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独立团来说，刑副团长就是李云龙的备胎_风闻

长征初期，红军作战时还是和在苏区反围剿时期一样，每次作战，各级干部都冲在最前线，动辄自己亲自代领冲锋队直接突击，导致红军干部伤亡非常大。这也是红军时期很多干部后来晋升速度特别快的原因，因为前面的干部牺牲得太快，所以后面参军时间不长的战士，经历过几次战斗之后，很快就会成为基层指挥员，班长，排长，连长，营长，这样网上晋升，速度非常快。比如长征初期的营连级干部，大多数都是参军只有三四年。这也是当时红军各级干部普遍比较年轻的原因，二十岁已经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了。

长征开始后，尤其是离开中央苏区到湘江之战这段时间，部队减员非常严重，湘江之战中更是损失惨重。在每次遇到困难，或者陷入苦战的时候，需要突击队了，往往都是基层部队中的党员干部冲在前面，而这些人往往也是主要的干部储备人才，但他们却就这样经常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一顿猛冲，最后牺牲在了冲锋的路上。因此，长征到达贵州之后，中革军委不得不专门发布了一道命令，严厉要求各级指挥员一定要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不要动不动就自己带队冲锋。中革军委并且特别要求，团长以上的干部，在战斗中，未经上级特别批准，不允许擅自离开指挥位置。

从此之后，团长以上的干部牺牲得概率就比较低了。因为指挥所的位置往往在一线部队的后方，而且会有一些隐蔽措施，敌人不易发现。但这也不是绝对安全，即使如此，也仍然有一些中高级干部会牺牲。而这种干部牺牲，一般都是因为在敌人炮击或者飞机轰炸、扫射的时候，牺牲掉了。比如曾经在抗战初期担任过山东八路军最高党政军负责任的朱瑞，因为是炮兵科班出身，在东北战场上担任炮兵纵队司令员，但在解放战争中，却牺牲了。还有抗战初期八路军以运动战为主的时期，一些团长也在战斗比较残酷的时候，忍不住亲自冲锋，结果牺牲了，比如叶成焕。

不过，对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来说，即便是部队的主官牺牲了，部队并不会马上失去战斗力。这是因为，我军实行双首长制，而且基本上各级部队都配置专职的副职，比如军除了军长之外，还有政委，副军长，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等，每一级都如此，除了军事主官，还要配备政治主官，以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而且都有专职的副职，这些副职就是备胎，在军事主官不在岗，或者在战争中牺牲的情况下，就可以马上代理指挥。所以，淮海战役中赵刚重回独立团，发现师长李云龙已经去了前线，但是张大彪和邢志国都还在师指挥所，这就是说，这时候是张大彪和邢志国在代替指挥全师。

比如《亮剑》中的人事安排，独立团除了李云龙这个团长之外，还有政委赵刚，副团长邢志国，参谋长张大彪，这些人都是在李云龙不在的时候，可以担任指挥全团责任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李云龙牺牲了，赵刚可以代理指挥，如果赵刚对自己的军事能力没有把握，也可以让副团长邢志国代替指挥，如果上级对赵刚和邢志国都不满意，那么就可以直接命令由张大彪临时代替指挥。总之，即便李云龙被俘或者牺牲了，独立团该干什么还会继续干什么，不会出现严重的混乱，更不会马上就直接溃乱。这是我军一直以来的一大优势。

相比之下，国军这方面的情况就要遭糕得多了。虽然国军各级部队除了正职主官，也配置副职，而且有专门的副职，但副职往往存在感很低，除非有上级命令，或者主官事前特别安排，否则在主官牺牲之后，就会陷入混乱，乃至部队整个溃散。比如井冈山时期，国军围剿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其实只是一个迫击炮，而且只有三发炮弹，但是第一发炮弹就命中敌人指挥部，主官当场被打死，国军整个部队就直接溃散了，也就是“报告敌人宵遁”，红军随后出击掩杀，大获全胜。大多数国军部队都是这个情况，一旦主官意外被俘，或者被杀，部队都会混乱乃至溃散。

因此，有些国军高级将领在自蹈危地之前，会特别安排人代理自己的职务。比如张自忠将军在殉国之前，身边只有两个团，但为了牵制日军攻势，他明知道非常危险，仍然决定亲自带队渡过襄河，去寻找被敌人打散的部队，当时他身边只有一个手枪团，与敌人遭遇之后，撤退时他亲自指挥，最终力战不敌，壮烈殉国。而在他渡河之前，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所以他给冯治安写了一封信，表明心迹，也等于提前安排，他一旦殉国，就由冯治安代理他的职务。而在徐州会战的滕县之战中，川军41军的王铭章师长则是在部队全部打光之后，壮烈殉国，而没有选择突围逃跑，这就是因为部队已经打完了。

在杜聿明集团被包围在陈官庄、青龙集一带之后，到后期弹尽粮绝，外援无望，邱清泉也对前途感到绝望，因此对参谋长李汉萍说，我如果战死了，部队就由你指挥。李汉萍资历较浅，职位也低，当时只是少将，所以他不敢接受，表示还有资格更老的人更适合。因此，邱清泉又重新安排，他死之后，依次接替指挥整个兵团的人为70军军长高吉人、第五军军长熊笑三，接下来才是李汉萍。这就是因为，高吉人曾经担任第五军200师师长，资格也很老，在当时的第二兵团中，仅次于邱清泉，而熊笑三担任军长的第五军是第二兵团的核心主力，都比李汉萍更适合代理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