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解读导演张艺谋！_风闻

文章来源丨影视工业网

迄今为止，张艺谋执导的影片《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已累计获得国内外奖项 410 个；他的商业片代表作《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金陵十三钗》等先后四次夺得年度华语片票房冠军。从 1978 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算起，张艺谋的从艺时间已经超过 40 年。

本文按照张艺谋导演的入学之路开始，然后详细的解读了《红高粱》、《代号美洲豹》、《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英雄》等电影，从故事、到风格确立，再到机遇，张艺谋都分享的非常详细，最后部分是导演对于导演目前这一职业的看法。

本文来自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班《张艺谋 ：为了电影的每一秒》，编辑在整理时有所删改。

《老井》剧照

贾樟柯：今天我们是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以来的第一场大师班《为了电影的每一秒》，接下来我会跟张艺谋导演来谈谈他的创作。

张艺谋导演主演的《老井》是在山西拍摄的，那个场面我觉得是中国电影史上最迷人的一个场面，张导扮演的孙旺泉背着石板在山路上行走，几乎成了中国银幕一个隐喻，就是中国艺术家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这一幕也是张导从八十年代开始电影工作，从摄影师到演员，到导演，到编剧、制片人，这样一个长达三十多年迄今为止的创作履历里面一直在坚持的一个艺术理想，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尝试新的可能性，给中国电影带来崭新的局面的这样经典代表性符号。

今天因为有很多是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我的话题是想导回到几十年前，就是张导在那个时代，你最初是怎么从喜欢美术、摄影，一步一步聚焦到电影上，当时有什么样的一些电影，或者说文学的作品，或者你个人的这种想表达的经历，促使你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陈凯歌导演和张艺谋导演

张艺谋：其实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当时谈不上有特别长远的理想，像爱画画、爱照相都是业余爱好。当时在工厂也没有事情可做，就自己去尝试爱好这些东西。但也只是爱好，不让自己觉着过得很无聊而已。后来改变命运的还是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束了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大学恢复了高考。那时候我已经28岁，所以有机会了，拼命争取吧。

故事说起来话长，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拼命争取上了电影学院摄影系。这是改变命运的第一步吧，当时也没有觉得对自己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当年想上美院，但是素描画得不够好，想上体院，虽然爱好体育，没有专项也不行。想上工艺美院，我画图案设计水平也不够，总之那时候是上大学就行。我在工厂干了七年，就希望上大学能改变命运，有一个人生的变化。就这样子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因为也是凭着自己一技之长，再加上一个复杂的机遇，总之就上了。其实当时要没有上大学，哪有今天？这是不可预知的一个人生变化。我看贾樟柯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已经有了心中的梦想，是要拍电影。我可不是，我是后来学电影被电影深深吸引，而且有了干电影的想法。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合照

当时上这个大学还是工作在先，但是电影就是有魔法的，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你们也都是被电影魔法所吸引，大家爱电影，所以我们就投身于它的事业中，所以这样子我就真正变成了一个电影人。干了电影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停不下来了。也是因为青年的经历，我们这一代人总是觉得不要虚度光阴，所以我就成了一个几乎中国最忙的一个导演，每年都想拍新电影，如果每一年没有一个新的电影项目在运作，就觉得很虚度自己。

然后我还有些其他的事情，比如一些大型活动，还有做一些舞台剧，都是人家找我做一些不同的项目，但我都会尽量抽时间。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拍电影，它就是吸引你，愿意把一个故事讲出来给大家听，讲不同的故事，用不同的叙述方式，完成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达。

今天对我来说，一个好电影在心目中是非常遥远和非常吸引我的一个目标。今天我还是不断地像年轻人一样，说我下一部电影是不是更好，我是不是可以拍一个好电影。因为越来越觉得好电影在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词，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标准，很难达到。拍电影越多，其实觉得好电影越来越难拍，电影容易拍，但好电影很难拍。每个人心目中好电影的标准不同，所以总是用一个最高的标准，去横向、竖向来进行对比，来找自己的缺点。总是希望能前进，能学习也是我现在的心态，所以就马不停蹄吧，希望有不断的变化和进步。

