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钮益惠的维权路_风闻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开发区羊北村，一个典型的城乡接合部。以北京的发展速度，这些高低错落的平房，将会在数年内成为历史。

在这个平淡无奇的村庄，“九爷”的事几乎尽人皆知：老反革命，蹲了33年的监狱，两次偷渡台湾，与人打了近10年的争地官司。这给这位78岁的老人蒙上了神秘色彩。他叫钮益惠，人称“九爷”。

钮益惠这个名字，曾出现在1950年12月1日《天津日报》的报端。在关于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被破获的新闻里，被捕人员名单中，钮益惠在后面，他也是如今唯一活着的人。

15岁的“小特务”

1935年农历正月二十二，钮益惠出生在北京通州垛子村。他的父亲钮永绪早年曾在国民党广州的军队里做事，母亲钮张氏是位传统的家庭妇女。这是一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旧式家庭。在钮家大家族同辈男孩里，钮益惠排行老九，人们都叫他“小九儿”。

到了钮益惠这一代，钮益惠的哥哥钮益培成为钮家的主事人。上世纪40年代，他任国民党第五补给区副官处二处上尉副官，并身兼其他多项职务。钮益惠全家也从郊区搬到了市区的东单牌楼新开路戊字41号。

1949年，北平解放，钮益培逃亡台湾，东单牌楼的房子也被新政府没收，一家人又回到通州垛子。1950年4月初一天，钮益培突然来信，说自己从台湾回来了，要钮益惠按照信上交代的时间，去双桥火车站接人，他有一些行李要放在家里。那天，钮益惠赶着一辆毛驴车，去了双桥火车站。和行李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叫孙毓清的人。等到了家里，钮益惠才知道接回来的“行李”是电台。

据公安大学离休干部、时任“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侦察分队分队长的孙有光回忆，1950年2月，“保密局直属北平潜伏台”计兆祥案被破获后，毛人凤又派了熟悉平津情况的保密局特务秦应麟潜回天津，组建“天津特别组”，并称此行为“党国敌后工作能否开展成败之关键”。4月初，钮益惠的哥哥、大姐夫梁锡增、三姐夫刘景惠就是作为“天津特别组”成员，与秦应麟等在江阴登陆，最后到达天津的。综合考虑之后，他们将电台建在不会引起人注意的北京郊区钮益培家里，用胡振远（秦应麟化名）、齐北光（钮益培化名）、彭振北等名义与台湾方面联系。

当时，公安部早已经截获了他们发出的情报，却一直无法找出电台架设的地址。就在此时，一个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带给“特别组”成员的汇票，让公安找到了电台所在地。

在钮益培家搜查出“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CMS美制特工收报机、发报机各一部，收发报登记簿各一份，密码本四本，波长呼号表，电台零部件，特务身份证明书以及履历表等。“加上在另一个‘天津特别组’成员家里搜出的情报，可以分析出，保密局当时十分关注我党我军有无进军台湾和抗美援朝的动向，也希望了解中苏关系、高级民主人士与高级起义投诚人员的动向，以及物价、金融、币制等方面的情况。他们更希望得到我党和国家军政领导人的面貌特征、住址、车牌号及参加重要活动的信息，以供保密局的行动组织技术总队特务行刺之需。”孙有光说。

关于“天津特别组”及相关人员被抓获的情形，钮益惠和孙有光的回忆有些出入。在钮益惠的记忆里，哥哥、大姐夫和三姐夫是在自己被抓之前几天已经落网，之前他们收到了秦应麟的信，整封信就10来个字：“生意没法做了，赶紧收摊吧。”家里人知道要出事，于是把该烧的都烧了，把电台藏在了装泡菜的坛子里。一天，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先后来过之后，他的父亲预感事情不妙，就叫他带孙毓清到市里，以后再回家。

那晚，15岁的少年“小九儿”匆匆离家，一走就是33年。

钮益惠回忆：“在路上，孙毓清让我跟他一起去台湾，我那时候满脑子‘为国尽忠’的思想，也觉得自己智勇双全，当然就满口答应了。”为避免引起人注意，他们决定分别乘车到济南会合，再到孙毓清老家烟台，“他说到了老家，他就有办法去台湾”。

