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也害怕，但我不能走”_风闻

摄影： 郭稔可  

记者的性格很难捕捉，因为他们总在经验他人的生活。

就像袁凌脖子上那道淡红色的疤，是甲状腺瘤切除手术留下的痕迹。那是写作《寂静的孩子》期间，压力特别大导致的，还住了半个月医院。

与此同时，他还得了胃炎、高血压，以及一次肺结核病发的误诊。

他之前就得过肺结核。2002年前后在地方报做夜编时病发。治了一年才恢复，再次复发的话，治疗难度更大。

这次采访期间，他和尘肺病患者一起，而尘肺病往往伴随肺结核。“一屋子人，又抽烟又咳嗽，晚上还要睡在一个大炕上，那时候特别想逃，就觉得太害怕了，胸疼得不行。”

“长年累月做记者养成一个职业习惯，觉得好像这么临阵脱逃，实在不是回事儿。既然都来了，就先这么待下去。”

眼前这个生于1973年的46岁男人，穿着不起眼的秋衣，头上光光的，却也能找到顽强冒出来的青丝。身上透露出一股孩子气，又可以在眼角找到荡漾开来的鱼尾纹。天真，却也敏感。走路的时候有些驼背。摔坏的手机用创可贴黏住。

袁凌出生于陕南秦巴山区，父亲是知识分子，母亲是农民。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农村走出来，进到小镇，又去了县城，再漂入大城市。

1996年袁凌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重庆晚报》，2003年考入清华大学博士班（后退学），同年参与《新京报》创刊，并写了创刊号的第一篇核心报道《北京非典患者骨坏死调查》，此后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报道。

他写矿难、写地震、写非典后遗症，他书写那些像青苔般卑微又伟大的生命。“青苔不会消失，只要世上还有最后一个穷人。

他的作品《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分别获得2012年、2013年腾讯网年度特稿和调查报道奖；2015年获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已出版《青苔不会消失》《世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等多部著作。

如今他是非虚构作家。历时4年，袁凌穿越大半个中国，行走于城市和乡村，写下《寂静的孩子》。

01

安静下来的瀑布

《寂静的孩子》是一部描写当下中国儿童生存和心灵状态的非虚构作品，袁凌跑遍中国21个省份和自治区，每一个半月左右就要去一次，每次去20多天。他探访了140来个孩子，有城市留守、随迁、大病、单亲、失学、边境等各种各样的儿童。涵盖类型之广，让人很难去定义这是本什么样的书。

袁凌认为，中国各种各样孩子的面向、生活状态，还缺乏一个全面的展示 。所以这本书的作用就是把各个阶层、各个地域、各种状态下，孩子的生存和日常生活状态，做一个第一感的展示，而非只是一个话题或样本。

“我是刻意回避社会主题的，回避可能会导向一个社会议题。我更愿意就是写孩子本身，你可以说这36个故事写了36种生命经验，也够了。”

袁凌自己没有孩子，在城市里也鲜少和孩子玩。若真要说出他和孩子的关联，一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个“老顽童”，二是他自己也曾是乡村留守儿童，这让他天生和这些孩子们有亲近感。

2015年，袁凌跟着公益组织去做项目，他的搭档是个摄影师，当时主要探访一些生病的孩子，帮他们写文章，宣传募款。很多事情开始后就很难放下了，更确切地说，与人一旦产生关联便很难断开。袁凌始终放不下他采访的第一个孩子可乐，这个孩子的故事没被写进书里，因为“很难受，一直想着下一个再写，结果写完36个孩子还没写他”。

16岁的可乐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比白血病还难治，临床以贫血、出血和感染为主要症状。可乐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很嫌弃他，常常骂他。家人不太有决心给他治疗，可乐的内心也能感受到这种放弃。

可能因为使用激素，袁凌见到可乐的时候，他身体浮肿，躺在沙发上动不了，也因此失学，家里气氛压抑。

“在最喧闹的年龄，他失去了声音，像一条忽然安静下来的瀑布。”《寂静的孩子》就是以可乐的故事命名的。

辽宁葫芦岛一个因矽肺病去世矿工的男孩

袁凌说前两天在火车上偶然看到可乐发了条朋友圈，担心他会去世，就发消息联系他。得知他病情好转了一些，一个人从家里出来打工，在杭州的一个酒店后台做帮厨，每天工作13个小时，因为想学点厨艺，下班之后还在颠锅，身上溅了很多油伤。

