵占中国东北爆发日俄战争，加藤的这种为侵略战争辩护的“理论”，实际上起到了极力美化日本民族扩张的作用。

加藤后来又在一部似乎学术性更强的著作《自然与伦理》中对其谬论作了进一步阐释：“虽然各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谋求他国之健全、幸福，但那完全不过是图谋本国健全、幸福之手段而已。因而假若看到对本国不利，不仅丝毫不会为他国图谋，或至不得已，为了本国的利益遂不得不障害他国之利益。那决非不允许，甚或乃理所当然也。”按照加藤的“理论”，在国际交往中，只有维护本国利益才是最高宗旨。即便与他国合作，也仅仅是为了谋求本国利益的权宜之计。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得不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犹如自然界中的弱肉强食规律一样，是天然合理的。

日本近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则更直截了当地认为，国际交往准则就是与动物界同样的弱肉强食。1883年10月他在《时事新报》评论中明确指出：“世界各国之相对峙，呈现禽兽相食之态势。若食者成为文明之国人，被食者有不文明国。我日本国是要加入其食者行列，与文明国人共同寻求良饵欤？还是要与数千年来萎靡不振之亚细亚古国为伍，共同坚守古风，被文明国人所食欤？是成为猎者狩猎兔鹿欤？还是成为兔鹿被猎者所猎欤？二者不可不抉择其一。”他将国际间的交往关系，偏激地看成禽兽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关系，而且明确文明国家就是强者，非文明的传统古国则成为弱者。强者自然就成为“食他者”即猎人，弱者也就必然充当“被食者”即猎物。

依据这种逻辑，福泽谕吉认为国际关系纯粹就是上述这种弱肉强食的关系。他在1878年发表的《通俗国权论》中提出：“若然，则万国交际之道，亦与此无异。云和亲条约，云万国公法，虽如甚美，但仅为外国之仪式名目。交际之实，不过争权威、贪利益。观察世界古今之事实吧。贫弱无智之小国，没有能充分依赖条约和公法而保全独立体面之先例，皆人所尽知也。不仅小国，连大国与大国之关系，也正是相对立，互窥其嫌隙。一有可乘之隙，绝不会放弃。窥之探之，其之所以未发作，唯在兵力强弱这一点上。没有其他可依赖之便利。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若不主张大炮弹药拥有之道理，乃成为制造无道理之器械也。”福泽的理论一方面揭示出近代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国际关系现实，另一方面也为日本今后应当遵循的国际交往规则指出了方向，即只能凭借实力进行弱肉强食的竞争，不受任何国际公法和外交道德的约束。这种强权观念以后逐渐成为日本外交思想的主流意识。

老一代思想家宣扬这种弱肉强食的民族关系准则，被年轻一代思想家所继承。明治中期以后的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1863—1957）虽然早年主张民族平等，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倾向于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观念。1913年，他通过考察甲午战争的进程，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于是领悟到，无力的道理使有力的无道理获胜，若欲实行道理，必须要有实施它之实力。即领悟到道理其物，几乎不会有自动实行者。只能有待于他力，才开始发挥其妙光。我于是归依了力的福音。假若有实力，连无理也可以贯彻，何况道理焉？假若没有实力，连充分的道理也无法贯彻。”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完全没有任何公理可言。只要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做后盾，即便是蛮不讲理，任何行为皆可畅行无阻。这就完全否定了国际交往中的诚信原则，将“实力外交”或“暴力外交”推向了不讲丝毫信用、无视任何道德的极致。

这种社会进化论思想，也得到另一位更年轻的思想家北一辉（1883—1937）的赞同。1906年他在公开出版的书中提出，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没有区别：“人类乃一生物种属也。社会主义致力于作为一生物种属之人类进化，当然不能脱离生物进化论的所有法则之外，社会进化论乃成为生物进化论卷末之一节。”他将生物进化论与人类社会进化论完全混为一谈，实际上抹杀了人类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的本质区别。而且北一辉认为，即便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社会主义若与生存竞争说相背驰，诚不过应为非科学之空想。即便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其也仅可为经济学、伦理学、历史学等之上所空说者。从构成诸科学之根底的社会哲学上，无论如何也只能是乌托邦。所谓社会主义……当然不能逃逸出包含称为人类的生物种属之生物进化论之原理的生存竞争之外。”这就将生物进化论应用到几乎所有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中。

这种弱肉强食的民族关系思想，一方面受到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兴起之后，尤其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欧美列强海外扩张的客观反映。如果仅将其作为一种防范外来侵略的国防思想，尚无可指责。但若将这种思想运用来否定国家之间本来应当平等相处的正常关系，便成为十分荒谬的强权政治思想。它实质上是为日本对外扩张寻求所谓“合乎天理”的理论依据。