钮益惠登上了一辆开往济南的汽车，等待他的却是冰冷的手铐。忆及当时的情形，钮益惠直感叹命运弄人。“我那时也就一个15岁的小孩儿，也不是他们小组的成员。公安问我把孙毓清带到哪儿去了，我死活不说。我当时受的教育一直都是‘忠臣不保二主’，在我心里，那是很光荣的事情。”他的“死扛”最终没能保住任何人。整个“天津特别组”全军覆灭，钮益惠的父亲在垛子藏电台的现场被就地正法，哥哥和三姐夫后来也都被枪毙，他自己面临的，则是长达33年的牢狱生活。

这个结局是钮益惠早就料到了的，“电台一旦被发现，谁都活不了。这是电台到家里后，一家人饭桌上经常说的话”。

监狱“保险箱”

钮益惠的监狱生涯是从北京市宣武区自新路21号的北京第一监狱开始的。他至今津津乐道于监狱里的种种好处，“我们监狱长说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监狱就是我们那监狱。有外国人参观，待遇很好”。

监狱里面有个积极分子委员会，下面分生产组、生活组、文体组。钮益惠是文体组的成员。他自觉有天生的领导能力，好说会写能编，所以十分受欢迎。监狱里的人都说他过得很快活，但这种快活的条件是：“什么都不细想。”

他其实也“细想”过。1959年，原定的10年刑期就快结束，但他自知“外面正是困难时期，出去肯定活不了”。于是，钮益惠在监狱内组织了一个“反革命暴动集团”，要替父兄报仇，口号是“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行动暴露后，钮益惠自忖必死无疑，最终是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年之后又被改无期。钮益惠说，从那时起他就麻木了，“反正怎么高兴怎么活着”。

母亲的探望是最令他难受的事。“1961年，我刚刚加刑。我妈妈从村里背着20多斤东西去看我。20多斤东西，全是吃的，那时正是最困难的时期啊。从家里到监狱有一趟长途公共汽车，但母亲舍不得花钱，靠两只小脚走着来看我。见面后，她问我判了几年，我说无期。我妈问，什么叫无期呀？我就说，什么时候改造好了，我就回去。妈就说，你快点改造吧，我在家等着你。我妈一切希望都在我的身上。你说这种见面我能见吗？那天见完之后，我就跟我姐姐说，你千万别让妈来，不是我不想妈，也不是妈不想我。”

后来，他连三姐也不见了，也不再写信。“那时候，给谁写信谁倒霉。”

如今的钮益惠依然把监狱称作“保险箱”。“文革”开始后，北京的监狱全部外迁，钮益惠被转到山西一个矿厂服刑。作为年资最老的犯人，他开始带那些新来的犯人，因表现不错，他又获减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

“保险箱”外，是他后来才得知的惨剧：“文革”中，红卫兵们把家里糊窗户的纸全撕了，把煤球都踩碎了，他母亲最终在一个冬夜被冻死在屋里；大姐夫梁锡增被红卫兵打成重伤，死在医院，其子也被整死；三姐钮汝铭作为特务老婆，头发被红卫兵剃光，每天挂着牌子被批斗，最终上吊自杀……

“我想死北京了”

1983年正月二十二，钮益惠48岁生日。就在那天的大会上，他被宣布减刑8年，提前释放。“太突然了，之前也没听说，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大会结束后，监狱领导把钮益惠带到食堂吃饭，建议他还是留在矿厂，继续带犯人。他没有答应，心里惦记着北京的亲人，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是去天安门。“这么多年，我想死北京了。我在北京没有家了，只好上天安门去，照张相，告诉北京，我可算回来了。”照片里，钮益惠注视着的前方，是他离开之后才修建的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早已不是当初的样子。

