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奥秘：不在创造力，而在克制力_风闻

物质文明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产生许多弊端，这时候就要考虑到价值观念，需要节制和可控的创造。

    任何时候，读《史记》都会有收获，认真地读一读其中的《留侯世家》更是会有大收获。留侯，是辅佐刘邦完成建汉大业的功臣——张良的封号。

    据载，年轻的张良曾漫步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古邳镇）的一座桥上，遇到一位神秘老人。老人故意把鞋甩到桥下，毫不客气地叫张良捡回来给他穿上。张良非常吃惊，当时想要打他的心都有了，但念及他年岁已大，竭力忍住气照办了。

    张良的举动让老人面露满意之色，于是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孺子可教矣。”

    老人为何说张良“可教”。只要了解一下张良此前都干了些什么足可明白。按现在的标准来看，生活在秦朝末年的张良简直是一位敢于反对统治者的悍匪头目。他为报秦灭韩之仇，在秦始皇东巡至博浪沙时，派刺客用铁椎击杀始皇，未获成功。张良匿名逃亡下邳，因此接着发生了桥上遇见神秘老人的故事。一位叱咤风云的悍匪，居然能在手无缚鸡之力而脾气如此怪异的老人面前表现地忍气吞声，这样的年轻人无论如何可称得上是“可教”“可造”之材。

    然而，更为精彩的还在后面。老人在桥上与张良约定，说：“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接下来，发生的张良与老人三次约会，堪称震烁古今。

    五日后的平明时分，张良赴约。“平明”的语义相当含糊，大概指天朦朦亮，天亮到什么程度才算平明，本难确定，按理说未到日出之后，就算准时。张良平明时分赴约，见老人已在那儿了，却遭老人大发一通脾气，怒曰：“你跟老人见面，怎么能迟到呢？”说罢，老人拂袖而去，丢下一句：“五天之后，早点再到这里来见我。”张良与老人的第一次见面无果而终。

    第二次约会，时间更不确定，老人只说早一点去。张良在鸡鸣时分去了，算是天亮以前，事实上比“平明”提早了很多，可是老人又先一步在那里了，又对着张良大怒：“你怎么又这么迟来？”又拂袖而去，丢下一句：“五天之后，你再早点到这里见我。”

    第三次，张良“夜未半往”，即午夜以前。过了好一会儿，老人才到。老人高兴地说：“就该这样啊。”说罢，送了张良一部《太公兵法》，告诉他：“读此则为王者师矣。”

    这就是圯上老人授书张良，一个十分著名的典故。后世之人读此典故，意见却千差万别。特别是在“五四”（1919年）之后，不少受了西方所谓民主意识影响的中国新知识分子对老人颇有微词，认为那位老人明显是在倚老卖老，既然是主动邀约年轻人，在约会的具体时间要求上为什么不早明说；虽然这是老人有意测验年轻人的耐性，但也不必这样蛮不讲理地折磨人。在我读中学那时，我是很倾向于“五四干将”们的看法，时至今日，持相同观点者也大有人在。

    然而，直到拜读了大文豪苏轼的《留侯论》，我才觉得算是真正搞懂了老人授书张良的深意。苏轼指出，圯上老人可能是秦朝隐居的高士，出来试探张良的，而且老人的用意也不在授予兵书这件事上。老人认为张良凭着盖世的才华，不去策划伊尹、姜太公之类安邦定国的谋略，而只想出荆轲、聂政这种行刺的计谋，侥幸脱险没死。所以老人为他感到深深的痛惜，于是用傲慢无礼来狠狠挫辱张良，张良如果能够忍耐的话，日后才能成就大事。结果，张良不负老人所望。

    日后，经受住了老人考验的张良，果然不同凡响，以至于“秦皇之所不能惊，项籍之所不能怒”，辅佐刘邦经营建汉大业。而刘邦正是采纳了张良的建议，在项羽锋芒毕露之时忍耐和克制，保存了实力，静等对方身疲力竭，最后一举夺得了天下。

