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工帝国”富士康的转型记_风闻

01

下落的诗人

2010年3月某天，湖北姑娘田玉从深圳富士康的宿舍楼上跳下。

在当年震惊世界的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中，田玉是极少数的幸存者。她在医院醒来后第一句话是：“爸，我们回家吧！”再次醒来后问：“爸，你还要我吗？”那时她17岁，刚离家打工一个月。

那年，广东揭阳的许立志也来到了深圳。高考落榜后他外出打工，先在揭阳卖了一段时间验钞机，后在2011年初成为深圳富士康流水线上的一名普工。

生产线上的富士康工人

“工作分白班、夜班，每个月一轮换。白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再加班到晚7点；夜班从晚8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加班到早7点。”9个月的试用期最低工资1700元，转正后基本工资2300元。

三年后的9月30日，国庆前一天，24岁的许立志来到深圳AAA大厦17楼，在窗前凝望片刻后攀窗跃下。数天前，他才与富士康新签了一份3年期的合同。

那年年初许立志在诗中写下：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02

民工二代

2010年之前，尽管规模庞大，但富士康也仅是打工妹、打工仔嘴里的“电子厂”。一年“十五跳”，让它从一家代工企业成为无人不知的“现象级”企业。

那年，深圳富士康从1月到12月共发生十五起员工跳楼事件，在最密集的5月就有七起。这还不是全部，当年在廊坊富士康还发生了两起跳楼事件和一起割腕自杀事件，在昆山富士康也发生了跳楼事件。不完全统计，2010年，富士康在全国范围内共发生了近二十起跳楼事件。

郭台铭与富士康四处救火，为宿舍楼加防护网、为员工增加心理辅导，想尽办法阻止员工跳楼。但跳楼事件仍不时发生。2014年，在许立志之前富士康已经有三人坠楼。

坠楼的年轻人，大的二十三四岁，小的十七八岁，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纪。郭台铭1988年在深圳建厂，这些年轻人与富士康其实是同龄人。

他们还有另一层身份。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出台：确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在法律上确认了私营企业的地位。第二年，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民工潮出现在私营经济最活跃的珠三角地区。

从时间上看，2010年左右出现在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很大一部分是那批最早民工的子弟，是“民工二代”。

03

从台湾到大陆

在到深圳建厂之前，郭台铭已经在台湾取得了成功。1988年他在台湾地区的员工达到1000人，年营业额突破新台币10亿元。实现这一切，从1974年成立鸿海塑料至今，他花了14年时间。

来深圳考察的郭台铭（左二）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环境的变化给郭台铭的代工事业制造了严重障碍。

80年代中后期，台湾加速走向更开放的自由经济体系——鼓励自由竞争、健全市场调节机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达到充分发挥市场机能、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经济竞争力与效率之目的。

种种措施给台湾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新台币大幅升值、人力与土地等生产成本迅速上升。传统企业在此环境下生存越来越困难，尤其是严重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郭台铭，于是从80年代后期起，台湾传统产业迅速向大陆、东南亚转移。

对于郭台铭而言，拥有庞大劳动力基数的大陆是不二之选。

以郭台铭到深圳的1988年为例，当年我国11亿人口中，在城镇就业的有1.4亿，而在乡村就业的有4亿多。当时，台湾工人的平均工资超过2500元，同期大陆的作业员月薪仅500元左右。

国家统计局统计，即使是在人口红利逐渐削弱的背景下，去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也达到2.9亿人，而且多年来的趋势一直是在增长。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51.5%。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

04

富士康帝国

富士康的上市公司工业富联披露的年报显示，2018年富士康实现营收4153.78亿元，净利润169.02亿元。郭台铭则以63亿美元的身价，在2019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排行榜中，列世界257位。

在台湾郭台铭将鸿海的年收入做到10亿新台币，用了14年。布局大陆，借助人口红利，郭台铭用整整30年的时间，把富士康的营收做到了4000亿元人民币。

在去年《财富》世界公布的全球500强中，鸿海-富士康位列第24。排在它前的中国上榜公司有四家，分别是：国家电网（第2），中石化（第3），中石油（第4），中国建筑（第23）。

公开资料显示，富士康在大陆的公司分布于四大片区：

一是华南片区，以深圳为核心，辅以东莞、佛山、惠州等珠三角城市圈，该区涵盖了大部分6C产品及其配件的研发、加工制造；

二是始于1992年的华东片区，以昆山为核心，辅以上海、淮安、常熟、杭州等长三角城市圈，该区以便携式电脑及其元件的生产制造为主业；

三是始于90年代末期的环渤海城市片区，以烟台为核心，辅以晋城、廊坊、大连、天津、秦皇岛、营口等，该区主要以手机等移动设备及通讯等专业设备，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研发制造为主；

四是内陆片区，以太原、武汉为核心，辅以晋城、重庆、成都等，该区未来将主要针对内需市场的研发和生产。

据2019年数据统计，鸿海-富士康在国内有45个厂区，66.77万员工。而在全球范围内，其员工则多达120万人。

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组织规模上看，将富士康或鸿海称为“帝国”毫不夸张。今年6月卸任鸿海董事长之前，郭台铭一直是“帝国”的掌舵人。

