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金庸先生曾在1944年11月宁愿被学校开除也不愿意“自愿”报名参军_风闻

当我知道金庸先生曾在1944年11月，在侵华日军已经占领贵州独山的时候，宁愿被学校开除也不愿意“自愿”报名参军，我看金庸先生小说里大侠们为国为民的桥段就觉得特别尴尬。

本来我是不想把金庸先生这段往事拿出来说的，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下某一个回答里忍不住吐槽金庸先生这段往事，结果不少人为金庸先生这段不算光彩的往事辩护，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摊开来说一下，不过金庸先生1944年11月拒绝“自愿”参军开除这段往事我的好朋友，腾讯历史频道主编谌旭彬已经做过详细考证，所以我把他的考证放到最后，先回答一些为金庸先生辩护的观点：

辩护1:金庸入读学校并没有事先规定一定要参军，那么金庸有拒绝参军的自由。

回：金庸所就读的可以说是国民党专门培养高级公务员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起步就是科长、县长，外交系毕业去做随员秘书，可谓高级公务员培训学校，这个学校校长是蒋介石兼任。这所学校在抗战中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还向学生发放伙食费、服装费、书籍费和零花钱，同时还要上课之余还要进行军事训练，这一切都是抗战时期其他大学所没有的待遇；该学校学员们也知道考进这个学校就是预备国民党员。

金庸当然有拒绝“自愿”参军自由，学校也只是把金庸开除了事，并没有进一步处罚；但是1944年11月这个时间点拒绝参军，很难和“为国为民”划等号。

辩2:金庸原本是想当外交官的，他的梦想并不是当兵，外交官也能对国家做贡献。

回：如果金庸先生真把外交官梦想看得比天大，那么他为什么宁愿被中央政治学校开除也不愿意“自愿”参军？参军不见得会死，但是被中央政治学校开除，他在国民政府就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他的外交官梦想至少在国民政府这边就完全破灭了。

金庸先生究竟是把外交官梦想看得重呢，还是自己的生命看得重？

再者说金庸以及当时人都没有上帝视角，他们都不知道日本打到贵州独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不然蒋介石就不会准备迁都西康了，国民政府都快成流亡政府了，金庸先生准备去南京国民政府，在汪主席麾下作为一名叫外交官为“中国”做贡献吗？

辩3:金庸先生拒绝强迫参军是他的自由，你不要这里搞道德绑架！

回：是的，金庸先生确实有拒绝“被自愿参军”的自由，这归根结底确实是个人选择。

可是这件事对于在作品里提倡“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小说家来说绝对不是一件露脸的事情。

金庸先生此后几十年时间里宁愿编自己反对学校搞蒋介石个人崇拜而被学校开除的段子，也绝口不提自己是在侵华日军占领贵州独山的1944年11月拒绝“自愿参军”被学校开除。

可见金庸先生也知道这段往事不怎么露脸。

以下为腾讯历史频道主编谌旭彬先生对金庸拒绝参军被开除的详细考证：

1944年11月，20岁的查良镛，被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扫地出门，转去中央图书馆，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事情与国民政府发起的“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有关。他的同学余兆文，讲述了大致的经过：

“金庸所读的中央政治学校，在这次招兵中规定：所有学生，不论哪个年级，也不管什么科系，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后审批。这是国民党官老爷们搜肠刮肚，挖空心思，苦想出来的似有民主色彩的巧妙手法。……可金庸偏不报名，拒不参军。后果怎样呢？那就是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1】

余兆文的说法，可以在军统局的秘密报告里得到印证。

军统局曾奉命调查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社会反响，其中有一段报告，言及中央政治学校：

“从军运动发动后，该校教育长程天放遂于某次集会时当众宣布此项消息，并当场征求各员生意见。因当时并无学生出面反对，学校当局遂以‘全校从军’消息公诸报端。其实该校学生中究有若干人志愿如此，则尚不得而知也。以是散会后，志愿与不愿者遂发生冲突而大演武行，学校当局事后乃以纪律制裁分别罚处，事件遂暂告一段落。现悉学校当局前因‘全体学生一致从军’曾签呈总裁报告一切，现已奉到批示：‘全体从军，其志可嘉，造具名册，听候检验’，最近校方又奉中央党部令：‘除志愿从军已签名者外，如不足五分之一人数，应以抽签决定’云云。但学校员生对此均无表示，惟有听候命令办理。其实有少数学生因其家长或本人之畏缩从军，已有借故请假者。【2】

蒋介石是中央政校校长。蒋发起“青年学生从军运动”，中央政校自然要紧跟步伐响应，这是“全校从军”的由来。但校方的决定，并未征求全体学生的同意，于是有了“志愿与不愿者”之间的武力冲突。

中央政校不同于一般大学。它是国民党培训政治人才的机构，免除学费外，还供给伙食费、服装费、书籍费及零用钱。军训是日常课程，且有训导专门关注思想状况。毕业后分配工作，行政系的去地方做科长县长，外交系的去驻外使领馆做随员秘书。总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学生一进校门，就是当然的国民党员”【3】。这类地方，自然容不得“不愿者”，于是又有了余兆文所说的“另请高就，滚出学校”。

查良镛的选择不是个案。

在全面抗战的第七个年头，受“战时应做平时看”教育政策卵翼多年的青年学子，多数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冷淡处之。军统局的调查显示，截至1944年11月中旬，中央大学“报名者虽亦有二三人，但一为图书室职员，一为原在军校毕业之学生，其余则尚无一人”；复旦大学“初仅几人，现在已有英语专修科9人，华侨先修班2人，会计室1人，连训导长在内已得13人，较中大（中央大学）、重大（重庆大学）略胜一筹而已”；江苏医学院“学生报名从军者，迄今尚未见1人”，朝阳学院“迄今仅有2人报名”……【4】

毕竟，上前线是要死人的。

在死亡的阴影下，报名参军的青年们，激情澎湃中常伴随着恣意放纵。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刘道元，留有这样一段记录：

“自登记编队至送入军营，（从军青年）一律皆由地方政府供给。始而衣服伙食住宿，继而烟酒肉菜娱乐，送入军营时须以车辆滑竿代步，勒索之外，又时时向人民抢夺。纪律之坏，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5】

作家王鼎钧曾报名响应青年从军运动、却因体检不合格未获录取。他评价同龄人的这种放纵，说那“简直是死刑犯押往刑场的情景”，犹如罪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行使命酒店小二送酒、要饭店跑堂上菜、过鞋店索穿新鞋之类的“特权”。官方战后统计称，中国军队在抗战中伤亡了365万人之多，在日军已进逼至贵州独山的1944年末从军，青年们确实难免生出“赴死”这样一种心理。中央政校里，志愿者与不愿者之间的武斗，其实也是这放纵的一部分。

晚年的查良镛，在回顾这段往事时，对参军一节始终缄口不言，对离校的原因亦无固定说辞。或谓“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1998，与严家炎对话）；或谓自己反对学校“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的规矩，说那样搞像希特勒，“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2009，接受《时代周报》采访）

注释

【1】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第30~31页。

【2】军统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真相》（1944年），收录于：《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第995~996页。

【3】杨玉清，《略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

【4】军统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真相》（1944年），收录于：《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第994~995页。

【5】王鼎钧，《怒目少年》，北京三联书店，2013，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