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s印尼排华潮的最初元凶：台湾与美国介入印尼内战_风闻

“雅加达之兽”故事中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之廖钧

前几年华文媒体（不仅是网络）上曾流传一个文章，叙述蒋介石于1970年闻知印尼排华时，如何“慷慨激昂”地安排孙立人、黎玉玺等将领筹划突袭，接着派遣军舰和海军陆战队闯入印尼雅加达的“中华民国驻印尼大使馆”与暴徒激战，最后成功撤离数百名华侨与使馆人员。事成之后，蒋介石论功行赏，参战人员纷纷升官获勋，台湾大军勇武之名，一时远扬海外……

尽管这故事的情节荒诞不经，比如印尼早在1950年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67年又因破坏中国大陆使馆与劫持外交官导致双方断交，1970年两岸在印尼俱无正式官方代表，故所谓的“中华民国驻印尼大使馆”根本是子虚乌有。还有孙立人早在1955年就遭蒋介石软禁，又何从参与军政？至于故事里台湾派出的丹阳、章江、剑门等军舰，不是早已退役，就是于1965年“八六海战”时遭解放军击沉，根本不可能在1970年出现。但该段子仍历久不衰，并引起大陆“国粉”的喝采。渠等丝毫不知，历史的真相十分残酷，蒋介石不仅没有在印尼排华时施予过任何援手，反而还与美国一道加入印尼内战，促使印尼政府在平叛后以此为借口，掀起一波波的疯狂排华风潮，令众多无辜华侨受害冤死。

印尼总统苏加诺因倾向共产党而引发美国与台湾不满

印尼排华情结早在荷兰殖民时代就已种下，肇因于荷兰人采取西方殖民者惯用“以夷制夷”的分而治之手腕，利用“华人管理土著，殖民者作仲裁”的间接管理策略来转移矛盾。而当印尼独立后，内部纷杂的族群和语言、贫富差距、地域摩擦，以及冷战塑造的美苏对立阵势，都使印尼新政府不时采取忽而亲美、忽而亲苏的摇摆策略，并将矛头转移至华人与共产党身上以巩固权威，已经成为印尼当局转移国内矛盾的一种惯用手段。例如1950年印尼虽同意与北京建交，但在同年7月竟拒绝16名拟建使馆的中方人员入境，迫使他们在海上勾留了半个月后不得不黯然返国。接着在8月印尼又未按照外交惯例迎接中国大使王任叔到任，且迟至1953年10月才派出首任驻华大使。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尼又追随美国对华实施禁运，同时对内清剿左翼与共产势力，逮捕亲共的华文报刊《生活报》主笔王纪元、社长黄周规、《生活周报》主编郑楚耘等人，显示对华态度的两面性。

这种两面性也凸显在印尼的两岸政策上。印尼虽同台湾政府断交，关闭“中华民国”的各处领事馆，但仍允许国民党党部运营。印尼总理哈达（Mohammad Hatta，1902-1980年）甚至在1950年对国会秘密报告外交走向时，主张让台湾脱离中国独立。加上1949年时，国民党在印尼的党员犹高达41,584人，冠居海外之首，又掌握《自由报》、《天声日报》、《中华商报》等媒体，不时攻讦亲共华人，甚至想唆使印尼政府压制渠等。如国民党泗水党支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商报》主笔辛卓基就曾沿街纪录悬挂五星旗的门户，意图鼓动印尼政府迫其降下；黄周规在庆祝印尼独立成功时，于报社升上印尼国旗与五星旗，也遭国民党员联合印尼军警施压，但被黄与其他华人拒绝。华侨内部的这种分裂，不仅造成未能团结抵御印尼迫害的窘境，还让印尼政府有借口称其影响内政、以此渗透与打压华侨，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1956年毛泽东宴请苏加诺，苏加诺为毛看手相

