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局成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的绿色新政_风闻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

25年前，我是《气候变化1995——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的主要作者。“在那份报告中，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们应该更大声地拉响警报。但是，我们缺乏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关于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后果的压倒性证据，因此，我们没有完全预料到极端天气事件对我们的星球、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如此毁灭性的影响。

当时，我们认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将集中在世界热带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北欧可能会从中受益。缅因州和新斯科舍省等地的海滩可能会变得适合游泳。

谁能预料到美国将成为主要的输家？仅在2017年，飓风、野火、洪水以及热浪和严寒的后果造成的损失就占到GDP的2%左右，自1980年以来累计损失总额达1.6万亿美元(经通胀调整后的美元)。谁能预料到格陵兰和南极的冰盖会以如此快的速度融化，或者世界各地的冰川会如此迅速地消融?我们知道海平面最终会上升，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我们的地球范围内，大自然并不总是宽容的，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里，人们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是基于对能源的控制，尤其是在上个世纪，这意味着使用化石燃料，把深埋在地球深处的碳拿出来燃烧，以比自然过程更快的速度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这种肆意挥霍的后果现在正落在我们身上。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如何组织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交通、能源、住房和食品系统。

好消息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现在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即将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承诺，欧洲将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欧洲还承诺要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对任何没有尽力保护地球的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征收跨境税。

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完全可以承受这些变化。我与伦敦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斯特恩共同主持的“碳价格问题高级别委员会的报告”得出结论，2015年《巴黎协定》中规定的目标，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2℃的水平，只需征收每吨约100美元的碳税即可实现。这将意味着能源价格将上涨2-3%，远低于世界此前的水平。

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使其在大多数领域都能与化石燃料竞争，这使得成本更加可控。事实上，类似于新政的绿色转型承诺很可能释放出巨大的创新能量。这种能量将对经济有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我们担心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如何导致失业，担心长期停滞(即便是在零利率下，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担心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所说的“全球储蓄过剩”。然而，就在我们为过剩的劳动力和资本发愁时，一些人却哀叹我们负担不起绿色转型。

这种立场的荒谬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有时甚至是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都表现出他们对市场体系解决我们实际经济和社会需求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信心的缺乏是值得的:金融市场对短期信号做出反应，而环境恶化的长期经济成本尚未被计入价格。

正如我在《欧洲经济评论》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解释的那样，碳定价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我们将需要大量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以及监管，以指导经济并刺激创新。为了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我们将需要更多的公共绿色投资银行，并为现有的开发银行提供更多的资金。包括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在内的现有机构或许做得不错，但它们根本不具备绿色转型所需的资源。投资越多，监管越好，实现巴黎目标所需的碳价格就越低。

法国的的“黄背心”运动已经引起人们对关注绿色过渡的分配结果的必要性的注意。我们现在正为忽视全球化和金融化的分配后果而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但如果我们能很好地管理好绿色转型，世界上绝大多数公民的生活将会更好。

在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的讨论中，有两个方面的分配常常被忽视:代际分配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配。拥护低赤字和紧缩政策的政客们总是谈论强加给后代的成本。但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给子孙后代带来的代价要大得多。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认识到这一点，现在他们拒绝坐视不管。

特朗普的盘算是让美国在今天变得伟大，而不考虑未来——这正是我们陷入当前困境的原因。然而，到目前为止，按人均计算，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污染国。

我们的生活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受能力;想象一下，如果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缩小自己与当今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会给地球带来怎样的负担。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这些国家牺牲自己的生活水平，好让发达经济体继续肆意挥霍。

欧洲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现在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道德和经济影响。许多美国企业、城市和州都在这样做。现在需要的是美国政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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