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德克保卫萨拉热窝_风闻

编者按：

在科索沃战争20周年之际，有着斯洛文尼亚血统、曾在万夫所指下为塞尔维亚发声的彼得·汉德克，终于得到一贯代表“政治正确”的诺贝尔文学奖垂青。这或许称不上迟到的正义，但至少是对这位硬骨头的思想者的一点慰藉。对于彼得·汉德克来说，萨拉热窝始终是值得去保卫的。她曾经是南斯拉夫的荣光，今天却已经分别属于波黑和塞族共和国。萨拉热窝就是南斯拉夫。这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度”，最终毁于各方推波助澜下急剧膨胀的种族民族主义，从而给曾属于南斯拉夫的各民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少有人反思种族民族主义对这个消亡国家的破坏，有的只是夹杂着政治博弈的“人权”话语和它的政治正确。

今天的文章节选自《南斯拉夫残骸①：卡在时间的断层中》，题目为保马新拟，文章作者为伍勤，李丹。原文刊载于“澎湃思想市场”，感谢其授权保马转载。

跨过那个不断出现在南斯拉夫文学作品和战争记忆中的边界德里纳河，就标志着从塞尔维亚踏入波黑的领土。“塞族人跟谁都处不好，他们憎恨克族人、憎恨穆族（波黑穆斯林）、也憎恨阿族（生活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在萨拉热窝汽车站接我们进入老城的司机谈到那场战争时难以抑制自己的忿恨。他的父亲是阿族，母亲是穆族，他在1990年代曾拿起枪保卫萨拉热窝。在他的车上，我们又穿越了一条隐形的边界，它分割了属于塞族共和国的萨拉热窝，和属于穆克联邦的萨拉热窝，这个边界正是由那场战争之后的和平协议所划定。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

那部关于游击队如何在二战时把德国党卫军赶出城的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深深地留在了一代中国观众的记忆中。而这段台词倘若放在1990年代初期的萨拉热窝，也能产生令人心悸的回响。那是南斯拉夫摇摇欲坠之时。

“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

初冬的一个上午，我们顺着山坡走到了萨拉热窝山丘上一片漫无边际的墓园，俯瞰着谷地中的城市，电影结尾时纳粹党卫军撤离时感叹“整个城市就是瓦尔特”的那个视野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赶紧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留住了这一刻。而我们脚下的这片公墓，正是以埋葬1990年代“萨拉热窝围城战”的死难者而闻名。20世纪中期那场战争和20世纪末的那一场，在这个视野中形成了一种互文。

萨拉热窝是一座建在山谷中的城市，四面环绕着山丘，这让围攻这座城市格外容易。在20世纪的末尾，由南斯拉夫人民军所支持的波黑塞族共和国军队开始了对萨拉热窝长达四年的围城，成为现代战争史上历时最长的围城战。《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克尔瓦瓦茨是成长于萨拉热窝的穆斯林，而瓦尔特的扮演者巴塔则是塞族，电影拍摄时他们还都是南斯拉夫人。1992年萨拉热窝围城战开始时，巴塔曾邀请克尔瓦瓦茨前往贝尔格莱德躲避战争，被拒绝了。最终克尔瓦瓦茨在围城战开始不久后死于萨拉热窝。令人欣慰的是，他有幸看到萨拉热窝民众举着“我们是瓦尔特”的标语，上街游行抵抗南斯拉夫人民军的侵略。

瓦尔特（巴塔 饰）

1990年代发达的通讯设备让全世界把目光都集中在了这里。枪林弹雨的街道、四处奔逃的难民、种族屠杀，血淋淋的画面每天在新闻上滚动播放，震惊了世界——人们难以想象，这种“属于遥远过去的原始杀戮”会发生在20世纪高度文明的欧洲。为了1984年冬奥会而建的假日酒店，在围城期间成为了唯一营业的旅馆，里面住满了西方战地记者。以“don’t let them kill us”为口号的战时萨拉热窝选美大赛赚足了人们的眼泪，U2乐队把它写成了名为《萨拉热窝小姐》歌，并带着这首歌来到萨拉热窝演出。连苏珊·桑塔格也冒着战火来到这里，与当地的艺术工作者一起在萨拉热窝剧院排演了《等待戈多》。

苏珊·桑塔格在萨拉热窝

从死难者公墓的小径下山时，我们路遇一个中年男人，他的很多亲人死在了那场血腥的种族清洗中，而当年17岁的他从附近的小城镇来到了这里，参与了保卫萨拉热窝之战。他指向环绕着这座城市的一个个山丘，依次向我们指出塞族狙击手藏匿的位置。他也曾在绝望的处境下射中过山上的狙击手，因为后者过于狂妄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塞族是个愚蠢的民族！”离别前，他不忘对我们强调。