对印尼的这种两面手法，建国不久的中国大陆以大局为重采取了容忍态度，台湾与美国则是不满其反共不够彻底、又拒绝加入《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而印尼也颇不悦美国不愿一块儿向荷兰施压交出西伊里安（Irian，新几内亚岛西部），以及美国替荷兰催讨印尼所积欠债务，故与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走得更近。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年）说道：“保持一个统一的印尼是十分危险的，它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共产党中国是个例子”。因此，美国与台湾都处心积虑推翻印尼总统苏加诺（Sukarno，1901-1970年），或扶持其他外岛反共势力，以符合自身的战略利益。

1954年9月，印尼政府挫败美国支持的政变阴谋，其中竟有国民党员章勋义、领事朱昌东等人共谋举事，印尼遂将之下狱。台湾立法院一面集会讨论如何营救，一面又向印尼国会抗议施压。最后章勋义、朱昌东等人遭印尼驱逐出境，台湾则以“反共斗士”之名欢迎他们并呼吁“民主世界谴责印尼政府”，丝毫不提自身偕同美国如何干涉印尼内政，同时和美国加紧颠覆苏加诺政府的脚步。1954年，美国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政府提出可使用包含武力在内的秘密或公开手段、防止印尼落入共产党控制的方针。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又制定NSC5518号文件，决议对印尼实施“隐蔽行动”（即暗中以军事或情报手法干预他国），台湾也被印尼三宝垄（Semarang）报刊《自由之声》曝光试图行贿推翻苏加诺的丑事，这都给印尼的反美与反华民意累积了能量。

促使印尼反华的导火线，终在1956年12月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等外岛的叛乱上被点燃。由于不满苏加诺倾向共产党、爪哇人占据大部分国家资源的政策，侯赛因（Achmad Hussein，1925-1998年）、苏穆阿尔（Ventje Sumual，1923-2010年）等军官相继宣布脱离中央，美国见猎心喜，遂由驻扎在棉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负责秘密运送武器与资金予以支持。原本CIA在印尼叛军高层在新加坡会面合作，但因新加坡当时缺乏空运载具，且地狭不利掩盖消息，于是CIA改至台湾接头，在台的民航空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 Inc.，由原“飞虎队”司令官陈纳德创建并负责运营）名义上虽属台湾，实为CIA把持，颇适合支持美国的秘密行动。而蒋介石也积极配合，于1958年公开宣示“印尼之中立不过投机取巧，将来必为共产党所颠覆或瓦解”，与美国一道介入印尼内战。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蒋介石（左二）共谋出兵颠覆印尼苏加诺政府

根据美国CIA与蒋经国拟定的计划，台湾将以民航空运、复兴航空的机队空投补给印尼叛军，CIA台北站站长克莱恩（Ray Steiner Cline，1918-1996年）还动用美国空军15架B-26轰炸机，在去除标记后交由台湾与美国人员驾驶，前往轰炸印尼政府军。蒋介石甚至命曾担任自身座机驾驶、时任台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的衣复恩亲自驾机参战。不过虽然目标是印尼政府军，但台湾与美国仍在过程中滥炸超市、教堂、民船，伤及不少平民。除此之外，满心想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甚至进一步制定《南海作战计划》准备于1958年3月派遣4个海军陆战队加强营以志愿军名义直接介入印尼内战，并打算在登陆苏拉威西或苏门答腊后以精干的特种部队直扑雅加达实施斩首行动，将印尼领导人一举擒拿。但此举立刻遭美国劝阻。毕竟对美国而言，其只想扶植一个东南亚的反共政权，并不想因蒋介石而卷入另一场大战。

