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封贡与宁夏之乱——明朝北部边防战略的转折点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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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君子往往为了名誉不惜辞官，而不良言官总能以弹劾的方式达到驱除正派官员的目的。

宁夏之役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次平叛战争，因其耗资巨大、用兵甚多、战线牵扯较远，故而与播州之役、朝鲜之役共同被称作“万历三大征”。这三次大规模战争均以明廷获胜告终，但却都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万历皇帝

在宁夏平叛之役爆发前，不妨先梳理一下明朝北方边防防御策略。

参与宁夏之役的监军御史梅国桢将明廷的边防状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洪永到嘉靖时代，表现为“虏无岁不犯、我无岁不备，各军虽有战守之劳、无刻削之苦”。第二阶段为隆庆时代到万历十八年，“和议既成，不修战守，各军虽有刻削之苦，无操练之劳”，也就是出钱少出力多。而万历十八年到二十年的第三阶段，则为“外实修和，内欲兼战”。

当事人的这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而宁夏叛乱的大背景，就是所述的第二阶段——“和议既成”。

隆庆年间，经过一番激烈的朝中争辩后，明廷最终决心调整对外战略，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打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西线与中线上，明廷希望以封贡和议的方式达成和平，东线与辽东地区则主张增强兵力强势出击。

最终，经过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的努力，明廷顺利册封鞑靼部族首领俺答为“顺义王”，捎带铲除了大汉奸赵全，并允许明蒙互市，双方展开边境贸易。以往蒙古部落生产力低下且生产资料单一，如果不能互市就只能通过掳掠来获取其他必需品。但隆庆初年以来，明军在边境用人得当，军力逐渐增强，蒙古部落在掳掠的同时也损失惨重，譬如一代儒将王崇古就经常捣巢烧荒，这样互相伤害的情势显然对蒙古更为不利。而和议一旦达成，明军就能“外示羁锁、内修战备”，并且节省大量军费到东线上。因此互市成了双方乐见的结果。

张居正

**在封贡过程中，俺答的妻子三娘子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她不仅掌握兵权，而且战略眼光超前，为封贡事业的推进贡献良多。值得一提的是，俺答死后，其子黄太吉也想娶三娘子为妻（蒙古部落风俗），而三娘子不肯，在明总督郑洛的撮合下，两者才得以结合，并延续之前封贡政策。黄太吉死后，其子扯力克继位，扯力克见三娘子年老，不愿按照风俗取三娘子为妻，还是在郑洛的劝说下，两人得以成婚。封贡和议，就是在明廷与蒙古主和派官员的小心维护下延续的。蒙古方面约束部落，规定任何部落擅自去汉地掳掠则削弱其部落规模，蒙古人家擅自去汉地捣乱则处以重罚，而明廷则报以广阔的互市环境，让蒙古人获取生活物资。

但随着万历的朝堂进入后张居正时期，阁臣边帅的大幅更迭使得嘉隆万时代早期的政策难以为继。前面提到的郑洛，其本身是七大兵镇的总督兼经略，但他以“职称”太高太多，谦辞掉了“总督”的位置。不久，内阁竟然推荐主战派魏学曾出任七镇总督。

在一个地方同时设置总督与经略，本身就是职责交叉，要么两相冲突、要么相互推诿。魏学曾并不是一个昏聩无能、只说不干的官员，他之前督抚在明廷决议主战的东线战场，不仅整饬守备颇有成效，还多次击败蒙古察哈尔部，“数破敌，被赏赉”。但在这次处理鞑靼、宁夏叛乱的事务中，他表现极差。可能由于之前在东线主战场的经历让他对蒙古事务有了两点感悟：只能打、打得过。所以，后来他将这种主战情绪带到了中线与西线边塞。

但察哈尔部与鞑靼部落其实有很大的区别，相较于察哈尔部，明廷与鞑靼部落的封贡策略是成功且双赢的。但魏学曾作为鹰派人物极为反对，他上书神宗皇帝，说封贡是“养成宋人之祸”，又将明鞑关系比作宋与西夏，最后竟直斥郑洛是当今的贾似道、秦桧！朝中鹰派言官闻言，也攻讦郑洛：“今日奉书顺义王、明日奉书顺义王、今日致意三娘子、明日致意三娘子……岂经略（指郑洛）之责专在求虏媚虏，而实事可为乎？”不在边境之人，听得这话还真有点被煽动起来。