二、日本的双重国际地位观

在日本思想界描绘的这种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日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国际地位？这是日本明治思想界讨论较多的问题。自维新以来，日本思想界不少人依据社会进化论认为，日本在世界上具有双重国际地位：一方面对于更为先进的欧美列强，日本通过维新后的一系列改革，正在进入世界“文明国家”行列，摆脱了“被食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亚洲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日本由于自身的文明进步，加上民族的“优等种属”特性，已具备了“食他者”的资格，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保护”亚洲其他民族并向其输出“文明”的国际义务。这种观念经过明治诸思想家、政治家的精心论证，似乎找到了逻辑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首先，日本不少政治家、思想家认为，经过明治维新后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日本正在从传统封建社会变成文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具备与列强抗衡的实力。所以在国际地位上，应当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但欧美列强往往不承认日本这种正在变化的国际地位。因此，有必要通过努力，改变欧美列强的看法。

明治时期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1841—1909）在1883年访问欧洲后，发现欧洲人仍然瞧不起日本人，因而抱怨欧美各国不承认日本已进入文明社会：“我抵欧以来，注意测知欧人对我东洋之友爱情谊深浅如何……苟从事东西二洋之交涉，欧土相连横，企图凌驾于孤立之我。其心术毕竟无他，唯在于人种与宗教之异同。”伊藤认为，欧美列强始终不能将日本视为对等国家进行正常交往，并非因为日本文明不进步，纯粹是因为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与基督教社会不同。为此，他又对比了东南欧巴尔干地区的国家，认为日本文明程度早已超过“彼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第内哥罗、罗马尼亚”，但欧美各国非但不承认日本进步，反而却与巴尔干各国有“同宗兄弟之情谊”。这是因为“欧洲之所谓文明道德者，悉皆作为耶稣教内之事，并无将之推广于异教人之意。”也就是说，日本当时的文明发展程度早已超过巴尔干诸国而可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这种现实之所以仍然不被欧美列强承认，主要是因为日本不属于基督教国家。伊藤尚未认识到文明程度是一种全方位的评价标准。此时日本的各项改革刚起步，社会经济正在转型，近代化国家体制尚未建立，所以欧美列强仍然将日本视为尚未文明开化的国家而持轻视态度。

福泽谕吉提出，日本维新后，社会文明的发展虽然时间不长，但在许多事物上完全能与西方对峙：“兵制、航海、工业、器械制造等，西洋人能生产，难道我不能生产？唯有不及彼者，并非终究不可企及，仅尚未习惯之。”之所以尚未习惯，是因为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时间很短暂，就像一个努力学习新事物的未成年人，“实行西洋流之事，在制作西洋流之物之练磨中，我日本人之年龄仅如10岁以上、尚不足20岁之少年。”正因为如此，即便文明程度不高，但“行动不老练，固不足咎”。他认为日本尽管与欧美列强尚存一定差距，但正在进入世界文明国家行列。

与伊藤的观点不同，福泽谕吉认为欧美列强之所以瞧不起日本，并非因为宗教，而是因日本所处地理位置受文明进展迟缓的中、朝两国连累，从而受到不公正评价。1885年他在后来引起诸多诟病的著名短文《脱亚论》中表示：“如今中国、朝鲜不仅对我日本一点也没有援助，以西洋文明人眼中看来，由于三国之地理相接，有时或将之视为同一……若中国、朝鲜之政府坚持古代之专制，没有可凭借之法律，西洋人便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之国家；若中国、朝鲜之士人沉溺甚深，不知科学之类，西洋之学者便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之国家；若中国人卑屈而恬不知耻，日本人之爽快也为之被掩盖；若朝鲜国对人处刑很残酷，则日本人也亦被推测同样无情……其影响之事实显现，间接造成我外交上之障碍实在不少。可云为我日本之一大不幸。”那么，要改变西方列强的看法，福泽认为只有脱离与中朝的传统关系，日本才能振兴亚洲：“为今日之谋，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宁可脱离其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其接触中国、朝鲜之法，用不着因为邻国而特别客气。只能正可按照西洋人与之接触之做法来处理。亲近恶友者，不可免除共有之恶名。我们乃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者也。”福泽表面上是主张日本和亚洲的振兴，但这里说得比较隐晦的“按照西洋人与之接触之做法来处理”，实质上就是要日本模仿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方式，对待亚洲相对落后的各民族。所谓“脱亚入欧”就是仿效欧洲列强向亚洲各国扩张的同义语。