我也很愿意尝试不同风格的作品，跟不同的团队合作。总之，电影的创作过程就是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们常常开玩笑自嘲说，像我们这些人啥也干不了，就拍电影。但是其实也是内心有一种精神和强大的声音一直在促使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味简单的为道良谋，也不是简单追逐一些名利，就是喜欢。每一个导演心中总是有一团燃烧的火，其实很多电影拍出来无人问津，一日游、两日游都达不到，很多年轻导演不断地遭受挫折，但是他心中那团火不会熄灭，这就是电影。

《红高粱》

贾樟柯：我想把话题回到张导的处女作《红高粱》，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一代电影工作者有一个很强的地方，就是他们在拍处女作都呈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艺术上极度的创新，对于当时中国电影的情况非常超前。另外一个就是艺术上相对成熟。他有年轻导演第一部电影的那种激情，但是他的艺术手法、处理，包括他技术处理都非常完善、成熟。所以我就想在拍摄处女作前后，特别是在大学训练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张艺谋：那个时候因为刚刚恢复了电影学院，所以大学其实不像今天有这么系统的教育，那四年都是在恢复当中。我自己觉得更要紧的是社会，那时候的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和开放中，所以是整个社会的原因。当然也学到了一些老师引进门的一些基础知识。

处女作，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我觉得处女作是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是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文化，都进行民族、历史的反思，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他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包括美术、诗歌所有的这些东西带给你很大的一个环境，就是在这样一个当中你寻找到的故事，所受到的影响势必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呈现了某种比我们自己年龄更丰富的一种思考。

其次就是性格，我认为处女作跟导演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自己的性格是希望语不惊人誓不休，也就是总希望有创新，不一样，总是希望在方方面面都能表现出独特性，直到今天我都是这样子。拿到一个剧本，拿到一个故事，就想我怎么说这个故事能让你觉得能有创新。包括做各种大型活动，都是希望能有一个创新在里面，所以这大概是跟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有时候这个创新就会体现在一种不顾一切的一个勇气当中，有时候创新很难找，尤其今天创新更难了，什么都被人做过了。所以那时候，就觉得那个创新就是要这样，就是要极端，不留后路。包括《红高粱》里的音乐，赵季平最早给我们吹音乐的时候是一把唢呐，我觉得不过瘾，最后他就四十几把唢呐齐吹。《红高粱》里的呐喊很刺耳，当时我们在录音棚里就觉得要这样，就是要吓你一跳的感觉。所以很大程度上和个人的性格，以及所处时代下碰到一起了，处女作就呈现出来一种本质的东西。

其实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导演，他的处女作都呈现一种独特感。我很在意处女作，第一次他有一种本质的东西，人一辈子不会改变的样子在他在处女作中都有。《小武》我很喜欢，我记得当年是很石破天惊，我觉得直到今天其实还是你自己说得那句话，关注当下，关注普通人，关注底层人的命运。其实在社会变迁中，完全跟我那个大喊大叫是两个时代。

从那时候养成了今天这样自己的突破，寻求一些创新。有时候故事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改变画面，画面没有办法了就形式，总是希望有一些不同，哪怕这种不同被人抨击，被人诟病。我也不太爱惜自己，也不装大师，还是希望保持心态的年轻。因为成熟的、完美的作品谈何容易，我拍一个成熟的、完整的、完美的作品，我觉得还是做不到。还莫如追求一个特点，去追求一种自己所想要表达的感觉，我也许就是这样的性格吧。

《代号美洲豹》

贾樟柯：评论界认为张导的《英雄》开创了中国商业大片的先河，但其实张导商业片的尝试非常的早，是《代号美洲豹》（1989）。这部电影是一个劫机的故事，张导在以往的访谈里面谈论的也不是太多，那我就想了解一下，那个时候还是八十年代，作为最早的一批商业电影的实践，当时你是怎么考虑的，怎么来处理这个题材？

