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商品房时代上海人民的“换房”故事_风闻

文：普郁、俞暄

沪上百姓的换房历史可追溯到1956年，上海成立了房屋调整委员会，专门为上班路远的职工调整工作地点和住房。“文革”开始，住房交换工作一度中断，1970年以后逐步恢复。

到了1980年代，沪上换房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大批出生于生育高峰期的“50后”已到了谈婚论嫁年龄，加上上山下乡的知青大规模集中返沪，需要换房的“蜗居”人群一时间如潮水般涌出。

当时民间自发形成了几个较大规模的换房自由市场：包括卢湾区淡水路、徐汇区上海跳水池、虹口区昆山花园、普陀区曹安房管所门口、静安区愚园房管所门口以及闸北区彭浦新村房管所门口等。

有换房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早上七点钟左右是人最多的时候，整个马路都被换房者占领了。”

上海昔日蜗居人家

小房变大房：15个月换了4次

1986年7月11日，受第七号台风的影响，上海南汇、奉贤、川沙等县出现龙卷风和暴雨，部分房屋倒塌，造成人员伤亡。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中，上海市卢湾区蒙自路小学时任校长梁智仍坚持外出。因为这一天，他在当时上海最大的换房自由市场——淡水路——约了一个与他交换住房的人。

想起当时的场景，已逾古稀的梁智回忆：“那时候大家蛮讲诚信的，约好去看房子就要去的。大多数人家没电话，不能通知人家今天有大风大雨，我不去了。那天刮台风，马路上好些树都吹倒了，我骑自行车出去，一路上有种风雨飘摇的感觉，想想还有些后怕。”

没有亲历的人也许难以理解：换房这件事为何如此重要。然而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房子还没有商品化，根据政策是不能买卖的，除了工作单位分配住房外，只能通过房屋交换的方式来解决生活中突出的居住矛盾。有过四次换房经历的文史作家陆其国一语道破：“哪怕你再有钱，当时也是有钱难买到房，绝大部分的房产都姓‘公’。不少上海人都有过换房的经历，而且有许多不仅仅是一次。”

梁智那次冒着台风去赴约，正是他第一次换房，马百鸿师傅就是与他换房成功的人。当时教育系统虽然已经开始造房分房，但因为“僧多粥少”，轮到梁智时已没了新房子，只分到一间套配下来的小房子。房间小，没有卫生间，优点是配有煤气。

而换房另一方的马师傅从单位分配到一间地处薛家浜路的12平方米左右带有阁楼的房子，房子虽大些，缺点是没有煤气，只能烧煤球炉。马师傅的孩子当时在淮海路附近读书，往返不方便。双方看房之后，互相满意，就办好手续把房子换了下来。

那次交换房屋后，马百鸿师傅一住就是二十年。可梁智的换房之路并没有就此止步，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又先后交换了三次房屋。一开始，他手头有一套有煤气但没有卫生间的小房子，加上此前已有的一套浦西煤卫合用的小房子，最终变戏法般换成了一套煤卫独用的大房子。

如今已年逾古稀的梁智，把自己当年的“换房传奇”称作是“曲线救国”。“你要提高换房的成功率，首先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所谓门当户对，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房子的身价是多少，那时候你放弃一个煤气可以在面积上增加四个平方米，如果你放弃一个抽水马桶，卫生设备，可以换两个平方米，地段也有关系。否则谈不拢，吃亏都不肯的。”

凭着“门当户对”的换房哲学，加上第一次的换房经验，梁智之后的换房之路也走得出人意料地顺利。

第二次换房，他把那套没有卫生间的房子从浦西换到浦东。虽然当时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但是他觉得对方的房子有带浴缸的卫生间，朝南的房间又可以一隔为二，改造空间很大。

第三次换房，他遇到了一对夫妻，他们的儿子已经20岁了还跟父母住一间屋，梁智的房型正好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梁智将浦东的房换成了浦西鲁班路瞿溪路上一套9平方米的煤卫独用新工房。加上自己另一套浦西12平方米煤卫合用的房子，根据“门当户对”的经验，他觉得接下来换房的路就会容易些了。