虽然无从直接派兵，但蒋介石仍向印尼叛军提供为数可观的武器，光是1958年2月至4月间，就由海空军运送14门七五无后座力炮、28门八一迫击炮、20挺七九式重机枪、1,204把四五冲锋枪、2,480支卡宾枪、1万1百枚手榴弹等足够装备7个营的军火，紧接着在同年6月，台湾又增运3个营的武器。苏穆阿尔甚至还飞往台北，与杜勒斯和台湾官员秘密开会。而印尼政府也知悉台湾与美国参与内乱，其一面向中国大陆寻求贷款和价值高达2,000万美元的武器援助，一面指责台湾空运军火的行径。最后，1958年5月18日，CIA所雇的美籍飞行员波普（Allen Pope）遭印尼击落，其对美国、台湾和菲律宾介入的事实供认不讳，遂令印尼顿时有了真凭实据向美国抗议，印尼人民也发起浩大的示威怒斥美国与台湾。而在此前一直声称中立的美国眼见事迹败露，立刻抛下叛军于不顾，赶紧解除对苏加诺政府的部分禁运，并赠送一批米粮讨好，以避免和印尼全面决裂。只有台湾仍持续空投叛军残部，甚至派机收容，令印尼政府大为光火。

台湾中研院《苏加诺时代印尼排华史实》丘正欧著

当乱事尚未结束时，印尼已开始借机制定一连串排华政策。先是1957年关闭大部分华侨中小学，并把余下不少华校改制为印尼国民学校，还有勒令外侨缴纳人头税。接着印尼以台湾支持叛乱为由，于1958年下令禁止华侨纪念三•二九青年节、解散与国民党有渊源的中国童子军、境内18家中文报刊全数停刊，还有逮捕亲台湾的中华总会、中华商会等组织的华侨领袖。印尼军方另要求“所有1950年仍未脱党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和去过台湾的侨民侨生，以及反共侨团的理监事和全体会员，限期都要前往军部登记”，同时取缔所有国民党党部。表面上看，这些举措仅针对亲台华侨，但实际上所有华侨无一幸免，不少侨社、银行、商家都被印尼军方趁机接管。1959年4月，印尼商业部又宣告所有外侨零售业与小商店只能营业至同年12月31日，苏加诺又在11月重申该令。而当时印尼的外商总数为114,875家，华商为109,466家、占外商的95％，故该严苛的排华法令不啻是对华侨的致命一击！印尼甚至还动用军队逼迁华侨，造成大量的伤亡，也迫令不少华侨逃回中国。

新中国首次海外大撤侨

自1960年1月20日开始，中国大陆先后租用十多艘客轮到印尼各港口接运难侨回国，拉开了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撤侨的序幕（印尼在上世纪60年代进行过3次大规模的排华，第一次在1959年至1961年，第二次为1963年，第三次1965年至1967年，中国大陆前后撤侨20余万）。1960年2月29日，首批派往海外接运华侨的四艘海轮满载着印尼的2100多名归国侨胞，到达广州港。至1960年秋，中国大陆在“三年困难时期”共挤出4000多万美元（当时约合一亿多元人民币、折合近115万两黄金或4500万两白银，约为1961年进口粮食总费用的1/10或蒋介石偷运到台湾黄金总量的近1/4。而1960年的大陆全部外汇储备仅1.02亿美元）从印尼接回6万多华侨。在7月的“芝马墟惨案”后，由于不愿看到事态发展失控的苏加诺开始着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印尼排华态势逐渐平息。

印尼排华可说是内部经济与民族矛盾、以及外部势力干涉所引发的残暴举动，尤其在美国与台湾刻意的介入下，导致全体华侨成了代罪羔羊。可叹的是，彼时台湾政府只图反共而不思华侨下场，部分亲台侨领甚至在1967年中国大陆使馆遭印尼暴徒捣毁时大为称快，全然不顾念同胞之情，以及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印尼华侨得在两岸对峙、求助无门的局势下忍受一次次的暴力迫害，承担国共内战的苦果。而这也提醒世人冰冷的现实：若无强大的母国为后援，华侨在海外终归是任凭欺凌的漂萍，只有结束对立、致力建设，中国人民与海外华侨才能不再遭逢被清算的厄运。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