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贸易战的棋局下，中国的应手_风闻

看到这个标题，想必很多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在这里，我先做一个结论，那就是看似有些LOW的国内扶贫，恰恰是中国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之一，接着来看看我的逻辑。

2018年6月23日，一号首长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2019年4月30日，美国偏保守派媒体《华盛顿审查者报》报道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制定对华战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则在主任斯金纳的领导下，“正准备应对与中国的文明冲突”。

近期，在中美贸易战、香港事件等等问题的大背景下，文明的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等话题的讨论甚嚣尘上。在这里，仅以我浅薄的历史和政治知识，来尝试讨论一下相关的话题。

对于一号首长提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舆论较多关注的是权利的变化与转移，尤其是以世界超级大国之间，也就是中美之间的力量消长为主要分析方向。

由此便引出了中美两国的文明冲突论。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文明的冲突？冷战结束后，舆论界有过一次争论，一方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方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认为，随着苏联的垮台，世界从此走向西方自由民主道路，历史就此终结。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不再重要，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来理解世界政治，未来引起冲突的是文化，即文明。而将时间拉到当下，福山本人早已认为自己的论断错误，但亨廷顿的理论至今依然有广泛的拥趸。

4月29日晚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在华盛顿一安全论坛上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称，“这是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批评声不断，但无论如何，没有人会将政策制定者的言论当做信口开河。故而，修昔底德陷阱的声音渐趋响亮。

我们来看看修昔底德陷阱的定义，看起来很好理解，即一般认为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必然做出回应，从而战争便不可避免。

但舆论通常忽略的一点便是，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本人提出，而是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古为今之鉴，我认为，为了更清晰的看清楚当下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更深入的探寻修昔底德的原意究竟为何？

古希腊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述的，是雅典和斯巴达的残酷战争，战争发生在古希腊打败了波斯的入侵后。

当时雅典的海军为了打败波斯军队组织了联合舰队，但因为海军的昂贵费用，雅典无法独立承担费用，于是采用收取其余城邦贡金的模式维系舰队。而雅典不断强大的海军也引起了陆地霸主斯巴达的忌惮。而在希波战争后，由于外敌的消失，许多城邦不愿意再支付高额贡金，而斯巴达又庇护了这些退伙的城邦，于是两大对立集团逐渐形成，战争随之爆发。

看到这里，我们似乎看到的就是一个新兴强权和传统强权因为权利的转移，逐渐擦枪走火的故事，但如果深层次分析两国内部，我们就会发现新的问题。即国家内部的矛盾逐渐激化。

先看斯巴达，在现代人的印象中，斯巴达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穷兵黩武，国家就是一个军营。但奇怪的是，斯巴达似乎并未因此发展成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那么，他在防范谁？答案就是希洛人，西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征服麦西尼亚后，麦西尼亚人亦被贬为希洛人。希洛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城邦的奴隶。而在此后的时间中，反抗持续不断，以至于斯巴达人的军力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是被国内矛盾所牵制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就曾经策反西洛人迫使斯巴达主动求和。

再来看雅典，雅典当时的模式是有利于工商业的，由此而来的便是国内的农民和地主寡头阶级并不支持相对的，他们认为雅典的民主模式是暴民统治。而这些人通过辩论在公民大会获得支持后，又在背后和斯巴达暗通款曲，结局就是雅典最后沦陷，雅典的领袖伯利克里也死于围城战引发的瘟疫。

而将视野拓展到当时希腊其他城邦，内部不同集团的矛盾普遍存在，并且尖锐对立，以至于后期发展成为反复的内部屠杀。

看到这里，很多人是不是会感到这种场景很熟悉？不错，这样的场景在此后的历史中曾经反复上演，比如美国南北战争，又比如俄国大革命。

由此可见，真正促使古希腊瓦解的，并非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是内部的撕裂，古希腊在内裂中耗尽了金钱乃至于人心。以至于当马其顿打来的时候，面对的已经是一个一推就倒的空壳。

所以，修昔底德真正的智慧是什么？也许我们可以有更深层的解读。

再回到如今，让我们再来观察权利的转移。权利主要以财富为基础，工业革命以来，财富逐渐向个人集中，由国家向个体倾斜，向超越国家的个体倾斜。在现代，顶尖的大型财团不但集中了相当比例的财富，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跨越国家的方式开展财富配置，成为不受政府掌控的超级人。

而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权利的结构发生的变化：即少数人对于社会生产生活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里的极端情况我们从韩国与香港的社会就可以清晰的观察到；另一点，作为传统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地位的衰退，这从美国近年来发布的多份调查中可以看到这一趋势；最后，民粹主义上升。民粹主义的上升的实质是人民寄希望于有政治强人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和社会权利的述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美国，商人总统特朗普的崛起，在英国，鲍里斯·约翰逊的胜选，同时人们呼吁着：我们需要一个丘吉尔！而在乌克兰，出演反腐剧的演员泽连斯基当选总统。

我个人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带来的强人政治，将是未来世界相当时期的常态。而社会内裂引起的动荡也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使得整个世界进入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

再回头来看一号首长一直以来反复强调扶贫始终是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花的精力最多。今年4月15日，一号首长专程探访位于武陵山区的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时候再一次强调：脱贫攻坚是我心里最牵挂的一件大事。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给穷人投钱，大多只能是沉没成本，但为什么中共中央却始终强调，不断强化，并在今年进一步将其作为重要政策来进行推行？从上面的分析，我认为，中央显然意识到了内裂对社会，对政治带来的危害，他们始终在做出防范，而扶贫的用意，就是建构社会公平性的一环，使大量占据社会底层的群体拥有获得感，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持自己的基本盘。

毕竟，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是两个层面的立体竞争，既有外部的，也同样有内部制度层面的。

回头再来看本文的标题，是不是觉得，似乎也不那么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