袁凌问他为什么生重病还出来工作，孩子说没办法，在家里母亲说话特别难听。兜里揣了400元就出来了，虽然酒店包吃包住，但第一个月水电费就缴了200元，而第一月的工资被扣着第二月发。人才出来半个月，还不知道怎么熬下去。

“炙手可热，心可寒。”这是可乐的朋友圈签名。

最后的聊天记录停留在可乐的短信。“回也不知道怎么回，但我过后还会问他。”

在采访期间，袁凌又收到可乐的短信。可乐发来一张照片，又出血了，止不住。袁凌给他转了200元，让他赶紧去医院。

“遇到这种事情最麻烦，基本上是帮不上，但他又就在你面前。你说这种问题怎么办？他出血了，如果能止住还好，止不住怎么办？”

袁凌脸上有担心。

而他书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在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命运，就像被人用网子网住了人生。

02

贴身的危险

这样一本对全中国孩子“扫面式”书写的书，过去没有过，也许也只能由袁凌来写。他除了既能做一个安静的观察者，又能很自然地和孩子们玩在一起，身上还有一股“野生”的味道。

 海南岛腹地，跟随大人上山为槟榔树除草的孩子，在大人砍下的芭蕉叶上小憩

野生，但不野蛮。也许是从故乡长进身体里的东西。

除了生病，袁凌还要面对艰困的生活条件，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

“吃的比较差，住的经常没有床，就各种各样的，草堆、硬板、和猪靠着头的，还有那种特别脏的，本来是白的，全都是黑的了。还有漏雨的、油烟的，又是雨又是油烟淋在你脸上。”

有一次在内蒙古人家里，他们杀了一只羊款待，但连续吃了几天羊肉没有蔬菜后，袁凌啃起了羊吃的玉米秆子。

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他往往要面临真正攸关生命的危险。

在新疆，袁凌和当地人一起走羊道，赶羊上山。羊道特别窄，挂在光溜溜的悬崖上。走着走着袁凌迷路了，而前面的路也消失了，变成一条线，往前走不下去，往后退又很难。下面一百多米处，是一条大河。

“我当时进退两难，哪怕沙土稍微松脱一点，我就完了。后来就极其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往后退，也不能转身，就这样走回去的。一直到很久以后，梦里还经常出现这个场景，醒来后一身冷汗。”

在大凉山的时候，袁凌跟艾滋病家庭生活在一起。虽说艾滋病不会在日常生活中传染，但孩子都没做过检测，玩起来又很用力，难免会有些担心。在尘肺病患者家庭，他和七八个人睡在一张大炕上，有人甚至在咳血。

在紧邻中越边境线的“地雷村”，袁凌跟着农民去排雷。一条茫茫的小路，约莫只有一本书那么宽，两边全是地雷，有的埋在下面没露出来，有的露出来一半，有的全露出来了。

农民跳到一块石头上，就开始排，但如果排炸了，袁凌和同行的摄影师也会跟着受伤。但排雷的农民更麻烦，很可能一条腿，甚至人都没了。

后来袁凌还跟着部队去排雷。部队先用炮炸，炸过一遍后再用探雷器去探。本来青山绿水的森林，全部被炸成了废墟。而袁凌和指挥员就走在这样的废墟上。

“那个雷场还没彻底排干净。所以经常有一段时间，就有战士受伤或死亡。”

在那个村子，大人不会让小孩上山去玩，村里总能见到缺胳膊断腿的大人。有个孩子的奶奶就少了一个脚掌，从前是脚掌的地方，只剩一个疙瘩，包着厚厚的老茧，老茧包不住的地方就露出骨头。还有一个孩子的父亲，总共被炸了3次，一次在腿，一次在脸，一次在腹部。

“那个真的蛮危险的，但到了现场，也会产生出一种勇气来，觉得要把这个事情完成。人类就是这样，克服很多危险。”

翟龙萍翟星萍姐妹

“做了第三、第四次探访的时候，这时是我特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觉得高尚是不起作用的，起作用是最低的那个念头，就是我来都来了，我不能走。”

也正是袁凌这种“最低的念头”，我们才看到了这些本该活泼，却过早“失语”的孩子：北京五环外被驱赶的翟龙萍和他们家的菜地，“自杀宝宝”天天，患有肛门闭锁症、先天性心脏病、隐睾、肺结核等无权长大的少年邓晖，中越边境没有户籍也上不了学的“联合国”儿童。