张艺谋：你要这么说，我现在看自己还挺先驱的，走挺早。

当时是和一个私营公司合作，也是跟《红高粱》不一样。后来那个剧本不成型，我想放弃了，当时顾长卫劝我不能放弃，因为筹备都花了三十多万，必须再给人家拍一个，这个电影是这样的背景。

那个时候其实谈不上商业，没有什么概念，就感兴趣。后来就拍了这个，花了一百多万。《代号美洲豹》今天看起来就是商业电影，完全是一个新的尝试。当然电影后来不成功，其实可能搁到今天还挺成功的。当年我们那个时代大家要思考，要深刻，没有人讲娱乐，娱乐这个词都没有。谈电影要谈思考、谈深刻，谈五千年，谈文化。所以《代号美洲豹》出来评论界一片骂，因为觉得是个商业电影，没有思想，我们也觉得很没面子，拍砸了。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那个电影挺好的，有大演员，有动作，还牵扯到台湾的背景。那时候去不了台湾，我就拜托朋友帮忙给我弄一点台湾街头的照片，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全台湾的记者都在帮你拍照片，所以我们后来就用了很多台湾街头的照片来讲这个背景。用了一种快速剪接的方式，手持摄影机，照片、字幕，还有很多配合，其实现在看起来很时髦。

《大红灯笼高高挂》

贾樟柯：《代号美洲豹》是我很喜欢的电影，照片部分直到上电影学院我才知道那是蒙太奇手法。那个电影很多故事是发生在封闭空间，但那个封闭空间被张导处理的非常好。

1992年张导就在乔家大院拍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影片除了故事，作为同行我非常钦佩张导把一个封闭的大院，视觉上拍得那么丰富，发掘出了它作为建筑的美，从这之后我们山西就开发各种各样的大院。那么作为个案就是想让张导谈一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时，当你面对这个空间的时候，你们做了那些视觉上的工作，如何在一个相对单调的空间里把它拍得异彩纷呈。

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根据苏童的《妻妾成群》小说改编的，小说写得很好。我拿到那个小说之后，本来是要在南方拍，因为小说写的是南方。

因为我在山西拍过《老井》，所以对山西比较熟悉，后来看了乔家大院以后感觉很震撼，觉得这个院子太好，不拍可惜了。就把故事改到这来，那真是风牛马不相及，我们死活改了过来。后来听说苏童对我颇有微辞，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被大院的美吸引。当时的乔家大院没什么太多游客，所以我们跟他达成协议，我们拍的在院子稍微关一下，游客参观其他院，也可以偶尔把游客带过来。

当你真的要开始拍的时候，就会想拍成什么样。后来我就在那个院里转，突然看到那种方方正正的透视线，特别的严谨。“没有规矩，哪来方圆”这八个字就浮现了出来，后来我就想，那我们就拍这个规矩吧。就把这个故事彻底改了，规矩就要有情节，点灯封灯，每天晚上仪式化的转、循环等等。当时胆子也大，就全部改成这样一种象征和隐喻的视觉造型风格。

《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

摄影师是赵非，也是我的同班同学，跟赵非说：你摄影机搁这别动，咱们就这么方方正正，永远有透视线，就故意用一种极端的风格去拍。这部电影侯孝贤是我们的监制，侯孝贤来看我拍电影，他说院里怎么没人？在哪吃饭、打水呢？生活的东西没看到。侯孝贤就跟我说，他不会这么拍电影，生活的东西没想好。那时候我也听不进去，就是这样，完全用一种绘画的方式去拍一个隐喻和象征的一种故事、一种氛围。所以那时候其实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寻找一种造型风格，让这种造型风格成为你的故事的一种承载，一个仪式感，大概这样就把这个电影拍成如此的风格。今天看起来它有点像《红高粱》的一个正反面，就是如果《红高粱》是自由、狂野、不拘一格的那种天性的话，这个就是规矩、压抑和一种一成不变的人的一种挣扎感。