照完相，刑满出狱的钮益惠穿着一件绿色的军大衣，拎着个网兜，来到了北京大兴区亦庄镇羊北村，住在这里的四哥成了他唯一可投奔的人。

第二天，四哥钮益海带钮益惠去了老家通州垛子。物是人非，他在村里人的帮助下，找到了父母的坟地。

钮益惠觉得自己出狱后的运气相当不错。他最初住在钮益海家，做过汽车装卸工，也做过家具生意、牛羊肉生意，反正是“干什么都赚钱”。1987年，他还在村里买下了三间房的宅基地，不久后娶了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打工的肖方为妻。

到台湾讨个说法

钮益惠始终有块心病，觉得国民党欠他一笔债。他决定去台湾，找国民党讨个说法。

1999年12月，钮益惠向亲友借了几万块钱，从福建平潭出发，在海上漂荡了14个小时，终于在12月28日登上了台湾岛。

第二天，他按照朋友说的地址，辗转到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以下简称“军情局”）。“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说，叫我过两天再去，到时会有专门的人接待我。”

两天后，一个叫胥继侥的人专门接待了钮益惠。“他一见面就跟我说：‘您来也白来，一分钱也拿不着。因为国防部有通知，他们要的证明，您永远也要不来。’他同意让我领7个人的抚恤金，共2万1千美元，他还开了个条，让我找个有台湾身份证的人代领。我心里想，胥继侥已经承认我说的是事实，也就是说，我的身份合法了，就想先去警察局呆着，他们肯定得安排我吃住啊。”

在警察局关押了两三天之后，他被送到新竹静庐的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那里被钮益惠视作“天底下关押人的最残忍的地方”。

挨打也是让人心惊的。“把你一人叫进屋，眼睛蒙上，四个警察一人一根电棍，分头打。打完之后，出去，有人问：‘有人打你吗？’要说实话，就又会被拖进去继续打。”还有每星期一次的突击检查则严格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任何一个小物件，哪怕是吃饭时为方便剔牙留下的一小根骨头，被他们发现了，都要被一顿拳打脚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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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牢里，钮益惠申请给军情局长写信，“我就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写了好几天，上万言，结果石沉大海”。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10个月。2000年9月27日，钮益惠最终和一批大陆客回到了大陆。

回到北京后，尽管当时打台湾的电话高达5块钱一分钟，他还是不断地给“立法院”打电话发传真。终于，“立法院”承认了他“烈士家属”的身份。

2001年2月24日，轻车熟路的钮益惠再次到达台湾。总结上次的经验教训，他首先去了中国时报社。一位叫林照真的记者接待了他，并且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发表在《中国时报》上。后经林照真介绍，钮益惠见到了“立法委员”陈学圣及其助理陈以信。“他们对我很同情，说会想办法帮我要到那笔生活补助。”陈学圣受钮益惠委托，将钮益惠带来的证明材料交给了“军情局”，包括1950年12月1日刊登有“国民党军统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被破获消息的《天津日报》复印件、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原件、释放证明书原件。

在台湾等待消息的日子，钮益惠不想再去麻烦朋友，他在台北火车站的高架桥下找到了一个存身之所。为防止警察盘问时露出破绽，他装起了哑巴。

一天，钮益惠在高架桥下看到一个年轻乞丐，面前摆着一张医院开的残疾人诊断书，他把诊断书借来，拿到一个店里，将出生年月处用一小块白纸蒙上，复印出来，再在空白处填上适合自己的出生年月，再复印一次。就这样，他拥有了在台湾的“合法身份”。

两个多月后，“军情局”方面终于有了回复，“本局为考量其兄遭中共枪决，为国受难属实，以殉难人员家属发给钮员一次济助金三千美元”，钮益惠也收到陈以信转交的这笔钱。可他觉得，这与胥继侥当初答应的2万1千美元相差甚远，“一个在新竹生活困难的人，花了180块钱路费到台北申请救助，你说他符合救助条件，却只给人家50元钱，这怎么能叫救助呢？”