第四次换房，也就是三个月后，梁智来到了淡水路，这次他遇到了一对希望换房的马姓兄弟。

马姓两兄弟住在两居室的新工房里，但是妯娌之间相处不太和谐，久而久之矛盾重重。哥哥于是想到通过换房来解决家庭问题。一套大房换成两套小房，而且两套房身价要相当，最好各自煤卫独用。

梁智回忆道：“我第三次换来鲁班路的房子是煤卫独用的，但我原来住的12平方米弄堂房子是煤卫合用的。我和兄弟俩说，给我一个礼拜左右，我可以找到合适的房源。”

幸运的是，几天之后，梁智果然找到一位合适的换房对象：对方看中梁智的12平方米，愿意用自己煤卫独用的房子互换。于是，三位房主四户人家，像三国四方会议一样坐下来商谈，各自顺利地交叉换房。

就这样，在短短15个月的时间里，经过前后四次换房，两间各有缺陷的旧式里弄房——一间没有卫生间、一间煤卫合用——摇身一变，换成了一套两居室煤卫独用的新工房。在梁智的身上，上海人的换房智慧被发挥到了极致。

因房屋纠纷引发的手足矛盾1980年，家住上海市卢湾区的顾昌榆跟弟弟、弟媳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顾昌榆和顾昌柏是孪生兄弟，从小到大感情至深，可就在此前半年，兄弟俩反目成仇。争端的导火索还是房子。顾家的住房条件在当时还算优越，前楼一间18平方米朝南，后楼一间12平方米朝北，煤气独用，大小卫生间即浴缸、马桶全配。但是，自从兄弟俩结婚后，矛盾就出现了。先结婚的弟弟住在后楼，后结婚的哥哥顾昌榆，只能和父母挤在一间房里，中间拉一块塑料布隔开。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顾家开始张罗起换房子的事儿来。

准备换房的过程中，风波又起。兄弟两家合用一个煤气灶，弟弟家烧好早饭后，哥哥家接着煮泡饭，一时疏忽不小心溢了出来了。因为没有及时清理，母亲唠叨了几句，继而引发和大儿子的口角。老人一动气，高血压发作导致中风，于四天后去世。

这让顾昌榆懊悔不已，弟弟对他更是水火不容。母亲过世后不久，兄弟俩大打出手，顾昌榆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激烈冲突场面：“我们打得很难看，我回手很重，把弟弟的左眼角一拳打裂，打裂以后到派出所去，算下来我弟弟医药费是7.15元，工资和误（工）工资三分之二是22.51元，在法院调解下赔偿他19.81元结束。”

后来，兄弟两人终于换房搬了家。住房问题解决了，兄弟俩也又自然而然地和好如初。2003年，弟弟因白血病过世，年近七十的顾昌榆独自回忆起这段辛酸往事，感慨万千：“家庭纠纷没有赢家都是输家。”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类似的房屋纠葛并非个例。有数据显示，由居住困难所引发的诉讼，在当年的民事纠纷案件当中，仅次于婚姻诉讼。

“一大房换两小房”的旧上海换房广告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随着知青政策的落实，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陆续返城，当时年已27岁的王强便是其中一分子。

回家之路可谓悲喜交集。喜的是他终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亲人身边。悲的是，偌大的上海，竟难有自己的容身之地。王强家原本有一间私房，他的父亲于1937年日本人轰炸上海之后在闸北居民区搭建了私房，也就是后来上海火车站南广场附近。

虽然名义上有个家，但他实际上却是有家难住：那个家太蜗居了，晚上要等母亲在里面睡着，哥哥上楼睡觉后，把家门关起来，王强才勉强能用两条长凳把铺板搭起来。即便如此，他睡觉时脚也只好伸到桌子下面去。更尴尬的还不止于此，第二天一早王强必须早早起身，把“床”拆分之后，家中其他人才能走出家门。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并不奢求的梦想在王强结婚后也未真正实现。王强的妻子徐桂兰回首往事仍觉苦不堪言：“一走进他家，我一下就懵了，这个房子怎么能住人啊！”幸运的是，王强的一位知青朋友雪中送炭，主动把自己女友的房子借给王强夫妇。

住进这得之不易的爱巢，王强夫妇感觉像进了天堂。可是好景不长，一天晚上，就在两人准备睡觉时，门外传来“砰砰”的敲门声。开门后进来一个六十多岁怒气冲冲的男人，正是借房人的父亲。他质问王强夫妇是什么人。王强只得向对方解释借房的缘由，当时的场面令小夫妻俩狼狈不堪。