三娘子

一向标杆恢复中华、鼎兴大宋的明廷君臣最忌讳大宋外交政策，大明三百年无论朝廷处于强势还是弱势，都难与虏、夷议和，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这个因素。秦桧、贾似道都被安排上了，这下主和派郑洛哪里能继续干下去，于是便上书辞官离开。这其实是明代政治最大的弊端——明代君子往往为了名誉不惜辞官，而不良言官总能以弹劾的方式达到驱除正派官员的目的。故而，“邪压正”显得异常简单，后来南明弘光政权的干臣如姜曰广、高弘图、史可法等人就是如此离开权力中枢，朝政便落入了阮大铖、马士英手中。

郑洛离开后，魏学曾便开始了战备计划，这就到了梅国桢说的第三阶段——“外实修和，内欲兼战”。不过一开始，王崇古等人“修战备”是为了保持边境的军事压力，继续推行封贡互市，但魏学曾则纯粹是为了下一次战争的到来。当时河套地区部落首领明安率部互市，完毕后索要丰厚的赏赐。这种赏赐是非商业性的，数额很多，大有中华厚往薄来之意。估计这让魏学曾联想起了大宋的岁币，顿时调集各路明军奇袭之，将这位首领给阵斩了！

这次奉命参与奇袭的各路军头中，有一名叫哱拜的将领。他本是蒙古鞑靼人，在内乱如日常的部落斗争中逃到了明边军中，明军待他不薄，他最终以副总兵退休。

边将退休其实是假退休，因为影响力依然在，这是明朝边军的制度性问题。

明军中存在着一群地位比士卒低、俸禄比士卒高的军人，这便是各大将领的家丁。所谓家丁，就是只听将领指挥、跟随将领身边作战的精锐部队。原本他们由将领私人豢养，但随着数量越来越多，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他们逐渐由私人负担转变为国家负担。这其实加大了明军的军费开支，且依旧是士兵与将领个人间的隶属关系。

这样的家丁团体有核心的效忠对象，更加团结，战斗力更强劲。哱拜的影响力就在这里，他退休了，但人在边疆，他的两个儿子哱承恩、哱承宠，义子哱塞、哱云、哱洪则继续留在军中，保持其家族的影响力。这实际上凸显出明军后期军阀化、家族将门化的特点。

这次出征，哱拜看见西北一带的明军战斗力羸弱、军备废弛，觉得明军“弱不经战”，于是开始“跋扈无忌”。站在当时哱拜的角度看，他确实有为乱的资本：一方面，在魏学曾、叶梦熊等主战派边帅的“努力”下，明军即将重新与草原势力敌对厮杀，这意味着自己有了潜在的外援——他本身就是“虏将”，与蒙古人说得上话；另一方面，明廷的注意力依旧在辽东和东线，没来得及加固西线防御，自己对其他明军有着足够的优势。

哱拜豢养家丁达三千之多，号称“苍头军”，为霸一方。他与儿子哱承恩多方招纳，广受叛降，势力越来越大。宁夏官府为了防止哱拜为乱，晋升他为副总兵并让他退休，但这种家族军阀的模式，即使哱拜退休，影响力仍在。哱拜的“益加跋扈”招致了明廷的忌讳与不满，后来的宁夏巡抚党馨则开始处处掣肘他的行动：一方面严查军纪，打了他儿子哱承恩二十军棍以威慑其部署散漫的纪律；另一方面缩减哱拜所部的武装与战马配备。征讨河套蒙古时，哱拜本来打算出征，但党馨却给他拨发乏马，严格监察他部队的不法行为。

赶巧的是，宁夏镇此时冬衣没能及时发放，粮饷也在拖欠（这其实是明军的基本操作）。这时哱拜的亲兵“苍头军”来索要过冬的冬衣、粮饷，刚要发放，哱承恩召集部下说道：“吾等欲报宿怨，则何不假此起？有如异时绳我等以军法，我等谓党军门裁削我廪食也。”于是趁机煽动部队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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哱拜势力在宁夏树大根深，起兵毫不费力，大家仗着天高皇帝远，不远处就是河套蒙古骑兵，起事应当会很快成功。巡抚党馨、副使石继芳、卫指挥使李承恩、供应官陈汉相继被杀害，总兵张维忠被劫持后自杀。哱拜开始自称“哱王子”，以刘东旸为总兵，哱承恩、许朝（其旧部）为副总兵，部下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部队占据宁夏城后向四周拓展，“河西望风披靡、河东全陕震动”。

