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讷】台湾历史书的内在错乱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两岸远望”

*作者吴启讷为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本文刊载于《远望》（2019年8-9月号；总371-372期合刊本）。

台湾的历史教科书改成这副支离破碎、前后矛盾的模样，倒也不令人意外。

近30年来，「台湾独立建国运动」方兴未艾，这个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台湾民族」的民族国家。目前仍然活跃的台独建国运动的推动者，基本上都是二次大战后出生的一代。他们都接受过汉语文的教育，并且仍使用着汉语文，明白中国传统「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之谓；同一群人，也目睹了亚洲新兴国家在脱离西方和日本殖民统治后，并未回归自身的传统历史叙述，而是模仿西方殖民者以及明治、大正、昭和版的日本史书写，为建构其「国族」，重新建构国族历史的现象。他们当然更明了「欲建其国，先构其史」的原理。

台独建国运动欲灭之国，乃是目前依其宪法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尽管这个「中华民国」在诸多层面上仅余名义，但这个名义和宪法都无法断绝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这一关联，对于独立建国而言，是巨大的障碍。台独建国运动欲建之国，是以台湾岛为范围的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故需要以台湾为范围，建构国族的历史。

矛盾混淆的「台湾民族」历史书写

为国族建构而重写历史，本是民族主义的常态。但在台独建国运动的推动者所划定的国土范围内，涉及到「国家」、「民族」、「人民」、「主权」这几个「想象的共同体」议题，其背后的历史和生态是复杂纠结的，这些无法依靠重写消弭其复杂性的现象本身，即对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正当性构成挑战。为了建立台独主张的正当性，呈现在这几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的「台湾民族」历史书写，不得不诉诸一系列充满逻辑结构缺陷的述说，这些述说，当然就无法避免内在冲突与自相矛盾。纵观战后亚洲历史书写，吹嘘、虚构、重建、谬解的情形并不少见，但混淆、矛盾到这种程度的，或许是孤例。

基于担心「中国」以「炎黄子孙」的名义在仍保留祖先崇拜的台湾汉人社会中唤醒「大中国意识」，教科书立足于种族民族主义的角度，阐扬台湾「原住民」与「中华民族」无关，并引用基因研究的证据，欲证明台湾汉人皆有原住民血统，因而可以顺理成章地与「中华民族」切割。但这一论述有两个内在矛盾：

一、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民族」、「国族」都不是血缘概念、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政治概念；强调血缘，也可能威胁到台独的另一论述主轴──人民主权。

二，强调「台湾民族」在血缘上与「中华民族」的差异，等于在独立建国议题上升高了台湾原住民相较于明清以来汉人移民的正当地位，威胁到台独建国论者心目中真正的建国主体──源自中国福建省南部的汉人──福佬人做为「正港台湾人」的地位。换言之，既然主张原住民因血缘相异而与「中华民族」无关，则汉人必然会因血缘相关而「不幸」与「中华民族」连结，即使获得了部分原住民血统，其血缘建国的纯正性与正当性，当然又打了折扣。所以，不论如何混血，「正港台湾人」的血管中，还是多少流着的不属于台湾的血液，这个难以改变的事实，势必增加「正港台湾人」的焦虑。而在现实中，台独建国论与「福佬沙文主义」间有着高度的重迭，是众所周知的事，台独建国论者不时借原住民宣扬台湾主体性，但却从来没有学习原住民语言的诚意，遑论以原住民为主体「建国」。如果咬咬牙，以血缘为论据，干脆接受原住民主导台湾建国，或听任原住民在台湾岛的某一部分单独建国，无疑却违反了台独建国论者的初衷。

台独被迫寄居「外来政权」

面对种族民族主义建国论述的风险，台独建国论者有了备案，主张岛上的人民有权依照「人民主权」建构政治上的台湾民族，建立台湾主权国家。不幸的是，在政治上，台湾独立建国运动无法追溯其「国家」传统：原住民不曾建国（「大肚王国」不过是部落联盟）；「正港台湾人」也不曾建国（「台湾民主国」是「中国」的延续）；日本人不是将台湾「从中国暴政下解放」出来，帮助它独立建国的救星，而是台湾的殖民宗主；1949年底以来的台湾看似在现实中实行着自我统治，但其前提是，这个统治结构来自台独建国论者口中的「外来政权」。更不幸的是，这个「外来政权」于1912年建国及1945年接收并统治台湾的正当性，皆来自中国人民所从事的革命与反侵略战争。如今在当局口中的「这个国家」，竟然不是建立在「革命─建国」的进路之上，而是寄居在那个「外来政权」的「壳」之中，被迫屈辱地承受着这个「壳」的基因残余。

媚日史观否定台人主体性

为此，台独建国论者只好再要求「去殖民化」，即，将被视为「外来政权」的中华民国确切定位为「殖民者」，面对这个殖民者，台湾不仅要追求有形的政治独立与经济自主，更重要的是战胜「心理上的集体自卑感」、挣脱「殖民时代留下来的文化束缚」，进行「民族认同的重新建构和重新呈现」。但是这种将汉人移民以及与两次中日战争的过程、结果直接相关的大陆─台湾关系解释为「殖民」的叙述，一不小心就再度回到最初那种种族民族主义的叙述中，台独派的焦虑遂再度上升。

为了克服这种可怕的循环，台独建国论者又转向「现代化」路径，在历史叙述和教科书中尽力呈现日本统治台湾50年所造就的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样貌，以此论证日本「进步」生活方式和中国「落后」生活方式的水火不容。这样的论述，倒是呈现了整个「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动机和起点。日本投降后的台独运动，一开始就不加掩饰地表达对「野蛮」、「落后」的中国的鄙视，迄今仍然是台独主张的社会心理基础。在将台湾人的大陆「远亲」描述为「殖民者」之际，台独建国论者却不愿将日本对台湾的统治看做殖民统治，反而直接将「殖民地现代化」等同于「现代化」。为此，台独建国论者不惜搁置台湾主体论，直接借用日本殖民史观。殖民史观自然导致台独建国论的历史叙述和教科书立足于日本军国的立场，将19世纪末那场由日本取胜的战争所带来的《马关条约》合法化，否认20世纪中期中国抗日战争和二次大战的结果所带来的国际政治秩序。这种表述的结果，遮掩了台湾人在日本殖民期间只是二等公民的历史，否定了清算日本殖民罪恶的必要性，进而否定了台湾人的主体地位。「现代化」叙述，又成为台湾种族民族主义、台湾政治民族论、人民主权论的障碍。

错乱教科书闹剧一场

面对长期以来以利益取舍取代是非判断的台湾社会，以及30年来遭到深度洗脑、习惯盲从的青少年，这套标榜「主体」的历史教科书，应该还会流传一阵子。不过，其中充满逻辑缺陷和内在矛盾的论述，无疑会加深学生的错乱感，也会引起部分追求独立思考的年轻读者的质疑。我们可以相信，这套叙述和教材的寿命都不会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