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一百年：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_风闻

转载     原作者：陈鑫 南理       来源：南开大学

巍巍南开，云天苍茫；与国休戚，百年激昂。祝鹏程万里，来日方长。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是张伯苓校长于1935年9月17日新学年“始业式”上，让南开大学新老同学自省的三个问题。

所谓始业式，就是迎接新同学的开学典礼。在仪式上，学子们最为期待的便是校长的演说。张伯苓校长常常利用这个契机，向学子们宣示南开的精神。他的演说别具特色，虽是带有天津乡音的“大白话”，但言浅而意深，极富感染力。在每一次“入学第一课”上，张伯苓讲得最多的就是为国为公，这也正是南开精神最为重要的内核。张伯苓对此念兹在兹，不断以此勉励新老学生。

一

虽然举办始业式是学校的传统，但1935年的始业式不同以往。演说中，张伯苓主要谈了两个主题，一是“认识环境”，二是“努力干去”。这里的“环境”指的是时局，这一年的不同之处，正是“环境有了许多的变化”。

环境有了什么变化？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家的危难日益深重。“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华北随即面临着日寇的蚕食。特别是进入1935年以来，日本通过一系列行动，制造事端，挑起摩擦，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而国民政府一再退让，并于7月与日方达成“何梅协定”，表态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一时舆论哗然，人心大乱。

环境的变化，也让南开大学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作为一位深具使命感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感到，“何梅协定签字以来，平津一带随时可有战祸”。他甚至清醒地预见到，“天津如被侵袭，早受日人嫉恨的南开学校，其遭遇破坏自属必然”。为了将南开继续办下去，张伯苓与校董们反复思量，决定寻求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为此，他不得不将本该在9月11日举行的始业式，推迟了一周，专程赶赴南京，面见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在南京，张伯苓对迎接他的南开校友们说，要“为救国而抗日”，不要因为学校有可能被毁，而对抗日心存顾虑。张伯苓呼吁校友们：“同学们固应爱护母校，但尤应爱国。”只要国家在，学校“何患不能恢复”，相反如果没有了国家，即使学校幸存，被敌人利用来愚弄国民，那“办南开学校又有什么意义”？

时局板荡，令张伯苓忧心忡忡。他感到，必须要通过一次演说，和全校新老同学“稍微谈谈现在的情形”。因此，虽然错过了开学日，但是从南京回来后，张伯苓仍然坚持为同学们做一场始业演说。

二

在演说中，张伯苓并没有对同学们谈及学校遇到的困难，也没有过多描述外敌的凶恶。他强调的是中国人、南开人自己应如何认识这样的环境。他指出，人如果不能应付环境，就要被淘汰，而教育正是帮助人应付环境的。

张伯苓说：“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有个很不安全的感觉。我们自以为是一个国，而这个国可是没有门，没有墙，这怎么好！”国没有“门”，是指国防的无力，对外不抵抗，门户洞开。“墙”则是指支撑国家的各方面力量。张伯苓说：“以前的环境，四面的墙一齐倒，彼此互相支持住，没有倒下……现在几面墙都塌了，有一面墙要整个地倒下去，自己又没有柱子支着。”联系当时情况可知，“四面的墙一齐倒”，是指军阀纷争的混乱局面。而在其他墙都塌了后，“一面墙要整个地倒下去”，指的是国民党蒋介石一系虽然打败了其他新旧军阀势力，却照样在外敌面前软弱无力，同样也要倒下去。

最令张伯苓感慨的，是已处于危墙之下，人们还不能团结一致。不仅如此，很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不安全”。张伯苓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希望我们南开的人，都有这个感觉。”也就是都要有危机意识，快快盖自己的墙，挡住那猛扑而来的势力。

三

“认识环境”之后，重要的是“努力干去”。怎样去干？张伯苓提出了三个要点，要公、要诚、要努力。要公是价值观，是方向；要诚、要努力是态度和作风。

之所以要“公”，是因为很多人太自私、不能合作。之所以要“诚”要“努力”，则是因为许多人爱耍小聪明、敦厚不足，做事总是浅尝辄止、知难而退。

特别是讲到自私，张伯苓痛心疾首。他说，自己曾经面对小孩子做过一次讲演。张伯苓问他们：“中国人多不多？”小孩子们说：“多。”又问“中国强不强？”说：“不强。”“为什么不强呢？”小孩子们回答：“不能团结。”张伯苓说，这个道理小孩子都懂得，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却做不到。他让学生们想一想：“我真爱国么？我自己对公家有好处吗？我自己对公家有害处吗？”张伯苓要求学生们每天都要想上三回。

他说，很多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太狭隘，“总不愿别人好”。“大家在一块谈，谈到别人的坏处，大家精神百倍；说人好处，就不高兴了，好像不愿中国有好人。”张伯苓指出，“这就是亡国的根源。”讲到此处，张伯苓提出本文开篇那三个振聋发聩的问题：

你是中国人吗？是！

你爱中国吗？爱！

你愿意中国好吗？愿意！

这“爱国三问”无异于醍醐灌顶，激昂了学生们的爱国之志！张伯苓对学生们说，如果你是中国人、爱中国、愿意中国好，那么就改掉自私狭隘的毛病，为国家为公团结起来！他希望南开人要从自己做起，“由一班、一个学校起下功夫，练习为公”！

始业式上的“爱国三问”，让初入南开的学子们真切感受到了国家的危难和南开人的责任，不少同学从此投身到救国运动之中。两年后，日寇伸出全面侵华的魔爪。战火初启，滋育爱国精神的南开校园便成为日军炮火攻击的目标，举行过一场场南开大学始业式的秀山堂礼堂毁于一旦。不过，正如张伯苓校长所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作为南开精神核心要义的爱国主义精神，自此更加深刻地扎根在一代代南开人心中。

转瞬，南开大学迎来百年校庆。百年树人，风雨载途，南开大学始终高扬爱国旗帜，“爱国三问”在南开教育事业中一以贯之，成为始终回响在每一名南开人耳畔、振奋精神、激扬力量的永恒拷问，陶铸了一批又一批爱国淑世、心怀大公的英才栋梁。不同时空的南开问答，一脉相承的爱国精神，必将在一代代南开人心中赓续传扬，必将成为巍巍南开最深沉的底蕴、最壮丽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