塞尔维亚，这个无论是历史上“反抗奥斯曼帝国捍卫欧洲文明”的丰功伟绩、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中为南斯拉夫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民族，都曾在国际舞台上备受瞩目。在塞族人的集体记忆中，奥斯曼占领期间，那些“归顺者”（波斯尼亚穆斯林）捞到了无数的好处，而塞族却进行着一次又一次无畏的寻求民族独立、保卫基督教文明的抵抗，每一次起义都伴随着土耳其人对他们报复性的杀戮。奥斯曼帝国退出了这片土地后，塞尔维亚又成为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巴尔干野心的最大阻碍——南斯拉夫的独立在塞族人的集体记忆中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二战时期，塞尔维亚再次站对了边，奏响了反法西斯之歌，塞族占大多数的共产党游击队拯救了其归顺法西斯的“迷途兄弟”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势力在与纳粹结盟建立克罗地亚独立国家期间，对塞族平民实施过惨无人道的种族清洗。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然而1990年代，塞族却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南斯拉夫人民军也由二战时铁托反法西斯游击队的继承者，摇身一变成了法西斯侵略者的代名词，在萨拉热窝以及波黑的其它城镇杀死了数不尽的“瓦尔特”。塞尔维亚一再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塑造成“带有杀戮天性的野蛮族群”，一个“该隐”民族，而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更成为法西斯的代名词。

整个1990年代的西方舆论场上，任何对塞尔维亚支持的声音都足以让人声名狼藉。出生于萨拉热窝的前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虽然以拍摄于战时的电影《地下》在1995年斩获戛纳金棕榈，却因其对塞尔维亚一方的支持在获奖之际遭遇西方知识界的强力抵制，背负了数不尽的骂名。而曾经“六八一代”的左翼旗手、有着一半斯洛文尼亚血统的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汉德克，在1990年代因其不加掩饰的亲塞尔维亚立场被抨击为“法西斯分子”。从萨尔曼·拉什迪到苏珊·桑塔格，都公开在媒体上公开谴责汉德克。最温和的批评来自斯洛文尼亚理论家齐泽克：“汉德克对塞尔维亚的歌颂是犬儒主义的。”

汉德克在战争开始之际发表了《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一文，表达他对整体西方谴责塞尔维亚舆论的不信任，战争后期他又重游了塞尔维亚并撰写了《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游记，这个梦呓般将塞尔维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田园诗歌颂的游记，和他日后在米洛舍维奇葬礼上的现身，将国际舆论对他的“唾弃”推至高峰。德国新浪潮导演维姆·文德斯是汉德克的旧友和长期合作伙伴，今年春天文德斯来访北京时，我问及他对汉德克那段争议的看法。文德斯有些动情，“我想汉德克是这个世界上我所认识的离‘法西斯’最远的人。他比绝大部分指控他的人更了解南斯拉夫，也对南斯拉夫有更多感情。”

事实上无论是对库斯图里卡还是汉德克的讨伐，都是容易的。而他们作为“历史的囚徒”却在国家分崩离析之际挣扎在不尽的痛苦之中。库斯图里卡将彼时仍象征着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假想作被穆斯林民族主义情绪所攻陷的波黑（他的家乡）之对立面；他一切对南斯拉夫的留恋，都转化成了对塞尔维亚的支持，以这个位置作为对那个穷凶极恶地想要肢解南斯拉夫的敌人——“西方”的最后抵抗。汉德克也分享着类似的精神结构，他对南斯拉夫有着近乎于信仰般的乡愁，认为它曾经是“最真实的国家”，而母亲的家乡斯洛文尼亚却是最先在西方的支持下独立出南斯拉夫的共和国。他认为斯洛文尼亚的大多数人“都是被外界说服而接受了国家解体这个事实”，并哀叹斯洛文尼亚轻信了西方散播的“独立”与“自由”的美好神话，“多么天真的人民，多么幼稚的国家！”尽管并不完全否定塞尔维亚的罪行，汉德克却无法接受这场战争的西方媒体上的叙事与图像，它们过快地把塞族判定为“人类的敌人”，攻击者与受害者的角色过于轻易地被给定。汉德克自我给定的书写使命，是重新将塞族“人化”。

他在天亮时把他们数了数，

但日落的时候他们都在何处？

——拜伦《哀希腊》

（图片来自澎湃，摄影李丹）

的确，在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下，西方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最为简单粗暴的去历史化的“善恶”划分——塞尔维亚在那时扮演的正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干涉主义”所需要的“文明VS野蛮”逻辑中“野蛮”的一方，而降服了“恶魔”的北约自然最终担当了拯救者的“文明”化身。这场围绕着“人道主义干涉”的争论在1999年北约肆无忌惮地东扩之时撕裂了西方知识界，使南斯拉夫的残骸成为日后无休止的“人权VS主权”背反的重要注脚，这一论战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满布荆棘的，每一方似乎都要牺牲一部分伦理才能站稳自身的立场。但是，正如齐泽克指出，以主权国家的逻辑支持塞尔维亚，或者以人权逻辑支持北约干涉，无疑于“双重绑架”式的选项，在齐泽克看来，米洛舍维奇在1980年代夺取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回到那场在南斯拉夫废墟上的种族民族主义战争的内部语境，每个族群的军队都不可避免地对异族实施过谋杀性种族清洗。不过，在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之际，国家军队仍然与塞族所掌握的政权高度同构，而其他共和国在交战初期几乎手无寸铁，也因此，这场种族清洗战争的开端呈现出了塞尔维亚对其他参战方以国家之名的系统性暴力。战时最坏的暴行的确是塞族军队和民兵干下的，而穆斯林因势力最弱，最终成为了受到创伤最大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