不仅如此，福泽甚至还主张日本应凭借实力压制以前曾压制过自己的国家。1882年福泽提出：“在我帝国日本，从事亿万元之贸易，备有千百艘军舰，要将日之丸旌旗飘扬于中国、印度之海面上，出入遥远之西洋诸港，获得大为炫耀国威之势。不仅像彼之英国人那样抵御中国人，现在还要将其英国人当作奴隶压制，束缚其手足，血气之兽心不能自禁也……今日我辈对外国人不平，乃因尚未摆脱彼之压制。我辈之志愿，乃仅在于压制此压制，欲在世界上独自专行压制。”他强调日本已经强大，不仅要摆脱欧美列强控制，还要反过来控制他国，甚至独霸世界。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福泽认为日本应进一步学习和赶超西洋文明诸国，并与之共同充当“食他者”。在1883年发表的《外交论》中他首先指出，所谓“文明”是与传统的“道义”相悖的：“因各种事情，逼迫各国签订条约，又割地，并对其国民无道德或怜悯。讲于理不可举行之类的道理，完全不听。无论有理无理，西洋文明之人，控制其他不文明国家，作为天成之自然。以不文明国之利，利于文明国之人，作为天与之利，不容怀疑。”他认为文明的强国，控制不文明的弱国，掠夺其利益，本身就是天经地义，不存在其他传统“道义”可言。既然如此，福泽主张日本为了摆脱“被食者”地位，而在国际关系上成为“食他者”，必须摈弃历来的传统观念，深入改革自身现状：“我日本国也开国，与西洋诸国交往。仿效其文明，使我国也变成文明。在世界大剧场中竞争，尝试进步之先后。在一决国是之基础上，与文明国交往，亲睦文明之人，读其书，讲其文，行其事，用其器械。从政事、法律、学问、教育之根本，至商工、殖产之业，一切万事，皆不违背西洋文明之宗旨。不可不在亚洲东方，努力始创一新西洋国。”福泽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才能拉近与欧美的差距，真正做到在国际事务上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实质上，学习西洋成为文明国家只是手段，能够像列强那样成为“食他者”随意掠夺弱小民族才是最终目的。

加藤弘之则从人种优劣的视角，主张日本民族为优等人种，所以日本在国际上应当具有优越地位：“日本人种绝非劣等人种，实为优等人种。不仅绝不会被西洋人所灭，而且充分具备与西洋人对峙之力量。已经与西洋人有30年左右之交往，人口绝无被灭之模样，反而愈益增殖，还产生出了智慧非常不亚于欧洲人之人。绝不会让欧洲人独自横行世界。相信与欧洲人同为上等人种，是共同横行世界，将天地万物皆作为我据有之同伴。”如果是仅仅主张与欧美列强相抗衡，鼓吹这种非合理的人种优越论还情有可原，但加藤进一步强调要与列强“共同横行世界”，反映出其理论与民族扩张的必然联系。因为日本横行世界的空间不可能在欧美，首要目标就是要在亚洲充当霸主。

民权理论家中江兆民（1847—1901）于1882年撰文谴责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时指出：“恃己之强盛而轻贱人之微弱，夸己之文物而侮辱他国之鄙野，此恶弊因由来已久，欲一朝除去实为不易者。此尤其成为在外交中产生灾害之原因。欧洲诸国之民，动辄加速对亚洲人民之嫉恶之原因，未必不源于此一事。”针对这种不正当的国际关系，他提出日本“苟树独立之旗在国家，则知违反经济之理，背负道德之义，乃不得已。平时预备大军以自守，恰如站在交战之立场。无他，乃因外交之道尚未得其当，诸国皆胡乱景慕英雄黩武之事，自以为得计之故也”。其言下之意，面临弱肉强食的现实国际格局，日本只能以强化武装力量、随时准备战争的态势，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这种强化军备的措施，即便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通常理解的所谓道德伦理也在所不惜。中江兆民的主观本意是强化国防军事力量以对抗列强，当然他并未预料到，日本也可以凭借这种力量从事对外扩张。因为武装力量用于国防或对外扩张，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一向主张思想开化进步的《自由新闻》也于1884年12月27日刊登文章，强调日本的文明发展足以与欧美各国匹敌。文章指出，日本在近20年间，文明开化取得了史无前例而非同小可的进步。所以那些“徐徐进步，耗费数百年，才获得开化之欧美人，几乎不相信我邦进步开化之确实，以至往往评价为表面开化或模拟开化。如其大众人民看待今日之我国，犹如看待昔日所构成顽陋微弱之我国”。即便日本已经建立起强大的陆军，或者海军已拥有铁甲舰，完全足以保护日本民族的独立，但欧美人一概不相信，“因此，无论我邦说国权损毁，还是论条约修订，彼恬然不顾之，皆曰尚早尚早。要之，不知我邦有如何之开化进步之实，有如何之武力，故如此也”。日本面对这种状况，应当如何应对？文章强调：“现在我邦对外之急务，在于尽可能使彼迅速知道此事。”其言下之意是，应当尽力向欧美列强展示，日本已进入近代文明国家行列，可与列强地位对等。这也代表了日本社会中上层渴望“海外雄飞”的愿望。

