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行万里 执掌权衡——历代官印小史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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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玺印、公章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庆祝新中国70华诞，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为配合这次美展，还展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以此引导观众回顾建国征程、聚焦开国大典盛况、重温新中国诞生的重要时刻。笔者机缘巧合，有幸参观了展览。展品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格外引人关注，被誉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印”，配合其展出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各部门、驻外使领馆印章。与现在使用的圆形公章不同，这些印章都是方形、直柄的。**公章是什么时候由方变圆的？**印章的发展演变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来简单说说。

在国博展示的建国初期所用公章

印，又称印信，刘熙在《释名》中解释说“印者，信也”。印信在古代一般特指官印，帝后之印称为“玺”“宝玺”。各级官署、官员的印信名称就更多了，有“印”“章”“关防”“记”“朱记”“戳记”等等，有些称谓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现在，一般统称“公章”。文中为表述流畅，提到所有印章时根据表述重点统称“印信”或“印章”，帝后印章统称“玺印”或“宝玺”，官署、官员印章统称“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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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起源 

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凭证，印章的起源很早，古代各大文明不约而同都各自发展出不同形制、风格的印章。据考证，距今七千余年前，在古代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押捺式印章，用于陶泥封口。除押捺式印章外，圆柱式滚筒印章也是古代印章的一个重要门类。

西亚地区出土的滚筒印章及刻印出的图案

中国印章源于何时，众说不一，但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广泛使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鲁襄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的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为公元前544年，时当春秋中叶，由此可知中国印章至少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

印信制度见于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地官·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意思是说“掌节”这一职位，掌管守护天子所用的各种“节”，辨别、熟悉节的用途，以辅佐王命。东汉郑玄在为《周礼》做注的时候解释说“玺节者，今之印章也”。

据考证，先秦时期的印章大都随身佩戴，用来表明身份、职位，是权力的象征。《战国策》中有苏秦佩六国相印的记载，用以衬托苏秦合纵成功后如日中天的权势。

先秦玺印，图源：中国文字博物馆

先秦印章材料不一，有铜制、木制、角制等；名称不一，有称印，也有称玺的。东汉卫宏《汉旧仪》中说：“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银铜玺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秦代之后，“玉玺”成为皇家印章的专用名称，各级官印既不敢称“玺”，一般也不敢用玉制，一直延续至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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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官印  

秦代玺印以“传国玉玺”最知名，历代传承有序，至后唐末帝李从珂之后，传国玉玺失踪，成为史上一大未解之谜。秦代官印，基本上是正方形，田字格，有边栏，有界格，文字用白文，边长一般为2-2.5厘米左右，与后世官印相比，尺寸偏小，是因为这些印章是钤盖在简牍外面的封泥上，尺寸太大不适用。

秦朝统一之前的封泥，图源：上海博物馆

汉代玺印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汉武帝曾先后两次颁布有关官印制度的法令。据卫宏《汉旧仪》等记载：

皇帝六玺，皆曰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

1968年在陕西出土的皇后之玺，是现存唯一的汉代帝后玺印

汉印种类繁多，除了帝、后玺印外，还有诸侯王、列侯、朝官及其属官之印，郡县等各级行政机构官印，另外还有赏赐给各少数民族政权、各藩属国的印信。根据级别不同，名称有“印”“章”之别，材料有金、银、铜之别，纽（印章把手）有橐驼纽、龟纽、蛇纽之别。汉代规定，两百石以上官员官印为通官印，呈方形，尺寸为2.2—2.4厘米见方；两百石及以下官员之印为通印之半，呈长方形。汉印字体完全摆脱了秦篆的影响，整齐朴茂又富于变化的特点深深影响了后世金石篆刻。

汉代官印，图源：《中国历代篆刻集萃》

汉倭奴国王金印

汉印中有一方印不可不提。《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 1874年，在日本福冈出土了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经专家考证，此印与汉印规制完全符合，应为《后汉书》记载的汉光武帝所赐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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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官印

隋唐时期，由于纸张普遍使用，简牍、封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官印的作用、形制、纽式、尺寸、印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隋代开始，官印不再镌刻官员的官职名，而是改镌官署名，官署印代替了职官印，官员上任不再颁授官印随身携带，前后任官员使用同一方官署印，在交接职务的同时交接官印。打个比方来说，隋代之前，某人到甲县任县令，朝廷发给他一枚“甲县县令”的印章随身携带。改制之后，朝廷刻制一枚“甲县县印”的官印放在甲县官署，前后任官员都使用这同一枚官印，交接政务的同时也交接印信。

官印形式上的变化有：一是尺寸明显增大，一般边长在5-6厘米左右；二是由于印章要钤盖在纸上而不是封泥上，印文从白文转为朱文；三是字体选用盘旋曲折的篆书，俗称九叠篆。唐印印纽承袭前代鼻纽官印的遗风，纽壁加厚、增高，顶部呈弧形，穿孔紧贴印背。官印质地大部分为铜制，有极少数为陶制。

