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vs港派：谁能引导主旋律大片的未来？_风闻

作者|徐  思

编辑|友  子

50.4****9亿。

截至10月7日24时，国庆档电影累计票房超过50亿，其中最热门的三部主旋律大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和《攀登者》分别收获了22.05亿、19.17亿和7.78亿票房，占到了国庆档票房总额的97%。

从票房数据来看，今年的国庆档已经超过历年，史上最强当之无愧。按照第三方的预测，《我和我的祖国》和《中国机长》最终票房都将超过25亿，朝着30亿大关迈进。

主旋律已经逐渐成为顶级国产大片的主流。回过头来我们也发现，背后的创作者也分成了两大阵营，包括徐克、陈可辛、陈凯歌、吴京等一大批颇具代表性的电影人都投身其中。

今年国庆档也是如此。《中国机长》和《攀登者》两部主旋律大片背后，导演刘伟强和李仁港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香港导演，《我和我的祖国》7位导演中，陈凯歌、管虎、薛晓璐都是北京人，同时担任影片总策划的张一白一直是北京文化圈的重要人物之一。

数娱分析了两派导演的特点后发现：在主旋律影片市场上，京派和港派各有优劣，带有各自鲜明的特色。

擅长商业片的香港导演

包揽了主旋律大片每一个转折点

香港导演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投身主旋律的？

2009年，由陈可辛监制、陈德森执导的《十月围城》，讲述了香港各界保护孙中山一行的故事。

那一年《建国大业》携上百位明星登场，让主旋律大片出尽了风头。当时就有不少解读，将《十月围城》视为香港导演初次尝试用商业片手段包装主旋律影片。

陈可辛本人，也提出了《十月围城》是“民营主旋律”的说法。

紧随其后，越来越多香港电影人参与到主旋律题材中，从彭氏兄弟的《逃出生天》，到麦兆辉、庄文强的《听风者》，再到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刘伟强的《建军大业》，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在优质主旋律影片不断扭转观众刻板印象的同时，香港导演们几乎承包了主旋律影片发展的每一个转折点。

商业片经验丰富的香港导演，将警匪、动作、武侠、灾难等类型片的元素发扬光大，为刻板老套的主旋律题材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是一个典型代表。香港导演徐克用武侠片的方式改造了《智取威虎山》这个革命题材，将江湖浪漫主义修改、剪裁为革命浪漫主义。虽然是“戴着镣铐跳舞”，徐克依旧采用娴熟的商业片叙述技巧，运用快速剪辑的动作场面，有效融入了动作、枪战等元素，将一个解放军大胆卧底的剿匪故事讲述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

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香港导演不再回避内地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真正意义上开始拥抱主旋律。

然而徐克不过是浅尝辄止， 真正的主旋律大片旗手，此时尚未出现。

2016年国庆，《湄公河行动》上映。影片根据中国公安跨国追捕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支行动小组为解开中国商船船员遇难所隐藏的阴谋，企图揪出运毒案件幕后黑手的故事。

在《湄公河行动》之前，导演林超贤的代表作是《野兽刑警》《江湖告急》等港式警匪动作片，风格以生猛著称。然而《湄公河行动》大获成功，为林超贤带来了全新的事业方向。

纵观全片，影片的最佳卖点在于军事和动作戏份，突出了商业类型片的特点。林超贤充分发挥了香港导演的优势，对商业片的节奏、逻辑、技巧非常娴熟。

也是从这部影片开始，主旋律大片完成了新一轮进化：故事取材当代，不再拘泥于建国、建党等历史事件；在选角上，也不突出明星效应，以服务故事为先。

《湄公河行动》也改变了以往主旋律先行的思维局限，以保证商业类型片的可看性为先，在此基础上巧妙融入主旋律诉求，从而找到了香港商业片与主旋律的最佳结合点。

《湄公河行动》的成功，也让外界归纳出了“香港导演+内地制片人/制片公司+商业类型化+主旋律题材”的公式。

而后，林超贤执导的《红海行动》也充分验证了这个定律。影片将港式B级片的血腥与战争场面相结合，营造逼真的体验，得到了更高的票房和更好的评价。

两次行动成功后，林超贤下一部作品《紧急救援》已经定档明年大年初一，聚焦救援，能否成功“三杀”，备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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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片导演与主旋律仍然需要调和

好故事、好人物、好逻辑是电影获得主流观众认可的基本要素。然而，由于背景原因，香港导演对主旋律题材的理解有所缺失，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动机、剧情逻辑存在明显漏洞，甚至会干扰了观众的顺畅观影度。