    这里说的是忍耐在一个人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类似的历史典故数不胜数，再如，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承受胯下之辱，卧薪尝胆，三年不倦，终灭吴国。而缺乏忍耐，一事无成的故事，在现实中也多到数不清，比方近在眼前的年轻人就业创业问题。

    现在大学生就业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大学生就业难，固然有经济社会方面的原因，随着高校扩招，大学生的数量逐年增多，而社会却提供不出来那么多的岗位。但是，最不容忽视的仍是大学生自身原因。一些大学生心浮气躁，眼高手低，这山望着那山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却不知珍惜。要么嫌工资低了，要么嫌太苦太累，要么嫌干的活没有技术含金量，要么嫌管理太严压制创新，等等。在岗位上熬不了几个月，公司的业务还未熟悉就拍屁股走人。这样，在社会上扑腾个三年五年，路子不是越走越宽，反而弄得走投无路，干脆回家开个网店、送趟外卖，三天打鱼两天晃荡，因为还有一个垫底的选项：“啃老”。

    我深深地感到，现在这个时代，本就稀缺的忍耐精神几近真空！我们不能忍耐劳累，不能忍耐寂寞，不能忍耐呵责，不能忍耐鄙夷，也不能忍耐失败。在世俗的价值判断之中，忍耐似乎等于弱懦，等于逃避，等于无能，等于消极的坐以待毙，等于永远的一蹶不振。

    可是，试想：一个人在力量薄弱、羽翼未丰之时遭遇强敌压境，除了忍耐又能做什么呢？如果这时意气用事，逞匹夫之勇，只能落得个粉身碎骨。是不是应该为了实现远大目标而做出的暂时退让，积蓄力量，壮大自己，这样的忍耐绝对是一种积极的忍耐。这样的积极之忍，是为知进退的克制。

    是不是自“五四”以来我不得而知，但很明显是在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自上而下日渐崇尚创造力，而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克制力。

    创造力崇拜的输入源自近代的欧洲和现代的美国，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以达尔文、卢梭、柏格森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的精神领袖们，持之以恒地灌输和进化着他们的创造力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说，强大的创造力的确造就了西方现代无以伦比、傲视群雄的物质文明。然而，创造力在当今的西方社会已经显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在物欲功利与无节制消费的刺激下，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金钱至上，精神没落，人性异化的萧杀气息，酿成了许多社会的和经济的巨大危机，比如，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二十一世纪初始而影响至今的空前的金融危机。

    在过去的一百年来，西方社会一大批有识之士看到了自身文化的死结，于是他们前赴后继、求知若渴地面向东方寻求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来自德国的哲学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和美国哈弗大学教授欧文·白璧德（1865—1933）就是他们中的两位代表。

    一战方过，创痛巨深，尤其是欧洲经此浩劫，满目疮痍，斯宾格勒写下一部惊世之作《西方的没落》（出版于1918年），深刻地揭示出过度宣扬物质创造的西方文化的根本出的问题。

    斯宾格勒清晰地告诉世人，解决西方社会问题应向东方文化取经。物质文明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产生许多弊端，这时候需要考虑到价值观念，需要节制，东方的伦理哲学思想以及西方的历史悠久的人本主义都是匡济的妙方。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倾向的斯宾格勒在对待东方文化的言论方面，和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等他的先人们一比，明显是他的立场更为客观，而后三者有些罔顾历史事实、一厢情愿地矮化东方文化。

    在西方传统的文化意识里，文艺复兴之后，几百年来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物非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卢梭（1712－1778）莫属。但是，欧文·白璧德却认为西方走错了路，就是盲目信从卢梭自然主义、放纵自我的结果。他一生不遗余力地批评卢梭。

    白璧德的基本思想是与古典的人文主义相呼应的新人文主义，他坚信，亚里士多德之后有孔子。他强调，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内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横决。这便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论。《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都是白璧德所乐于引证的道理。他重视的不是elan vital（创造力，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中提出的概念），而是elan frein（克制力）。

    今日，白璧德所掀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持续不断引发欧美反思革命，以及对功利的狭隘的科学主义的批判。我们可从近几年轰动西方社会的两部文艺作品《纸牌屋》和《权力的游戏》中，间接感受到西方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力度。这也让我深陷于一种焦虑，西方哪里是在没落，它们正在不断进步，或将变得更加强大。