今天让我也许不一定拍这么极端的作品，我刚才虽然说我们每一部电影都要寻找突破、创新，但其实人有了阅历，总是顾虑比较多，或者自己知道这东西过于极端，就会避免它。那时候还是很极端，就是抓到一个东西就很极致地去做，所以那种不顾一切的追求还是体现在《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品上，它呈现出了一种大胆和勇气。

《秋菊打官司》

贾樟柯：又过了一两年，张导又拍了一个又截然不同的电影《秋菊打官司》。《秋菊打官司》可以说是最早用纪实的方法来展现现实生活的电影，故事也从过去的旧的中国到了此时此刻的中国。这个跳跃对于九十年代的观众来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耳目一新。当时记录美学还没有在中国有广泛的实验，作为故事片借用了纪录片的这种氛围、拍摄方法，可以说《秋菊打官司》是开风气之先，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想请张导说一下这个决策，当时是什么契机让你在美学上有这么大的改变？

张艺谋：《秋菊打官司》是根据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改编，我们当时请的是刘恒做编剧。刘恒是一个现实主义功底非常深厚的作家，方向是有一点像现实主义的农村题材，也有一些幽默，写的其实很好。剧本改写完了，因为我的性格问题，老觉得电影没特点，没有一个创新。

我印象很深，当时都已经开始筹备，马上要开拍了，有一天我们几个主创坐下来，一起扯扯扯，说拍一个纪录片的风格吧，完全像纪录片。大家就开始很兴奋，我马上就给我们投资的马先生打电话，他那时候很支持我们，马上换这个。怎么样偷拍想了好多，大家根据整理自己以往看到的纪录片的那种味道，开始有各种想法。当时摄影、美术这几个人都很兴奋，突然好像抓住了一个东西。我们很兴奋地说到中午一点左右，准备吃饭了，整个上午刘恒都一言不发，看我们几个很兴奋，刘恒从床上坐起来说“那我这剧本就白写了”。很对不起他，确实完全就是另一种，后来刘恒的剧本没有用。我们就没剧本了，然后就是一个大纲，几句话，去偷拍。我觉得那时候我应该是中国偷拍的大师了，比狗仔队要早得多。

《秋菊打官司》工作照

我差不多半夜四点五点藏进去，开两个孔，等大家不注意掀开了拍。在农村，在各种地方偷拍。演员来了，然后穿上衣服，副导演先走一遍位置，假装找人，演员就过来了，就那样一直偷拍，很过瘾。但现场是完全掌握不了，比如就很难录音，当时中国在城乡结合部有很多违建，都是把麦克风提前挂在那。

然后冲回来看样片，我们租了一个16毫米的放映机，你知道剧组看样片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全剧组都来看冲洗回来的样片。我们《秋菊打官司》的剧组没一个人看了，就是摄影师放，我看，就我们俩人看一夜。为什么呢？16毫米的放映机，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晕头转向，各种穿帮、失误，各种不知道拍什么。然后我和摄影就一晚上一晚上地看海量的素材。所以那时候全组就都弥漫着一种失败氛围，不敢说，就在私下说这回艺谋砸了。所以那时候是很胆大的，今天《秋菊打官司》的美学可以把它系统地归纳到纪实这样的风格上，当时是很前卫的。

《英雄》

贾樟柯：《秋菊打官司》之后张导又拍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到《有话好好说》、《一个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那么之后就进入到他的商业大片的时代，武侠片《英雄》，当时也是创造了国内，包括我们中国电影在北美票房的记录，那么就想让张导聊一下又一次的转变。

张艺谋：其实《英雄》今天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是一种按部就班地到了一个阶段的变化，其实那时候完全是无意识的。

我自己一直喜欢武侠小说，文革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看，所以就很想拍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就开始自己编。在剧本已经成型了的时候，《卧虎藏龙》横空出世，我们都很沮丧，就想放弃了。当时我们制片人是江志强非常有眼光，他就跟我说，导演拍啊！我说这个没意思，他说现在市场很好。其实《英雄》严格意义上完全是一个文艺片的方向，后来江老板就说你要不要梁朝伟、张曼玉、李连杰。我说这可能吗？然后我记得拍的时候需要找一个配角，他问：你要不要甄子丹。