03

没有“乡愁”的乡愁

袁凌始终认定写作为他的终身职业，而记者是次优选择。

记者这个身份可以让袁凌保持写作的习惯、体验不同的生活场域，这是优势。而劣势在于，无法长久地浸在某一个职业里，往往采访完了就走了，无法和对方发生实际的深切联系。即便经历了上百种生活，但没有一种生活是他的。而一次性写作也无法把别人完整的生命状态保存下来。

大学毕业后袁凌在重庆做了4年记者，选择重庆，是因为那里有农村。在一个内陆城市待够后，袁凌想去核心城市，就考入清华博士班。到京报到第一天就恰逢《新京报》创刊筹备，袁凌就去那应聘，这再次开启了他的记者生涯。

原本可以就着藤蔓顺利往上爬，也差一点就功成名就了。但袁凌却没有选择那条康庄大道，按照主流的路径完成一个在大城市“生根发芽”的励志故事。他此后辗转于多家媒体，放弃高薪工作折返于北京和故乡。

“那阵子对乡土的负担特别大，就觉得老是有一个压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没有完成。那段时间也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和乡土之间的断裂和痛苦。”

袁凌原本想要回乡种地，同时在自己的故乡书写故乡。但回去之后，他发现没有身份可以供他确认，他在家乡已经失去了位置。“我是出去过的，再回去。人家不知道你回来干吗。”

回乡写作的尝试是失败的，生活和工作合一的完美状态终究无法实现，来来回回折腾了几年，袁凌觉得很失败。但在写了两本小说和一些散文后，心里对乡土的负疚感才逐渐放下，也让他可以再去书写外面的东西。

袁凌始终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最近才刚打算在西安稳定下来。

一方面是因为西安离家乡比较近，另一方面，无论在哪里，袁凌始终觉得自己是外人，但故乡，却又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

“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我们这种从乡村走出来的人是没有归属感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在城市里买房，是要把它打造成一个生活根基。我没有走这条路，所以这种感觉一直存在。”

“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甚至从写作上来说，都处于一个强烈的劣势。”

比如东北作家双雪涛、班宇，他们写原生记忆中成长的工业区，虽然工业区的衰落是一个悲剧，但作为写作者，他的记忆是有价值的。人们愿意看老东北工业区的衰落，因为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但袁凌觉得，他书写的家乡的衰落，是没人要看的。

当然，也有人书写乡村，但那种乡村往往是诗和远方，是人们可以寄托乡愁的地方。又或者是一种奇观，肮脏、饥饿、乱伦、蝇营狗苟、传奇土匪那样的奇观。“你真正写碾压乡村的那种衰落，心里面的那种痛苦和呻吟，没有人要看。所以我们这种人不仅归属感成问题，连我们的原生记忆都是不值钱的。”

还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户籍。

袁凌的户口也是几经辗转，重庆、北京、家乡，如今到西安。当年离开重庆的时候，他还特意去找了登记在集体户口上的那个地址。结果发现，那个地方根本不存在。地址是假的，一个地址可能挂了几千人。袁凌受不了那种“虚构”的状态。

西安还是个发展中的城市，作为一个“无根之人”，袁凌接受了这种真实的分离和断裂，也希望将这种状态记录下来：变动中的中国。“整个中国的人，都处于一个巨大的乡愁中、一个现代性的断裂途中。”

我问他为什么不写北漂，袁凌觉得不是那个地方的人，就把握不住整个北京。北京是属于老北京人的，可以写几个故事，但背景永远单薄。“你能写海里面的几条鱼，但你写不出来海。身份弱势造成文化弱势。”

西安对袁凌来说，就像记者职业，也是个次优选择。而这个选择更是袁凌的一次人生转折，从排斥日常到进入日常，他既要防止自己被规训，也要理解普通生活本身又同时保持生活的张力。

“但肯定不是孤绝的、把自己封闭起来的，要保持敞开。”

采访结束后，袁凌又给可乐转了400元，然后急着赶赴下一个生活现场。

相对于被采访，他还是更适合做一个“采访者”，以笔为枪，向着自己，也向着人间，发出铿锵又温柔的炮火。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姜雯

编辑 | 李少威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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