    西方在悄悄转向东方偷师精神文化的“解药”。然而，我们却仍执着于拾西人牙慧，大力宣扬低版本的“创造力”，似已有步西方没落之尘的迹象，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我们深虑的事！

    我不否认，物质财富，科技进步，这些都有赖于无穷尽的创造。我所强调的关键在于，创造力是否可控！

    如果我们所拥有的创造力在环境保护上失控，无节制得向自然索取，又还以自然界有毒废物，这样的创造力是否值得拥有；如果我们所拥有的创造力在房地产市场失控，泡沫房价持续暴涨，掏空了钱包刷白了希望，这样的创造力是否值得拥有；如果我们所拥有的创造力在教育领域失控，一味强调自我价值的追求，而目空一切，不择手段，这样的创造力是否值得拥有；如果我们所拥有的创造力在足可毁灭地球的核武竞备上失控，一再升级威慑的质与量，这样的创造力是否值得拥有……

    积极的克制力，才是可控的创造力！

    我们国家的最高领袖正向世人敲响警钟，他说“要加强研究五四运动及五四精神”。也就是说，需要重新认识深受“五四”影响的今天和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盲目崇拜和照搬的西方文化。

    “五四”以来，被打倒的“孔儒”虽已恢复站立的权力，但在物欲横流的当世立锥之地恐怕已名存实亡。西方文化的糟粕反而成为了拿来主义者们的饕餮大餐，这些“拿来主义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眼中，正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几年前，钱教授如是说：“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更懂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我完全赞同钱教授的观点。我只强调一点，在新的时代，取得新的更大成功，我们更需要积极的克制力，或者说是积极的忍耐力。

    积极的克制力到底为何，如何做到？这方面，先贤古人早已为我们备下充足的精神食粮。我以为，在数千年的诸多先贤之中，孔子“克己复礼”之道尤为精辟而易懂。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仁即人生正途。“克己复礼”一语出自《论语》颜渊问仁一篇。原文如下：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大致翻译一下：颜渊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能够战胜（克制）自己的私欲，让自己的行为回复到礼的要求上，就是仁（的做法）。不论任何时候，只要能够自己作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天下人都会归复到礼的要求上。做仁义的事情是完全靠自己的，难道还能靠别人吗？”颜渊说：“希望指点一些具体做法。”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颜渊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显而易见，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由己”是充分尊重人性的哲理，与后世妄自臆测而大言“灭人欲，存天理”的伪儒学，完全是两码事。“克己复礼”的哲学本质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而“灭人欲”是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土特产，由“灭人欲”之说直接推导出的“静修无为”主张，那是一种扭曲的消极的克制法门。

    很可惜，我们曾经就是在卖力批判这些道德神学、愚民工具的同时，也将光辉灿烂的至理哲思一并打倒。说到底，根子在于我们没有学深、没有学透，研究和认知的远远不够，没有学到先人的智慧！这教我们的事业如何能够一帆风顺，万年长青？

    还是回到大学生就业的话题谈一谈。

    积极的克制力或忍耐力，首先要求我们抱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即要有一个明确的职业规划。想清楚自己想从事什么，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如果没有目标，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那就会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乱撞，不管扑腾多长时间，损耗多少精力，终归徒劳，职业生涯不会有任何进展和改观。

    然后，在忍耐的过程中，注重不断学习。既要积极的实践，又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向带自己的师傅学习，向上司学习，向优秀的同事学习，向合作伙伴学习，向竞争对手学习，哪怕是单位里的一个清洁工，都有值得学习之处。把自己的身姿放低一点，既要向他们学习业务上的能力，又要向他们学习做人做事的方式和道理。不断的吸取教训，积累经验。这样才会从一个在很多事务上一无所知、束手无策的人成长为一个在各方面都胸有成竹、独挡一面的人。等到有一天自身强大了，羽翼丰满了，可供翱翔的天空也就广阔了。

    一言以蔽之，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社会，创造辉煌，巩固成果，再进一步，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大的创造力，而在于我们拥有多少的克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