其次，在主张日本已可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同时，思想界又根据“弱肉强食”原则强调，日本在亚洲已具备霸主地位和“食他者”资格。正如1883年福泽谕吉所强调的那样，日本作为文明国家的目标，就是要与欧美列强一样，成为国际事务中的“食他者”：“今作为我日本人，若要利用近代利器与西洋人并立，相互争文明之先，不仅不被彼等所食，而且要与彼等一起，形成寻找时机食他狩他之势。除非首先改变我古俗旧惯，从政事法律教育之大体制，至社会日常之小事，限于不出现大障碍而改革之。努力仿效西洋之风，用伟大英明决断，导致亚细亚东方出现一纯粹之新西洋国，不足以完全达此目的。”也就是说，改革传统社会中“古旧”因素，仿效西洋先进诸国，建立近代化的社会制度，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使日本成为欧美列强那样的强国，以形成随时可以侵略和掠夺他国的实力和态势。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福泽对此专门分析了日本区别于亚洲他国的特殊性：“日本在东洋诸邦中，乃为一种特殊之国情。其人心活泼而不固陋，见善移之而不固守……从政事法律教育之大体制，工商产业之方法细致，至日常衣食住行之事，逐渐仿效西洋文明之风，遂企划我国开辟以来，连做梦都不会想到之政治大变革。开人民会议参与政事之端绪，已设立府县会，今后还将扩大其趋向。至圣诏降临，批准将国家大政改为立宪政体，实为非常之国势变动……改革千年之古俗旧惯，乃将日本社会组织成为西洋文明之风气也。”既然日本已经从事了如此多的社会改革，文明取得了巨大进步，独步亚洲而无他国能望其项背，那么称霸亚洲已是指日可待。

接着福泽顺理成章地提出，日本应当抓紧当前时机称霸东亚：“若乘此势更进一步，将彼之文明利器实际运用，开辟亚细亚东方之面目。即便处于今日禽兽相食之世界，限于我日本，无事则退守，一旦逢事变之时，食他也不被他食。不仅与西洋诸国比肩并立，假若为了成为东方文明之魁首，诱导近邻各国，有朝一日可共享天赐之幸福。并非仅仅我日本人有自信，即便作为西洋诸国之有识之士，也往往并非没有属望于我者。”福泽在这里十分紧迫强调的“成为东方文明之魁首”，即公然主张日本要成为亚洲之霸主。至于所谓与亚洲各国“共享幸福”，不过是为了掩盖控制其他民族之实质。而其描绘的美妙蓝图，同时还有希望列强承认日本已经提高的国际地位的目的。

福泽还对比邻近的中国，强调了日本充当亚洲盟主保护东亚的责任不容推辞。1881年他在《时事小言》明确指出：“近年来，中国人虽然稍有企图开化文明之状态，但实际上仅为千万人中之一部分，不容易将其力波及全国。要使中国向近代文明转化，首先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其人心，不可期待大量引用日本先例而速成。若然，则方今东洋列国，作为文明之中心，充当其魁首而同西洋诸国相抗衡者，非日本国民还能有谁呢？应该认识到，保护亚细亚东方，乃我责任也。”福泽这里所谓的实施“保护”，实际上是“控制”的同义语，是打着保护旗号行扩张之实的巧妙借口，不过是日本充当“食他者”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就连一些被认为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也极力主张日本称霸东亚。如自由主义思想家大井宪太郎（1843—1922）在1891年的演说中强调，没有必要与中国、朝鲜这类落后国家商谈东亚的发展策略，“若论亚细亚之政略，终须以日本为主。若不思以我日本掌握东洋之霸权，就不能处置东洋问题”。他强调关键是要保证日本能掌控亚洲霸权。

当时即便是主张亚洲各国联合以抗衡欧美列强的思想家，也提出日本应当或已经成为亚洲霸主的观念。如草间时福1879年11月发表文章,提出东洋合作、与欧美列强相抗衡的主张，他指出：“今我国作为亚细亚诸国开化先进之国，自任又以他人所许，在诸邦中率先担当东洋连横之业。放弃我国又有谁呢？”他强调，如果东亚各国联合，日本理所当然应当成为这个联合体之首脑。

