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在农田飞无人机的年轻人 现在怎样了？_风闻

金秋九月，正是棉桃吐絮的时候。新疆尉犁县102万亩白茫茫的棉花田，把来自湖北的刘俊和来自安徽的马洋洋聚到了一起。车队里几台植保无人机是他们识别彼此的信号。在长达一个月的棉花采摘季中，像刘俊和马洋洋一样的上千名植保无人机飞手，从全国各地奔赴新疆，操作无人机为棉桃初吐的棉花植株喷洒脱叶剂，让棉花在同一时段内吐絮、成熟、落叶，方便机器统一采收时减少杂质。

白天，他们头顶烈日、脚踩泥土，奔波在田间地头；晚上，他们喝着啤酒、撸着羊肉串，相互交流经验。无人机用于农业植保，从被怀疑，到逐渐被接纳，成为农业生产中降本提效的重要工具，这背后不仅是农业的精准化和智慧化，也寄托并记录着这一群年轻的植保无人机飞手们的职业梦想和成长轨迹。

“我是一个职业农民”

2015年，21岁的马洋洋还在玩航模，而29岁的刘俊已经开了几年的收割机，但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了无人机飞防（通用飞机喷洒农药的一种大面积、短时期压低虫口密度的有效方法）的前景。马洋洋曾经自己尝试组装无人机并进行农药喷洒，但最终因缺乏专业知识而以失败告终。刘俊在农忙间隙也自己上网找配件，琢磨组装机，但鉴于市场不成熟只能作罢。

这一年正处于农业植保无人机引起广泛争论的阶段，大部分农户对无人机打药的效果持怀疑态度。然而，航模爱好者和传统农机手出于经验和好奇心，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父亲一次累倒的经历，让刘俊看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严重性。2017年的某一天下午，刘俊的父亲去给自家的田地打农药，直至天黑仍未归家。焦急万分的刘俊找到了田里，发现父亲正瘫坐在树下，气喘吁吁。“我们家的地很少，原本两个多小时就能打完药，我爸却打了四个小时。”刘俊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忆道，“我自己尝试过人工打药，但我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都受不了，特别辛苦”。

不愿让父亲再辛苦打药的刘俊，基于前两年的市场观察，下决心购买了市面上一款比较成熟的植保无人机产品。“之前做收割机也是全国各地去收割，跨区作业，用无人机也是继续走农机这条路，又能解放人力，具有经济价值，更何况我手上还有一些大户的资源。”刘俊向记者说道。

寻找到创业机会后，刘俊接受了培训，并带着无人机回到了湖北老家，却没料到吃了“闭门羹”。“我自己家的地，我爸都不让我打，觉得无人机喷洒水量太小，担心太阳一晒蒸发就没效果。”在自家碰壁的刘俊，唯有在村里免费为别人家的田地喷洒农药，借此机会练手。而如今，随着农户对无人机的信任度提高，通过无人机植保作业，刘俊一天的收入就能达到几千元。

1994年出生的安徽飞手马洋洋也有相似的经历。他告诉记者：“年轻人总是排斥种地，想要远离‘农民’这两个字，但后来走上无人机植保这条路后才发现，种地并没有那么苦和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不挣钱。种地还是挺挣钱的。相比于去工厂打工，做无人机植保相当于干半年的活、赚一年的钱。”他笑称，“我们现在属于职业农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2012年国务院印发的1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就曾指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国内主要植保无人机厂商极飞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龚槚钦向记者表示：“职业农民应该具备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专业的生产技能、科学的思维、终身学习的心态和与外界连接的能力。新工具、新技术的应用，能让原本封闭、孤立的生产者重新回到农业价值链的中心。”

另一植保无人机厂商大疆的公关总监谢阗地则向记者分析称，职业农民分为两种类型，除了拥有土地资产的农业业主之外，还有专业农民，后者能在种子、植保、收割、农产品贸易等方面向农业业主提供专业的服务。“这样的分工是更高效的，也是更受人尊重的。”谢阗地说道。

“红利期似乎已过去”

业内普遍认为，2016年是农业植保无人机的分水岭。

2016年之前，农户对无人机基本持看热闹的态度，围观无人机打药成为农作间隙的消遣，他们好奇的问题也仅限于无人机能飞多高、飞多远等。而2016年以后，随着无人机作业效果得到认可，无人机植保服务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作为第一批从事无人机植保服务的飞手，刘俊坦言：“2017年到2018年是行业红利期，那时候植保队少，服务价格高，但如今已经不一样了。”今年以来刘俊明显地感觉到，这个行业已经不再是新兴行业了。