到了1985年，老屋终于动迁了。可是搬到新房所在的彭浦新村，夫妻二人又傻了眼。无论是到徐桂兰工作的田林新村，还是王强上班的淮海西路，单程就要换两三部车。每天清早出门不说，就连刚上托儿所的女儿也跟着大人一起眼皮直打架。于是他们经过商量，决定换房。

1986年的整个冬天，王强一直为换房而奔波。

转眼到了1987年，在苦苦寻觅了几个月之后，王强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换房对象，与他们交换房屋的是妻子的同事丁子玲和她的丈夫王建中。

小丁夫妇俩的房屋在徐汇区漕溪四村，位于二层，15.3平方米。王强家的房子16.2平方米，南北通风，明亮的卫生间和厨房让小丁夫妇十分中意。两家互相看过房子很快就谈妥，去房管所办好了换房手续。

知青王强在返回故乡七年以后，终于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家。

1980年代中期，上海住房制度进行了改革，原先由政府“统一建设统一分配”，后改为鼓励单位给职工建房。一方面老百姓积极主动彼此换房，另一方面政府也在想方设法造房子。

1981年到1990年，上海住宅建设竣工面积4000多万平方米。1987年，市政府又提出“政府补贴一点、单位资助一点、个人拿出一点”三者共同负担的住房解困方案，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单位分房的福利。

“换房状元”黄建民：换房不下一万套

当年上海市房管部门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换房状元”黄建民。他积极为要求换房的百姓牵线搭桥，他甚至还收到了市长办公室转来的换房求助信。

黄建民是如何成为“换房状元”的呢？这要从1972年说起。

当时在上海市黄浦区房地局住房交换所工作的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由住房交换所协助换房成功的概率非常低，90%的成功率都源于民间自发换房行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据他回忆，当年接手工作时房管所里只有200多份资料，但是“马路上的换房小纸条贴得满天飞，光大世界周围就有200多张”。发现了问题所在，黄建民开始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每天下班后，骑着自行车一路抄换房小广告。

房管所里的信息越来越多，从开始的200多份，到后来的1万多份，换房的成交量和成功率迅速提高。

1985年3月11号，上海电视台品牌栏目《观众中来》播出了一则关于残疾老人要求换房的新闻。家住安庆路275弄的宣吉谦夫妇俩都是残疾老人，他们上下楼需要依靠双手，每次要花近1个小时，有时还会从楼梯上滚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行动越来越困难，希望把旧式里弄的这套阁楼换到底楼。

节目播出第二天，《观众中来》栏目制片人董阳圃就接到了黄建民的电话，他主动揽下了帮残疾夫妇换房的难活。在黄建民的帮助下，宣吉谦夫妇搬到了大世界附近的一间底楼住房，这件十几年都没能解决的难事，被黄建民在十个月之内解决。

1986年底，黄建民又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求助信，一位名叫刘辉的上海知青希望得到换房帮助，而这封信竟是由市长办公室转给他的。

原来刘辉是1958届的知青，1973年为抢救国家重要物资被烧伤，胸口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回上海后住在江苏路月邨一间三楼朝北房间，常年晒不到太阳，看病是由爱人背下来的，有时两人一起从楼梯上摔下来。这种困境甚至让他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辉得知邻居交换了住房。他想，如果自家住房换到底楼，就可以解决妻子的难题了。于是，他写了一封求助信给上海市领导，相关信件后来被交到了黄建民手上。

经过两个多月的寻觅之后，黄建民给刘辉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换房对象。当黄建民再次去拜访他的时候，刘辉感激道：“我等于是第二次重生了。”

据统计，那些年里经黄建民之手交换的房屋不下一万套。

1998年，中国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住房彻底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换房的市场至此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自1981年至1990年，上海共成功交换房屋171404户。而1990年，上海市人均居住面积也从1950年的3.6平方米增加到了6.6平方米。

换房年代的悲喜往事远去了，但是曾经的记忆还深深地留在千千万万老上海人的心里，那是挥之不去的历史。

日本NHK采访上海“换房状元”黄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