林超贤的做法是扬长避短，减少文戏避免露馅，用自己熟悉的警匪片、动作片的武戏来带动节奏，让观众无暇分心。

但并不是每位导演都深谙此道。今年国庆档三巨头中评价最低的《攀登者》，就说明了香港导演与主旋律创作依然需要调和。

从《攀登者》导演李仁港的过往作品中，《天将雄师》《盗墓笔记》的存在或许可以告诉观众，《攀登者》全片停不下来的BGM和迷之感情戏从何而来。

或许是难以理解革命信仰，导演在创作时为每个人物找到了来自世俗的合理动机。但这些动机与时代任务不服，致使影片格局变小，在不少观众看来影片将“国家大义”阐述成“小情小爱”。

（李仁港近期作品）

相比李仁港，刘伟强的主旋律影片创作经历更丰富。

在2017年的《建军大业》中，他就给主旋律影片加入更多商业元素，也采用了大批鲜肉流量。刘伟强运用复杂真实的叙事、交错的时空、以及考究的镜头赋予电影视觉冲击力，在塑造完整人物和渲染人物真实情感上也有不错的发挥。

到了今年执导的《中国机长》，由于电影本身的结局众所周知，悬念感缺失，剧情的关键放在了处理紧张感上。人和人的冲突、人对危机的处理，也都放在了灾难片框架下进行。然而在主题升华和引发观众情感共鸣两部分，影片却有所欠缺。

京派导演精通主旋律需求

商业片经验却不足？

2009年，172位明星零片酬出演《建国大业》斩获票房3.93亿。该片首次采用商业片模式打造主旋律电影，也创新性地开创了商业片名导执导献礼片、明星扎堆扮演历史人物的模式。

然而比起香港导演对主旋律影片的商业改造，京派导演的主旋律之路有些力不从心。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之后，冯小刚2011年也凭借《唐山大地震》踏上了主旋律商业化道路，但此后再也没有拍摄过主旋律影片。多次担任大型集会导演的张艺谋在电影创作上一直坚持个人风格。

到了今年的《我和我的祖国》，京派导演崭露头角。《我和我的祖国》7位导演中，导演陈凯歌、管虎、薛晓璐都是北京人，张一白也是北京文化圈的重要人物之一。

执导主旋律影片，京派导演有显著的优势：他们与意识形态更接近，知道主旋律影片的诉求。

在选材上，《我和我的祖国》记录了祖国七十年历程的七个瞬间，讲述了7组普通人与祖国大事件息息相关的经历，以小人物见证大时代。小人物的视角无疑是意识形态“以民为本”的刚需，借此来打造观众的情感共鸣，引起普通观众对于每个事件的认同感，再合适不过。

（葛优在《我和我的祖国》中饰演的出租车司机备受好评）

然而《我和我的祖国》也暴露出了京派导演的缺陷。缺少类型片的经验、更强调个人表达，让他们在处理人物时，难以摸准普通观众的喜好。

陈凯歌执导的《白昼流星》，尽管有其个人一贯的表达，但却面临了最大的争议。《白昼流星》将镜头对准刘昊然和陈飞宇饰演的一对少年流浪兄弟，迷茫落魄的二人在遇到田壮壮饰演的退休扶贫办主任后，生活悄然发生了变化，更见证了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着陆这一重大历史瞬间，见到了草原寓言中的“白昼流星”，内心受到了极大冲击和洗礼。

然而观众普遍认为故事太脱离实际，也看不出主题所在：两个有前科的流浪少年为何能直接近距离接触神舟航天员？训练已久的迎接人员为何临场又扛不动航天员？

去年执导过《我不是药神》的文牧野，也加入了《我和我的祖国》的拍摄。通过《我不是药神》可以看出，文牧野的基本功扎实，在打磨剧本展现，人物性格和内心冲突，以及落实到影像的完成度都很高。

而这次《我和我的祖国》中，文牧野执导的《护航》也被认为是故事相当完整的一部分。 

2013年，管虎执导过抗战题材电影《厨子戏子痞子》。该片讲述了同为燕京大学毕业的四个人，为了得到虎烈拉的疫苗元素来解救人民，他们在一处日本料理店里一同导演的一场戏给日本人看的故事，以另类的艺术表现力阐述了爱国情怀的内核。

虽然主线被定义为动作喜剧片，但管虎也算是借此拥有主旋律影片操刀经验。而这次《我和我的祖国》中管虎执导的《前夜》，也是全片在故事完整性、情绪渲染程度方面最优秀的单元。

该单元讲述了开国大典升旗仪式背后的故事。当无数人民为开国大典半夜献上自己家里的工具时，集体主义情感无疑达到巅峰，也是全片中最为动人的一幕。

谈到主旋律大片，不得不提到的京派人物还有吴京。从《战狼》到《流浪地球》再到《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尽管只有《战狼》系列是吴京本人执导，但只要有吴京出现的戏份，都打上了他明显的印记。

吴京执导的以56亿登顶内地票房王座的《战狼2》，也引发了电影市场致敬英雄的一次高潮。

利用京派导演对于主旋律的理解优势，《战狼2》通过影片中出现的国家荣誉、军人荣誉引发人民爱国热情，同时加上足以匹敌港片的军事动作画面，最终成就了难以超越的票房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