又如一贯主张黄种人团结一致联合对抗西欧的樽井藤吉，1893年提出了东亚“合邦”的构想：“今天我们日本人，欲使南洋诸岛脱离白人之束缚。然而，与朝鲜合邦以防备俄国，若不与清国相约以分其劳，非独力所能及。我们日本人固然以亲和作为人生当务之要，岂无扩充其道以惠及各种人之念耶？那些白人，欲殄灭黄种人之劣迹历历在目，征兆可寻。我们黄种人若不欲战胜之，则为白人之饵食也。于是，战胜它之道，仅在于培养同种人团结一致之势力。”这种联合亚洲人对抗欧美列强的构想本无大错，但樽井藤吉认为，日本在亚洲社会发展领先，应当作为“盟主”，引导大东合邦：“我日本位于亚洲之东极。作为先觉者，应该打破友国之迷梦，应将其导入富强开明之域。在这东极，冠以东号者乃义务也。何况亲睦联合在东方人之天赋性格中耶？”他在此虽然只是强调亚洲国家亲睦合作，但在某种程度上为以后日本的主流意识——主张以日本为首，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奠定了基调。正如当代学者山室信一指出：“通过关注共同性中存在的差异,在此设定序列,主张日本的优位性、主导性。”

前述《自由新闻》的评论文章也表明日本应当充当亚洲霸主的意愿。文章强调：“今有关韩城事变，在日清间产生了不容易之交涉，由彼我谈判之状况，将直屈诉诸干戈，为了尝试日本刀之锐利，应需要大力出兵。如果有达到此不得已之场合，将我邦之武力显示于世界，不可不言乃为使傲慢之白种人大吃一惊之好时机。”该文主张，为了向欧美列强显示自身武力强大，日本应该向更为弱小的国家进行军事扩张。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思想界，关于日本的这种双重国际地位的理论非常流行。它一方面表现出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摆脱欧美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超欧美列强的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显现出维新后取得的一系列社会进步，导致日本思想界唯我独尊、力图争当亚洲霸主的观念日益流行。这不可避免地引导日本对外寻求“饵食”，充当“食他者”的民族扩张欲望迅速膨胀。

三、文明日本充当落后亚洲的“救世主”论

众所周知，世界各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极不平衡，这原本是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但明治日本思想界却将其作为民族扩张“合理化”的借口，提出一套亚洲各国野蛮落后，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日本有义务充当救世主，去“保护”和“解放”落后的东亚各国，并向其输出“文明”的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前述日本应当担当亚洲盟主（霸主）的理论的延伸。既然是盟主，当然有义务像救世主一般去“保护和解放”处于落后状况的亚洲各国。如果说亚洲盟主论主要强调日本的国际地位，而“救世主论”则强调日本应当在具体行动上切实履行盟主义务的霸权主义外交理论。其实质是披着“文明”的外衣，打着解救“野蛮民族”的旗号，对相对落后的民族实施野蛮的侵略扩张。

从宏观理论上考察，加藤弘之认为，文明征服野蛮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客观事实，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只会带来更大的文明：“假若欧洲人种遵守所谓人道，将野蛮人民视为与自己同等，敬重其人格、自由，承认其土地所有权利，将会有如何结果？若果然如此，我想，世界之大部分如今仍然是荒芜之地，因而世界之开明也几乎不能充分显现。”于是，加藤似乎找到了世界文明发展演变的规律，他总结道：“如此看来，所谓今日世界之大开明者，其大部分起因于文明人民征服野蛮人民之大事业，余确信此乃不争之事实。换言之，应当承认只有欧洲人对野蛮人不采用人道，作为遵从敬爱全人类之宗旨，世界今日之大开明方能产生。”其言下之意，“文明”的欧洲人对落后的“野蛮”民族的惨无人道的征服，是促进这些野蛮地区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因。进一步推理，则会得出一种似乎带有“普遍合理性”的荒谬结论：民族征服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的原动力。

既然如此，加藤弘之认为，这种民族征服的战争，原本不存在什么正义与非正义的本质区别。即使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本国人民也要协助：“如甲国向乙国妄起不义之战，固然为不善之举。因此作为臣民，若能谏止之，那是再好不过。但若终究不能，则断然下决心帮助国家之不义战争，以打倒正义之敌，这当然是作为臣民者应当之义务。当遇到这种可悲之场合，帮助国家之不义，那等于臣民之正义。在组成国家之细胞的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国家之生存更重要。”这种为了狭隘的本国利益而颠倒正义与非正义的逻辑，实际上公开为日本对外扩张提供了“合法化”的理论依据。

如果说加藤弘之的主张使民族扩张意图显得更加理论化，那么，另外的思想家则相对现实地提出了一套理论：因为亚洲各国落后，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日本应该充当救世主，去“保护”和“解放”落后地区的人民，促使其走向文明和共同繁荣。