《英雄》工作照

然后这样一下就开始走极致，用不同的颜色来划分，等等等等，就拍出来这样一部《英雄》。当时就觉得很过瘾，能有这么一个大制作，也是按照自己的风格去拍。因为我知道我第一次拍动作，我们像诗词一样地去拍很多风花雪月，一滴水、一片树叶，一个箭的高速等等，就拍了很多这样一些有美感的东西，完全按照自己的爱好和理解去拍。真没料到公演的时候居然成为一个大话题，拿下了中国全年四分之一的票房，那是不得了的。

然后席卷而来的就是批评，也被批得体无完肤。当年其实被大家批评，我自己觉得也有点很沮丧，那时候我们对票房没概念，我不觉得票房高就是一个很得意的事情，我很在意大家的评论。像今天出去这么高票房，我肯定睡觉都会笑起来，因为我们今天基本上是以票房论成败了。当然这是一个阶段，我们都说好电影不会以票房论成败，但是基本在大众那里还是票房高了就好，所以《英雄》其实也是无心插柳。

《一秒钟》

贾樟柯：那我想最后再问张导，因为最近这几天我觉得你的创作的速度，节奏非常的频繁，几乎是每年都有一部，我觉得我也是创作生涯长了一点之后，我更加理解张导，在这个电影环境里面所背负的压力、争议，还有他要往前走，他的毅力，要克服周遭环境，又要实现自己电影的想法，非常让人钦佩。那么就是在未来你还想尝试什么样的改变和类型。

张艺谋：从去年开始我到今年会有三部电影吧，《一秒钟》是我自己的一个青春记忆，张译演得很好，这是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也是我自己的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坚如磐石》现在也完了，过了国庆会送审。是一部警匪片，我自己也很喜欢，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的“IN警匪“，非常都市、现代。今年年底我准备拍《悬崖之上》，我很希望拍出真正的冰天雪地的感觉，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演员也很好，故事有很大的悬疑感。

其实快和慢也不是自己控制的，我是赶上了，《一秒钟》是我自己写的剧本，《悬崖之上》和《坚如磐石》都是别的公司给我的，觉得不错就迅速调整，可能调整三个月、半年，就可以拍了，然后建组。如果慢下来是因为剧本，赶上一个剧本磨两三年、三四年的也有，就拖下来了。所以我自己认为，只要身体好，时间允许，我是愿意拼命工作的人，我就是喜欢拍电影。坦率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碰上一个好剧本是很难的。我就希望快拍东西，所以我觉得做导演最幸福的就是碰到一个好剧本，稍做调整就能拍。

张艺谋导演

坦率地说，我现在的身份算职业导演，是用画面、节奏，用电影语言讲故事的人，我们未必是一个纯粹和典型意义上的作家，我们是一种形象思维。所以如果一个职业导演，应该发挥我们的强项，给我提供好剧本，这样我就可以多拍几部电影。

你知道中国现在最缺什么吗？我觉得最缺好编剧。先天的问题不成熟，其实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导演非常好，我们最缺的是好编剧。现在因为市场好，数量高，再加上各个公司在抢人，基本都找不着人了，而且来了写两稿就走，没时间奉陪了。基本上很难磨出一个好剧本了。其实很多导演精力很旺盛，他有使不完的劲，有无数的冲动和愿望，他就是希望碰到一个好剧本。

我自己的创作是我愿意去碰剧本，撞一个剧本，我不想去想一个东西，大部分时间就像你逛商店，是盲目的，也不是缺什么，就是浏览。你在淘宝上看一个东西觉得不错，钱也还可以，你把它买了。这就是我们导演的想法，就是我们并不设定要怎么样。看到一个东西不错，那就拍了，可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子更自由，更让你有随意感，有感性的东西。更让情感的东西在第一位，而不是处心积虑地自己安排自己，给自己弄一条正确的道路。

贾樟柯：好，我们要特别感谢张艺谋导演在这样一个暖洋洋的上午跟我们分享他的艺术思想，然后也要感谢各位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