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没照搬主流理论，中国等少数经济体才获得了成功｜现场实录_风闻

**【编者按】**9月21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的“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论坛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聚焦｜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论坛圆满举行）。来自国内外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三十位在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取得突出学术成绩的中青年学者报告了新近研究成果。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就**“从新中国70年的经验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已经本人审定。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developing economies have made arduous efforts to catch up with developed economies. However, most developing economies have been trapped 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traps for a long time. One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they have not solved the century-old economic problem of how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 few successful economies have a common feature. That is, not copying the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 theory, their development or transformation have successfully dealt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Lin Yifu believes that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competition, we should choose certain industries to develop according to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termined by factor endowmen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we must constantly improve infra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hich entrepreneurs themselves cannot solve, a market failure that must be solved by the government.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sum up new theories that can organically integrate market and government, which is also the goal of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 theory.

胡鞍钢教授，各位学界的朋友，非常高兴有机会再度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参加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国家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讨会。就像胡鞍钢教授讲的，今年我们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这70年，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人均GDP将近一万美元，并很可能在2025年左右成为高收入国家。

这到那时候将会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事件。因为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比重只有15%，如果中国也变成高收入国家，**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比重将会从15%增加到34%，翻了一番还多。**赶上发达国家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一个是韩国，到2025年左右中国大陆会成为第三个。

1960年，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共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我到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只有13个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而这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本来就跟西欧的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小，或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从统计数字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固然每个发展中经济体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想赶上发达国家，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经济体都长期深陷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原因就像总书记在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上面所讲的，**没有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经济学上的世纪难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以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现代化的前提是工业化。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知道都实行了计划经济，想在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迅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经济体。

**当时国际主流的思想其实是一样的。**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是凯恩斯主义，强调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发展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是结构主义，也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现代化产业的需要，所以主张用政府主导的方式采取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不管是宏观经济学的思想还是发展经济学的思想，**都强调市场失灵，主张政府发挥主导的作用。**这样的指导思想当然不能说没有成果，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确实建立了现代化的大产业，但是经济发展的效率非常差，而且后来还危机不断，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非常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国际上主流的思想变了。**宏观经济学由原来的凯恩斯主义被新古典的理性预期学派取代，认为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不好都是政府干预造成的，所以主张由市场来发挥主导作用，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也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成为主流思潮。**当时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在转型，由政府主导向市场经济转型。**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用“休克疗法”来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认为政府退出才能建立一个像发达国家一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但是推行这样转型方式的国家，经济都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实际上它的绩效比推行结构主义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还要差，危机发生的频率还要高，导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发展或者转型政策基本都没有照搬主流理论。**例如，六十年代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亚洲这些小的经济体，他们不是推行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而是推行出口导向战略，他们没有发展现代化大产业，而是从传统的劳动力集型的小规模产业开始的。少数几个成功的转型经济体像中国大陆、越南、柬埔寨，没有追寻“华盛顿共识”，大型的国有企业都没有私有化。

在发展和转型当中，市场是重要的。亚洲四小龙这些成功实现追赶的经济体本来就是采用市场经济，成功的转型经济体确实也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政府在发展和转型中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既有市场，也有政府的作用。

反思起来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在经济发展当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经济要发展，前提是这个经济必须有竞争力，用学术的语言就是这个经济体必须有竞争优势，整个国家有竞争优势。

**怎么样才能有竞争优势呢？**竞争优势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只有发展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生产成本才会在全世界同一个产业当中处于最低，这是竞争力的前提。也是我常讲的，要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你要发展的产业。

要让企业家自发进入符合这个国家和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必须要素价格信号能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只有在竞争的市场上，要素的相对价格才能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才能够反映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竞争的市场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是引导企业家做出正确的产业选择的前提。

**为什么政府也需要呢？**因为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产业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失灵是必然的，产业升级要有先行者，先行者的成功和失败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也就是有外部性，必须给予补偿。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需要自己发明，可以用专利来补偿外部性，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绝大多数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前沿之内进行的，不能给先行者专利，但并不代表没有外部性，还是需要想方设法给予合适的补偿。

更重要的是，在产业升级时，必须不断地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如电力、交通、港口等，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包括金融、法制、教育等等。而这些企业家是解决不了，是必然有市场失灵的，必须由政府来解决。“亚洲四小龙”早期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解决了软硬基础设施等等问题。所以有出口竞争力，能够创造就业、积累资本，产业能够升级，升级过程中不断靠市场竞争和政府有为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中国的转型也同样发挥了市场跟政府的作用。**主要原因是在转型的时候，经济体中确实有很多的干预和扭曲。但是我们必须了解，那些干预和扭曲是内生于保护补贴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的需要。**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取消这些扭曲和保护，那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就会崩溃，将导致大量的失业，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当中有不少产业与国防安全、与国际民生有关。如果让其崩溃了，没有电信电力怎么能发展经济？如果没有国防安全相关的产业，就会像今天的乌克兰，丧失了保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这种情况下，中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采用老人老办法继续给原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必要的转型期补贴。与此同时，放开过去受抑制、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工业的产业的准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都很差，就用毛泽东的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设立了工业园、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工业园里把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都弄好，很快就把那些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了竞争优势，靠这种双轨制在转型期获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同时，稳定和快速发展也为解决原来的扭曲创造了条件。

**为什么要对那些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保护补贴呢？**开始的时候我国是一个穷国，资本很少，那些企业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没有补贴活不了。在转型期放开的行业发展很快，资本积累迅速积累，慢慢的，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符合比较优势，取消保护补贴就水到渠成，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好的作用。

回顾这70年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以及二战以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和失败，过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好，是因为一直没有解决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不是过度强调政府忽略市场，就是强调市场忽略政府。

我想，**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总结出新的理论，**这个新的理论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并且也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能够有机把市场跟政府结合在一起的新的理论，这也是这些年我在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所想达到的目标，谢谢各位！（文字整理：阮萍晶；英文编辑：王其珍 王弘书）

更多现场实录将于近期推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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