哪些亚洲国家需要日本去“保护”呢？首先当然是邻近的朝鲜和中国。它们需要保护的理由就是因为迟迟不走向文明开化。福泽谕吉认为，朝鲜由于长期不实行文明开化的改革，积弱不堪，简直就是砧板上可以食用的肉。1885年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表明了这种观点：“弱肉强食非桌上之谈，乃流行于今日世界而不需要隐瞒之事实也。尤其是近年欧洲各国，利用先进交通工具，急于向东洋求其肉。如朝鲜之弱国，终究不能保全其独立之体，乃甚为易见之事也。”既然欧洲人要在东亚寻求肉食，日本作为亚洲文明国家就应当捷足先登，而朝鲜当然是日本应当首选的“肉”。所以福泽多次主张干涉朝鲜内政。1882年他发表文章提出：“与朝鲜国之交际，在我国不仅不能等闲视之，就其国内之治乱兴废，文明之改进退步，并非可以袖手旁观。彼之国势若果然未开，可诱之导之；彼之人民若果然顽陋，可说之谕之。就其诱导说谕，我日本人虽然劳心费神，又耗费钱财，但若无暇顾之，事已至此，亦不可退也。”他主张即便劳心费神、耗费钱财，也要干涉朝鲜内政。因为福泽认为，干涉朝鲜是为了日本人的安全：“仅在朝鲜，我日本人民之安宁，不可云之稳如泰山。若知其不安，为何不尽快准备之耶？或虽有人认为朝鲜人怯懦，不足忧虑之，但万中之一不可测也。即便或不需要自卫之备，但当彼国人心不稳之时，我显示武威压倒其人心。以我日本之国力，帮助推进邻国之文明。两国交往进展到今天，恰恰可云乃我日本之责任也。”他将干涉别国内政说成是帮助其发展文明，不干涉朝鲜就不能确保日本安全。福泽的“理论”不仅牵强，而且显得十分霸道，充分表现出急于扩张的日本社会的焦躁。

当然，福泽认为“帮助”朝鲜推进文明并非最终目标。他指出当时西洋诸国文明日益进步，军备也日渐增进，吞并他国的欲望也同时膨胀，这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西洋各国“逞其欲望之地，已明确在东方亚细亚”。在这危急时刻，要使全亚洲同心协力，以防范西洋人的侵凌，“哪个国家可以更适合充当魁首、成为盟主耶？我辈丝毫不自夸自国，虚心平气观察，在亚洲东方，担任此魁首盟主者，非我日本莫属。”他认为最终目标是日本通过干涉东亚各国，进而充当亚洲盟主，与欧美争夺亚洲地盘。以帮助亚洲为名，行充当亚洲霸主之实的企图昭然若揭。

然而，如果日本要将朝鲜作为饵食，必然会遇到当时与朝鲜存在传统宗藩关系的中国的阻碍。为了扫清最终吞并朝鲜的障碍，日本首先必须否定这种传统宗藩关系。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甲午战争期间曾提出，中国虽然勉强可以作为朝鲜宗主国，但朝鲜自身并不心甘情愿：“实际上清韩之关系，尽管在普通公法上，欠缺使人确定宗主国与属国关系之要素，但至少在名义上，勉强可将朝鲜认可为其属邦……而清国在朝鲜尽管可以称为宗藩关系，但不仅就连朝鲜本国都尚未甘心于成为完全无缺之属邦，而且常常说存在能够妨碍它的东邻一强国，无论如何也欲将其除去。这对于清国政府是自然而然的事”。这实际上暗示了清朝要想完全控制不甘心俯首称臣的朝鲜，必须消除日本这个障碍。因此，陆奥宗光强调，日本政府不要承认中国保护朝鲜之权利：“清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向朝鲜派出军队，将行文趣旨直接照会于帝国政府。只是在文书中有‘保护属邦’之言辞，但帝国政府附言抗议，未曾承认朝鲜为清国之属邦”。这就为日本排除中国干扰而独占朝鲜，奠定了“合法”的基调。

除了朝鲜，日本眼中更大的“饵食”仍然是其从中世纪晚期以来就觊觎的中国这片辽阔的领土。因此，宣扬中国的落后和日本对其有“拯救”的义务，是明治日本思想界极力要论证的理论。1882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社论中提出中国的顽陋妨碍了日本和平进步的理论：“我辈策划百年之大计，并非为了取一时之快。终究重视和平主义，其所要达到之目的，唯在于东洋三国之文明开进。只有中国政府对此文明开进不悦欤？或知争文明开进之锋，非自国之所长，便一意孤行，坚持顽冥固陋之非欤？今忘却东洋全面之利害，经营本国一国之私利，其余毒波及于日本和朝鲜之交往中，渐渐双方之间欲抱有不快之念，我辈所最不堪遗憾也。我东洋之政略，不得不云为中国人所害。”福泽笔下的中国，被描绘成不仅自私自利、顽冥固陋，而且妨碍了日本与朝鲜的正常交往，危及东亚的安全。