哱拜算准了明廷与鞑靼开战在即，自己又远离畿辅，并且此时播州杨应龙反状初具，朝廷在多方掣肘的情况下必然会向自己妥协，允许自己“自署授官，世镇宁夏”“不者，驰而南下，谁能御我。”奇妙的是，素来党争倾轧的明廷在这时难得一致，君臣上下决心讨平哱拜。

魏学曾气势如虹准备开战，没料想“开门红”竟出自自家内部的叛乱。他出兵进讨哱拜时，官兵粮饷不济，难以持续进攻，河套骑兵又屡屡侵袭明军，使魏学曾多方困扰，难以平叛。

好在朝廷的增援很快到达。一代名臣梅国桢此时出任监军御史，并推荐名将李如松为总兵，率领宣府、大同、山西（这是兵镇、不是山西省）的精锐部队日夜兼程，前往增援；魏学曾的好友、同为主战派的甘肃巡抚叶梦熊也请缨出战，率兵奔赴宁夏。

但此时战事焦灼，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也开始向宁夏增援，一旦他们与宁夏叛军连接成片，就意味着一把刀子插入了明朝的肩膀。这是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对于魏学曾的作战不利，万历帝不顾兵部大臣的反对，直接派锦衣卫将之逮捕审讯，换余懋学督军。

监军御史梅国桢则提出“绝勾虏、携胁从、用水攻”三策，他知道攻城紧迫，否则整个西北战局都将被牵扯，因而他与叶梦熊决议，先在宁夏城四周建堤坝，再掘开黄河淹没宁夏城。

此时，在明军的围堵之下，哱拜势力已经毫无胜算。首先是粮草断绝、城池塌陷，最先熬不住的必然是他们，但他们依旧不愿投降，而是等待河套蒙古的增援。他们相信，双方只要连接成片，明军就将毫无办法。

果然，河套部着力兔率部队来援，李如松率麻贵、李如樟等人迎战，取得大胜，将着力兔一直追杀到塞外直奔贺兰山去。这就让哱拜等人死了心，再没人能救他了。

到了九月，浙江、西南等地军队相继赶来，明军发起总攻，突破外城，哱拜等人退守内城。突破外城时，梅国桢表现极为英勇，其神道碑铭载：“降人杀守者，血流活活有声，公踞坐血酱中，籍次记功，传呼止杀。”

此时，梅国桢又开始了离间计。他转告哱承恩，说他守边有功，可以杀了刘东旸、许朝赎罪，又告诉刘东旸、许朝，说他们只是胁从，如果能杀了哱拜就可以转祸为福。

结果刘东旸、许朝果然杀了哱拜部将土文秀，但还没来得及杀哱氏，就被哱承恩等人杀掉，叛军随即瓦解，全面投降。但投降后的哱拜势力并未解除武装，他的嫡系人马依旧枕戈待变。李如松便率军包围了哱拜府邸，哱拜自焚而死，李家士卒上演了一出“火中取人头”，将哱拜头颅拿下，哱承恩等人则被擒拿。随后在京师，哱承恩被凌迟，胁从等人也被处斩，宁夏之乱全面平定。

严格来说，宁夏之乱只是明边庭众多叛乱之一，之所以被列入“万历三大征”，是因为其影响颇深、规模颇大。但仔细看来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哱拜之所以能够为乱，离不开明鞑互市议和政策的破产，是明廷开始改变和议封贡的政策，才让哱拜认为明廷的力量会被牵制，自己有了隐性外援。**其次，这次宁夏之乱后，明蒙互市封贡的情况不再出现，虽然此后，边防中线与西线上明军与蒙古未曾爆发大规模战争，但却关闭了明廷外交解决蒙古问题的重要途径。数十年后，塞外另一个部落兴起，他们显然更明白外交策略的重要性，在外交为主、战争为辅的政策下迅速取得了塞外蒙古部落的支配权，如此，一下子形成了对明廷的包夹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