05

代工帝国转身

创业以来，郭台铭的事业经历过几次大的转折。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台湾家电业衰落时，他将业务重心转向计算机产业。80年代末，在台湾人力、土地等经营成本大幅上涨时，他将企业转移到大陆发展。90年代中期他成为苹果供应商，2007年开始代工一代iPhone……

最近的一次转折，或者说危机出现在2010年。连续跳楼事件，使富士康受到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拷问。郭台铭在努力平息这场危机的同时，应该也在认真考虑着富士康的转型之路。转型，富士康首当其冲要摆脱两大依赖，一是对大量廉价工人的依赖，二是对苹果订单的依赖。

郭台铭在深圳的办公室

这两个因素互为因果，富士康的廉价人工和无可替代的生产组织是苹果难以割舍的，同样，来自苹果的大量订单又加强了富士康对大量人工的需求。

“富士康内地的大部分厂区都是在承接苹果手机的代工业务之后才开始新建的，最著名的郑州富士康，也是因为苹果的订单量实在是太多，实在是忙不过来才匆忙上马的。包括郑州周边的太原、济源、鹤壁等富士康厂区几乎全都是为了苹果手机的生产服务。”有分析认为，2010年的跳楼事件，其根源就在于富士康的产能扩充太快，忽略了管理所致。

摆脱对大量人工的依赖，解决之道是智能制造，用大量机器人、自动化机械设备替代人力。具体到生产组织上，富士康称之为“熄灯工厂”。

熄灯工厂，以车间熄灯作业为特征，是指全部生产活动由电子计算机及工业人工智能进行控制，生产第一线配有机器人而无需配备工人的工厂。

今年1月，富士康深圳龙华熄灯工厂入选世界“制造业灯塔工厂”。通过改造，该工厂的生产线从318个工作人员降低到38个工作人员，生产效率提升30%，库存周期降低15%。资料显示，自2012年第一座熄灯工厂在成都园区投入使用以来，富士康已经在深圳、成都、郑州、太原等地运行了6座同类工厂。

06

工业互联网

郭台铭创业早年曾称，不做品牌只代工。但现实是，没有品牌再大的企业也有可能搁浅。资料显示，2014年富士康总收入1420亿美元，其中54%来自苹果。有人计算，苹果的品牌价值相当于5个多工业富联——富士康在内地的上市公司。如果加上市值，苹果的体量则相当于30多个工业富联。

摆脱对苹果的依赖，郭台铭的方向是工业互联网。去年6月8日，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富联）在A股上市，工业富联承担着富士康转型的重任。

在上市前的一个月，郭台铭四处奔走。他在清华告诉学生们，“你说想去互联网企业，你说要去搞金融，而我认为下一个机遇是工业互联网”。第二天他又在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现身，一上台就说：“富士康十几年前就不是代工了。”在富士康三十周年庆典上，演讲中他刻意淡化苹果对于企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

“鸿海在10年前就决定要机器人来取代人力，我们公司内部计划在5年内，把这些工人，我们目标是希望能够拿掉80% ，如果5年做不到，10年内也会做到，因为科技已经在这里了。”在2018年6月的鸿海集团股东大会上，郭台铭说。

工业富联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目前富士康及其下属企业共拥有超过8万台机器人，超过1600条SMT生产线，超过17万台的模具加工设备，超过5000种测试设备，第三方开发者3000多位，1000个以上的APP。

郭台铭利用一切机会告诉外界、告诉自己，富士康不是代工工厂，它正在向工业互联网转型——这是实体经济的未来。

除了用工业互联网重新定义富士康，郭台铭还通过收购夏普、与ARM合作芯片设计中心、竞购东芝的内存芯片业务等行动，努力摆脱“代工”标签，为富士康提供更多转型的尝试。

07

工业富联

近期，工信部公布了2019年十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清单，富士康BEACON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远在美国旧金山，工业富联与当地橄榄球球队签订合作协议，在球队的体育场内进行品牌推广。

工业富联在富士康的定位，是转型“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的排头兵。2018年，工业富联着手对内部的生产制造场域进行工业互联网改造。通过改造，前五大客户产品良率由区间93.425~99.5%提升至94.925~99.8%，通信设备高精密机构件产品良率提升2.75%。同时人均营收提升25%，人均净利润提升11%。

今年上半年，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在工业富联内部获得推广，上半年研发以外的生产经营费用同比下降16%，人力成本下降14%，人均产值提升25%，单位生产设备产值贡献提升31%。

车间

工业富联董事长李军旗近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完成“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的转型，制造业企业还面临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问题。为解决人才问题，工业富联成立了灯塔学院。李军旗强调，学院不单是为工业富联培养人才，其他企业有需要也可以加入。

商而优则仕。4月17日，郭台铭宣布参加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党内初选。6月他辞去鸿海集团董事长一职，开始专心政治。

在“告别演讲”中他说：“ 我第一个20年，是为了钱、为了家人；第二个20年是为理想，我懂经济，和世界企业家交朋友；现在这个20年，我要转换跑道，不再为自己，而是为人民。”

事实上，截至目前富士康的转型才刚开始，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只是在公司内部有限推广，距离跨领域跨行业和品牌塑造还有相当长的距离需要努力。在印度、东南亚等地，富士康也还在苦苦寻找着廉价劳动力——“代工”标签何时撕掉，实在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