陈学圣和陈以信劝钮益惠先回北京。由于他没有合法的身份，还是得通过大陆人民处理中心。这一次，是在宜兰。里面的待遇，和第一次在新竹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年九十月间，在台湾待了半年后，钮益惠再次被遣返。

“精神国民党员”

如今，钮益惠和老伴儿住在租来的平房小院儿里。院门口，是他刚贴上不久的对联“国强民富心中乐，人和家顺财源旺”，横批“今年更好”。他总是那句话，自己“什么也不缺”，家里两台电视，两台空调，“夏天倍儿凉快，冬天倍儿暖和”。那台“全村唯一的进口室内用水清洁器”，他更是一次又一次提及。

记者走近小院，右边搭着一个简陋的棚子，堆放着各类杂物，左边的两间房，门窗都已破损，几根交错凌乱的电线，在房檐下晃动。靠南的房间里，除一张床、一张麻将桌、一张吃饭的桌子和几把椅子外，再无其他家具。屋里光线不好，大白天也得开着灯。“书记照顾，我们用电都不花钱。”

钮益惠每月初都会收到来自北京市委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一成不变，告诉他关于起诉要回宅基地的问题，正在调查中。上世纪80年代买的三间宅基地，因为与人产生纠纷，为此，他从镇里开始告，一直告到北京市政府，至今已持续了8年。

钮益惠每天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凤凰卫视，关注台湾时事，他说，自己这是在“履行一个精神国民党员的责任”。

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京，钮益惠到北京饭店，请工作人员转交要求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连战到西安后，钮益惠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您这一问题我回台北后再解决”。几个月后，他接到国民党政策委员会的一份入党通知书，通知书上说“党章规定”不接受大陆人员入党，“这是为了大陆朋友的安全而定，但您这种精神可嘉，所以今天通知您为‘中国国民党的精神党员’”。

马英九竞选台湾地区“总统”成功时，钮益惠特意发去传真表示祝贺，并且收到邀请他去参加就职典礼的邀请函。

钮益惠忙碌的另一项内容，则是不断地向“军情局”和“监察院”打电话、发传真，申请生活补助。2009年6月，他终于收到“军情局”发来的函件。钮益惠文化程度不高，加上函件用字为繁体，其中又夹杂一些半古语的用词，他更“不屑于请教别人”，整整花了三个月，才明白上面的意思。他多次对函中所述自己曾“请求返台定居及刑劳补偿”表示不满，他说：“我从没有说要去台湾定居，也没说要刑劳补偿。我就是生活困难，你给我点生活补助。”

钮益惠戏谑地称自己是“忠实的军统特务”，但在“军情局”来函上拒绝发放补助的理由写得很清楚：“钮员系前保密局民国卅九年敌后单位失事殉职同志之弟，非前保密局正式运用人员”，“且无法证实为我工作牵连之难”。

现在，大陆政府每个月会发给钮益惠和妻子各1030元的生活补贴，在租来的屋里，每天下午一点开始，他都会组织牌局，收取一定牌桌费。

摆在他面前最紧要的问题是，租住的房屋一拆迁，他就又陷入无房可住的境地。“虽然书记已经答应安置住处，但也说不准。”可他转而又说，他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对钮益惠找“军情局”要生活补助，丁占营当着钮益惠的面，毫不客气地说那是“痴人说梦”：“历史上，对共产党而言，他是罪人；而国民党一方，也不觉得他是功臣。如今，他脚踏国共两只船，到台湾说‘回家拿刀来了’，在北京又找共产党要房子。他对哪一方都寄予厚望，哪一方都没有给他回报。”

钮益惠把自己关心台湾时事上升到“为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做贡献”的高度，但丁占营觉得，钮益惠其实缺乏政治头脑，更谈不上有政治信仰。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不过是打发晚年寂寞的一种手段。“我猜测，不管是台湾方面，还是这边的派出所、法院、市政府，肯定都腻死他了。”

钮益惠的下一步计划，是继续向市政府要“属于自己的宅基地”，同时，在台湾找个律师，向“监察院”状告“军情局”，他说，“我会一直告，告到我死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