随着甲午战争爆发，福泽谕吉又于1894年8月5日撰文强调，中国顽固保守，比朝鲜还落后：“中国人千百年来做周公孔子之梦，安眠而未醒。自尊自大，轻蔑他人，以堂堂中华圣人国家而自夸，只会暴露本国之无知蒙昧……呜呼！仿佛自家之臭味也波及他国，反对邻国之改革，以至妨碍文明开化之事，决不可饶恕！”对于这种“顽冥不化”的保守国家，福泽认为日本应该向其输出文明。他在8月1日的文章中露骨地表示：“文明之风潮逐渐强大，其动向必借人力之约束。若日本人不承当此事，则必由他国人力推动”。即是说，如果日本不动手，中国迟早会被其他列强染指：“如彼之中国，今日终究不可避免一如既往……彼国人等被千百年来儒教主义腐蚀，完全成为化石，无论接触多少世界之风潮，也不得不认为不会有自新之精神……彼等果然在不能自动振奋之精神中，决不怀疑，早晚会借他国人之手而大变动。” 这里实际上就是主张不要让西方列强染指，而是凭借日本人之手，促使中国“走向文明”。

甲午战争期间的1894年12月，德富苏峰发表了著名文章《大日本膨胀论》，鼓吹向中国扩张是正当行为。文章提出：假若有盘踞在我们之前途上，妨害我们国家可能享受之权利与利益者，不问它是何国，皆不能放弃与之为敌。而与清国作战，只因我们保全正当国权之行为，及我国运之振作、国民之膨胀，必遭清国敌视也。德富苏峰公开宣扬日本利益至上，谁妨碍日本获取利益，谁就成为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敌，就应当被消灭。日本的民族扩张横行无忌，似乎找到了最正当的借口。

甚至就连公认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植木枝盛（1857—1892）也主张侵略中国的合法性。他在1887年发表的文章中，根据被歪曲的事实提出：“吾辈对清国处理朝鲜之事，不仅感到最奇怪，我国大日本之国权，亦且有不可懈怠其注意者。”文章认为中国军队在朝鲜首都对日本国民大肆烧杀奸淫，企图灭亡日本，“其所为不仅对朝鲜不当，而且正是对我日本不可不谓敢于破坏盟约之大罪。若夫一朝事端至此，日本政府无论如何操和平主义，无论如何欲容忍彼国之傲慢，也亦不得默默附和，无需多言。而清国乃不可测度之国家也”。日本成了和平主义国家，而中国被描绘成不仅愚昧落后，而且随时可能对外发动侵略的国家。这种颠倒黑白的论点，似乎为日本的民族扩张“师出有名”增添了砝码。

为了更进一步从逻辑上论证日本充当东亚“盟主”，而以“保护者”和“解放者”的名义对中国、朝鲜实行侵略扩张的正当性，福泽谕吉提出了若干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

一是“资源共享论”。中朝两国闭关锁国，不与外国通商，所以应将其资源攫取共享。1894年7月7日福泽撰文主张：“在如今文明之世界，如果允许如此锁国存在，使私有地球上面之共有物，就会成为所谓暴殄天物者。若要使人类之幸福和文明进步不受到妨碍，就必须用力地举开国之实。故此次出兵，决非为了压制弱国，吞并其领土。唯以这种出兵，促使彼改革国内百般制度，除去弊政之根源，直至欲真正实行开国之实，此事乃为了人类之幸福、文明之进步，而履行至当之天职也。”在这一理论中，中国和朝鲜的资源、财物皆属

“全球共有”，日本也理所当然拥有。如果这两国闭关锁国，日本就可用武力打开其国门，获取其财富。福泽理直气壮地断言：“彼之老大国也与朝鲜同样，只要有锁国自守，私有世界之共有物，妨碍人类之幸福、文明之进步之事，为了世界之正理公道，自然不得不对之作出处分。”“处分”实为“掠夺”。这种侵略别国、掠夺财富的强盗行径，在福泽的理论中变成了“世界之正理公道”，为了文明进步“而履行至当之天职”。

二是“社会共进论”。亚洲各国必须实行类似日本的社会制度，否则日本有权干涉其内政。这实际上是福泽一贯宣扬的“文明论”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既然日本已经模仿欧美各国，实行了先进的文明制度，那么亚洲各国也应当模仿日本实行类似的制度，否则文明的日本就有义务“帮助”野蛮的民族实行这种制度，“帮助”的手段可以不受限制。

福泽早在1881年就指出，如今欧美列强以武力侵略东亚的严峻形势，“无异于大火蔓延者”，然而，东亚各国，尤其是与日本近邻的中国和朝鲜，迟钝而不能抵挡其势，等于木造板屋不堪火灾。所以日本应以武力援助。这并非为了中朝，而是为了日本自身安全。因此“必须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使其迅速仿效我例，进入近代文明。”如果万不得已，也可以武力胁迫其进步。“所谓辅车相依、唇齿相助，虽可通用于平等的国与国之间，但如今对中国、朝鲜，要希望互相依赖，可云迂阔之甚。有何足以为辅之，又为唇之耶？”福泽笔下因循守旧的中朝两国，落后的社会制度已不能阻挡列强对东亚的扩张，而且很可能导致战火蔓延到日本。为了保障自身利益，日本作为文明民族，应当主动用武力去促使他们仿效日本，进入近代文明社会。