隋代观阳县印

唐代会稽县印

唐代官印，图源：《中国历代玺印艺术》

唐代帝王所用印章除了称“玺”外，还增加了“宝”的称谓。《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天后（武则天）恶玺字，改为宝。其受命，传国符八玺文并改雕宝字。”因为武则天觉得“玺”音近“死”，将“玺”改称“宝”。中宗复位后，又改回玺，玄宗继位后，又改成宝。自此之后，“玺”“宝”两种称谓并用，明清两代统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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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印          

宋代官印基本承袭了唐代，又有所变化。一是在印纽上，一改此前的鼻纽、穿孔形制，改为长方柱形把手，便于手持钤盖，在印把手顶端刻有“上”字，表明钤盖方向。这一变化为后世所袭用，且把手形制越来越长。二是在质地上，北宋官印皆用铜，南宋之后，三省、枢密院印章用银制，省院以下仍用铜制。宋代官印在印的背面多刻有楷书年款，后期还加刻制印机关名称。

南宋官印，图源：《中国历代玺印艺术》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新浦县印，图源：《中国历代玺印艺术》

与之配套的印牌，图源同上

宋代继承唐代以来实行的“牌印”制度，以加强对官印的保管和使用。官印平时盛放在印匣内，保管在官署内室。另外制作一个印牌，让吏员掌管，用来掌握印章的使用情况。官印从印匣里拿出来，就把印牌放入匣内；把印牌从印匣里拿出来就得把官印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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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官印     

元朝建立后，印信制度大体继承了宋代的各项规定，又有所增益。据《元史》《新元史》《元典章》等记载，元朝官印统一由中书礼部铸造，帝后、皇室成员及各级官员根据等级不同，使用不同的材料、形制和尺寸。如太子、诸王用金印，帝师、国师用玉印，正一品至正三品官员用银印，从三品及以下用铜质。一、二品官印有台，一品三台，二品两台，三品及以下无台。

台即官印背面装饰形制，如层层向上缩小的平台

元代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印文有汉文和八思巴字两种。以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立八思巴字（蒙古新字）为界，此前官印用汉字，此后以八思巴字为主。八思巴字有模仿汉字九叠篆创立的八思巴字篆体。元印把手也是橛纽样式，比宋印更长，印背面左侧刻制八思巴文的汉字对译，右侧镌刻制作年月和铸印机关。

元代八思巴文铜印，图源：首都博物馆

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图源：西藏博物馆

从现存实物来看，元代官印尺寸比前代又进一步增大，一般为6-8厘米见方，个别有大至12厘米见方的，如“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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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印

明代建立以后，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始制天子宝玺十七方，嘉靖年间又新制七方，合计二十四宝，为明代定例。此二十四宝玺原物无一存世。

据《明史·舆服志四》记载，明代对官印的质地、尺寸、文字样式均有明确、详细的规定。例如，正一品，银印，三台，直径三寸四分，厚一寸。从正三品至从九品，一律用铜印，尺寸逐渐递减。从九品以下未入流的官吏，连“印”都不能用，只能使用长二寸五分、宽一寸三分的“铜条记”。明代尺寸与今天尺寸基本相当，由此可想见明印的大小。

明代分巡东昌道印，图源：天门市博物馆

官印发展演变呈现出尺寸越来越大的趋势，明代官印一般为10-12厘米见方，印把手也逐渐增高，有高至8厘米左右者，印的边缘也逐步加宽。在字体选用上，除了监察御史用八叠篆外，其他官署均为九叠篆，结体严谨方正。

秃都河卫指挥使司印，图源：《中国历代玺印艺术》

文县守御所印，图源：《中国历代玺印艺术》

明代“前营参将关防”

明代还首创了“关防”制度，关防即“关防严密”之意。据记载，明初，“空印案”爆发，明太祖朱元璋为防止各级官员预先在空白纸张上盖印而滋生舞弊，使用半印以便拼合验对，此后就发展演变为长方形的关防。据《明史·舆服志》记载“其他文武大臣，有领敕而权重者，或给以铜关防”。关防制度为后来清代、民国时期所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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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玺印

清代玺印由于距离现在时代较近，保持下来的比较多。满清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就刻制过“天命金国汗之宝”和“后金天命皇帝”两方老满文玺印。天聪九年（1635年）四月，多尔衮等率军攻打蒙古察哈尔部，获得了一方据称为“元代传国玉玺”的玺印。多尔衮将宝玺献给皇太极，皇太极紧紧抓住获取传国玺、社会舆论对其有利的时机，接受蒙古各部及满、汉王公大臣的拥戴，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顺利地完成了从满族后金地方性政权向大清统一国家转变的历程，在清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此玺后来下落不明，不过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今存《崇德元年七月初十日封庄妃册文》上钤盖过