随着植保无人机研发技术的提高，自动确定航线、智能化精准喷洒等功能已经唾手可得，“傻瓜式”操作让行业门槛逐渐降低。“现在进来的年轻人太多了，门槛很低，他们对行业期望值太高，但进来之后才发现无人机很快就会变成很传统的东西。”刘俊说道。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新疆尉犁县的棉花脱叶剂喷洒现场看到，在飞行参数设定完成后，无人机可以实现自主飞行，植保队只需要在电池及农药临近用尽时及时更换即可。除非出现突发或特定情况，人工介入行为比较少。飞手们甚至可以在无人机起飞后离开作业区域四处闲逛，刘俊也向记者坦言自己在植保作业期间“十分钟有八分钟在玩手机”。

门槛的降低，让年轻人对新技术的接纳度和快速掌握能力不再成为优势，植保无人机的使用者从以90后为主，逐渐向60后和70后倾斜。此外，低门槛也让无人机植保行业涌入了大量从业者，竞争趋于激烈，植保服务价格逐渐走低。记者了解到，2017年无人机植保服务的平均价格是8元~10元/亩，而到了2018年已经下降到6元~8元/亩。无人机植保服务行业甚至掀起了价格战，不少新入局者刻意压低价格抢夺农户订单，导致市场价格混乱、作业质量也参差不齐。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原本接受植保队服务的农户及大农场主，已越过植保队“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转而自己购买无人机为自家农田进行喷洒作业。在新疆尉犁县拥有3500亩棉花地的农场主张林，今年7月份刚刚购置了两台无人机，他向记者表示：“以前接受植保队服务时，存在不够及时的情况，所以就决定自己买。”

记者在张林的棉花地看到，原本被张林雇来开拖拉机、打药的工人，如今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无人机飞手，在棉花地旁阴凉的树荫下，熟练地操作起无人机。尽管头顶银发，但打药效果丝毫不逊色于年轻人。

单纯飞防较为廉价

激烈的竞争正是考验从业者智慧的时候。有人把无人机当作与传统农机无二的工具，也有人把无人机当作创业的平台，利用自己的商业思维和专业知识，为业务增值。

马洋洋告诉记者：“每年都有很多植保队倒闭，也有新兴的力量不断进来，而保持我们自己竞争力的方式，就是要了解农药和农作物，采用专业知识去进行植保服务，比如喷洒棉花脱叶剂的药量、飞行高度、速度、喷幅等参数，都需要长时间的试验和积累。”

“有时候农户问你打什么药、什么时候打效果最好、打完几天见效果、打完几天能收割，要是一问给你问傻眼了，以后就不找你打了。”马洋洋说道。

在马洋洋的职业经历中，有大型农户会直接打电话预订植保服务，而农户本人甚至都不来地里监督，只是简单地在电话中描述一下农作物要治什么病，或者防什么虫。“我们到地头一看虫型和发病率，用什么药、用多少药全部都心里有数了”。马洋洋说道。

刘俊也认为单纯的飞防是廉价的。他表示：“在所有的农业生产活动里，只有打药的时间是最长的，也是最累的。我们这个行业，如果不懂得专业的农药知识，很快就会被淘汰掉。只会操作一个无人机、简单地撒个药，没有任何的附加价值。”

如今，刘俊已经把无人机当作一个农资服务的切入口。他分析道：“农资服务有农药、种子、化肥等，这些都是有利润空间的，是植保队可以切入的方向，帮农户进行全程托管。”他举例称，农药的利润在所有农资里占比最大，而植保队通过带药服务，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增值。

而从厂商角度而言，给予用户专业知识的培训和引导也是工作的重点方向。谢阗地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农户愿意接受更现代化的种植、养育和收割方式之后，植保飞手能提供的服务是多样且增值的，服务单价是可以要得更高的。大疆鼓励植保队去做额外的增值服务，做增量用户的拓展而并非抢存量用户，同时重视作业质量以建立自己的品牌。”

随着九月结束，新疆的棉花脱叶剂喷洒作业也进入尾声。结束一个月的作业后，刘俊打算慰劳一下自己，顺道去西藏玩一圈，再返回老家湖北。他将在湖北老家继续以发传单、发卡片的方式推广自己的无人机植保服务。马洋洋也将返回安徽，也要开始准备下一个农忙季节的跨区作业了。去年，他曾奔赴多地，给安徽的小麦、东北的水稻、海南的荔枝进行过无人机植保。

而在新疆尉犁县的棉花田，喷洒完脱叶剂的棉花在光溜溜的枝干上肆意地绽开饱满的雪白色棉桃，正静待采棉机的采摘。棉农们也期待着好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