三是所谓“文野之战”论。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扩张，是文明民族战胜野蛮民族的正义战争。福泽提出：“此次日清两国战争，也事实上作为文野明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日新之气运状况。假若以东洋文明之先进为己任之我国人民，觉悟到不仅是国与国之战，即为了世界文明之战，给予当头一棒，不！是天灵盖之大打击。若决心开启蒙昧国人之蒙昧，以致使彼等真实悔悟，降伏于文明之门前而不止，终究可成为进步之最重要者”。这种理论与前述加藤弘之提出的“文明征服野蛮是推动进步的动力”之理论如出一辙。宣扬这种“文野之战”的福泽谕吉，听到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的战报后，认为“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的胜利，愉快和感激难以言表”。

曾任文部大臣的尾崎行雄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和朝鲜落后且骄傲，日本应该打掉其骄傲心：“往年之妄举偶然呈现清人大为增长其倨傲心，颇为轻视日本之状态……中国之权势若行于四方，亚洲决不能振兴。日本之权势若行于四方，亚洲必可振兴”。所以他认为抑制中国和朝鲜的倨傲心，是日本独立也是振兴全亚洲之必要。至于抑制的方法，“仅在于以勇敢决断，扎实控制彼。”即为了使日本横行东亚，须用武力控制中朝两国。这不过是 “文明征服野蛮”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结语

经过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反复论证，民族扩张的一套理论被系统地提出。这套理论在日本外交史上影响极大。它对当时日本的扩张侵略提供了所谓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可以看出，理论的逻辑指向与当时统治集团的对外扩张战略十分吻合。日本统治集团正是要将朝鲜作为自己扩张之重点。如军国主义代表山县有朋反复强调：“国家独立自卫有二途：一曰守御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之形胜。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以何谓利益线？接触邻国之势，与我主权线安危紧紧相关之区域是也……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于朝鲜……而朝鲜之独立，要维持之，有何等之保障耶？此岂非感到向我利益线急剧之威胁者耶？”山县这种外交军事观念与思想界提出的理论不谋而合。这套理论在日本外交思想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就是继承了明治以前思想家如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提出的向东亚大陆扩张的设想；“启下”就是为昭和时期日本实施“大陆政策”提供了“合法性”理论依据。

当然，这套理论本身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如果按照“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准则，那么当日本尚未走向文明而相对落后时，欧美列强是否也理所当然可吞并日本？日本在列强压迫下争取民族独立的所有举措，是否也就失去了合理性和进步性？这一点，明治日本思想界没有也无法作出合理阐释。另外，日本后来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使这套理论外表罩上的“保护”和“解放”落后的各民族、“促进各国文明”的光环也不攻自破。

但是，受此理论影响，直至当代，日本政界要员、社会右翼势力甚至知识界，不少人仍然不愿承认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罪恶性，不愿对受战争侵害深重的亚洲人民表示歉意和忏悔，甚至还极力美化这场给亚洲各国包括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例如，曾担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在流行一时的小册子《日本可以说“不”》里极力美化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提出：“南朝鲜、台湾、新加坡等经济形势很好的地方，战前都曾被日本统治过。日本的确干过坏事，应该承认与反省。但是不可否认，日本也在那里留下了好的影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1994年5月3日甚至这样回答记者提问：“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说发动那场战争的目的是侵略,那是不对的。当时日本真心是想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永野这番话与近代日本思想界提出的充当救世主、解放亚洲各国人民的“理论”一脉相承。199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当年4月17日担任日本“终战50周年议员联盟会长”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在答记者问时，居然提出“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日本当时没有侵略的意图”。他还进一步为侵略行为开脱道：“虽然曾经与美英交战，但是,并没有打算侵略亚洲”；“大东亚战争是日本的自卫战争。虽然从结果来说日本是失败了,但是亚洲的殖民地独立了。”他坚持宣扬日本侵略亚洲各国是为了对抗欧美列强的扩张，帮助亚洲各国获得民族独立的“正义”行为。不仅日本政府官员有如此态度，就连日本文化教育界也有人认可这套侵略理论。如青山大学教授佐藤和男就认为：“日本是为了生存、自卫而打仗,对亚洲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带来了值得载入世界历史史册的效果。尽管可以说日本国民是失败者,但其对人类秩序的规范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总之,侵略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可见，近代日本民族扩张的这套理论直到当代仍然有很大舆论市场，其恶劣影响不可低估。

〔作者许晓光，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成都61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