清代乾隆初年，清宫内府所藏宝玺已有二十九种三十九方之多，用途混杂、职责不清，作为一名资深的“玺印鉴赏家”，乾隆皇帝对此很不满意，自己动手对所存玺印进行了考证，排列了次序，来了一次精简整编。乾隆按照《周易》中天数二十有五的理论，将宝玺“编制”定为二十五，并规定了每一方宝玺各自的用处，涵盖了任免、战争、册封、军事、宗室、外交等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领域。

除了满清入关之前就刻制的四方老满文玺印外，其余二十一方玺印均磨平改镌，字体满汉各半，为与汉字篆书相协调，满文也用篆体书写。二十五宝材质不一，有金、玉、栴檀木等，印纽有盘龙、交龙、蹲龙等形式。清代二十五宝一直贮藏在紫禁城交泰殿，至今保存完好。

清宫内专门用来盛放宝玺的交泰殿

除宝玺之外，清代官印种类繁多，有王室、百官之印，还有赐给蒙古贵族和西藏喇嘛、活佛之印，不一而足。据《清史稿·舆服志》记载，清代官印按照官员品级有质地、形制、尺寸和印文字体的区别。如清代军机处之印为银质，直纽，二台，方三寸三分，厚八分。官品最低的如州县儒学、各县县丞，连印也不能称，只能叫“条记”。

清代“总管内务府印”及印文

清代正式官员之印为正方形的“印”，临时派遣的官员用长方形的关防。

清代“景运门值班大臣之关防”

清乾隆皇帝赐七世达赖喇嘛金印

清代官印字体均满汉各半，右侧为汉字篆书，左侧为满文楷书，乾隆十三年之后，用满文九叠篆代替满文楷书。同治年间，又在满汉文中间加了一行满文楷书。赐给西藏喇嘛的印信，使用满、汉、藏三种文字，赐给土尔扈特及和硕特部蒙古首领的印信，使用满、蒙两种文字，充分体现了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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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官印

民国官印，在基本承袭清代基础上又有继承创新，呈现出亦新亦旧的特色。自唐代武则天之后，帝王玺印由“玺”改称“宝”，此后虽有反复，但称“宝”的习惯沿袭至清代。**民国成立后，重新恢复了“玺”的名称。**在北洋时期和南京政府时期，分别镌刻了两方名为“中华民国之玺”的玺印，作为国家政权象征。

北洋时期镌刻的中华民国之玺现藏于沈阳故宫，为什么出现在沈阳？据推测，可能是由北洋政府时期最后一任“国家元首”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在直奉战争失败后逃回关外时，将此玺携带至沈阳。

北洋时期镌刻的“中华民国之玺”和“大总统印”

另外一方“中华民国之玺”是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新镌刻的，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月十日正式启用。

1929年4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政府颁发印信条例》，根据条例规定，各级政权机构的印信分为印、关防、钤记、小章四种，其中永久性机关及行政机构用“印”，临时及非行政机构用“关防”，委任职之机关用钤记，简任或荐任之机关用“小章”。同时，该条例还规定，根据机构规格不同，印信有银质、牙质、铜制、角质、木质之别。在形制上，除关防为长方形外，其余均为正方形，尺寸比清制稍小。在字体上，均采用阳文篆书，但篆体不一，有玉箸篆、尚方大篆、小篆、钟鼎篆、九叠篆、垂露篆等，整体上沿袭古代“方印篆书”的传统。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图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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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大学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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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至中央人民政府，下至各部委机关、驻外使领馆，所用印章仍是沿袭以前的直把方印形式，不过在字体选择上，放弃了篆书，改用易识别的宋体字。

国博展出的建国初期各部委印章

公章是何时由方变圆的？为什么？

中国的官印（公章）由方形变为圆形的时间很明确，为1955年，无需考证。这一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国家机关印章的规定》，规定国家机关公章改为圆形，省部级以上公章中央为国徽，其余机关公章中央为五角星，并且规定了各级印章的尺寸。由此，全国各级机关的公章全都统一改为圆形。

其实在1955年之前，曾经有过圆形的公章。这是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也是中国最早的圆形官印。这枚印章从1931年使用至1937年，银质、木柄，印章的上下呈弧形排列着隶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两行字，字的两端各有一枚五角星。印章中间是地球和镰刀锤子图案，两旁环绕着麦穗，上方有一颗五角星。

这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印章属于典型的欧式印章，与同时期苏联及共产国际所使用的公文印章相似。它与传统中国印章最大的区别是将图徽符号加入印章，打破了以往中国印章只有文字而无图徽符号的结构，为追求对称以及必须将镰刀锤子图案置于中央，只能选择圆形。1955年将公章由方形改为圆形，原因也是如此。不过，方形公章并非全军覆没，还留下两个独苗，一个是印在人民币背面的篆文“行长之章”的钤印，再一个就是驾驶证上的某某交警队的印章。

中国玺印、公章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从玺印、公章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可以窥见历史、文明、社会生活发展的脉络。

参考文献：

《中国历代玺印艺术》，浙江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2000年版

《中国历代篆刻集萃》，浙江古籍出版社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版

《民国印信集存》，沈沉主编，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1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