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内蒙古邪教暴乱：清末变乱的标本性事件_风闻

文；班布尔汗

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

对于内忧外患不断的大清帝国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年份。“同光中兴”的光辉还没有彻底黯淡下去。北洋水师仍是亚洲第一的舰队，这一年以傲人之姿再次访问日本，其军容被日方称为“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全然不会想到三年之后会在甲午之战中全军覆没。扬州、丹阳、芜湖等地有一些教案，但规模不大，处理较易，最多不过赔偿洋人十几万两银子便可息事宁人。南海狂生康有为在广州设立的“万木草堂”才刚刚开学，学生不过二十余人，没人会把这里看做日后“戊戌变法”的策源地。

而在平静当中也有不和谐的事情发生，在这一年年末，一场被后世称为“金丹道暴动”或“金丹道起义”的事件在紧邻清帝国心脏地带的热河爆发。

事件持续了一个月，伤亡人数有十余万，虽然残破地方，震动京师，但对于经历了白莲教起义、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及中法战争的清廷来说，还算不上太大的事情，与将要发生的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乃至辛丑国变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如果重新翻看事件的来龙去脉，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不仅是之前太平天国的余波，日后义和团事件的预演，也是内蒙古地区诸多历史事件发生的滥觞，更是展现当时中国诸多矛盾的一个标本性事件。官民之间、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种种冲突都在这一事件中有着突出的展现，而各种冲突不仅困扰着当时，也困扰着将来。

【一】

清代的热河地区在民国时被设置为热河省。其主体位于内蒙古东部，大致相当于今日之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全境、通辽市西部，河北省承德地区以及辽宁省西南一隅。因为紧邻京师，又是清廷行宫承德避暑山庄所在地，因此专门设有热河都统管辖，并由直隶总督直属。这里是蒙汉杂居之地，既有实行自治的蒙古盟旗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各旗，也有实行汉制的一府（承德府）、一州（平泉州）、五县（建昌、朝阳、滦平、丰宁、赤峰）。

清初至乾隆朝初期，热河一代还都是单一蒙古聚居区。康熙时，山东、河北人口滋生，大量贫民无以为生，便涌入热河垦荒，清廷虽一向禁止汉民向口外移民，但为了避免出现民变，便制定了“雁行”的政策。所谓“雁行”，就是允许汉民垦荒，但不可常驻，要春天耕地，冬天收获后返回，这种春去冬来的汉民便被称为“雁行客”或“雁民”。而到乾隆时期，承平日久，人口呈几何数增长，“雁行”也已无法满足山东、河北等地无地农民的生计，于是清廷只得默认移民常驻，设置府县予以管理，使得热河成为蒙汉杂居之地，但杂居不同法，蒙随蒙俗，汉随汉法，分而治之。

因为内地移民的村落有整体规划，而是自然形成，所以汉制府县与蒙古盟旗并非各居其地，泾渭分明，而是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管理蒙民的王府附近有汉人村庄，而县城周边也有蒙古人牧场。

蒙汉两族语言、习俗、生产方式均有不同，杂居一处难免会有问题。例如，蒙古人以放牧为生，需要大量牧场，保护森林草原是维持生计的根本。而汉人以耕种为生，森林草原对他们来说是荒地，烧草垦荒是天经地义。这就使得两族冲突不断，汉民“因砍伐山林而早已与蒙古积怨”，“垦种日多,有碍蒙古牧场”，蒙民则有将“旗内佃种之百姓均逐，不准居住”的作为。在这样大局之下，两族之中还有很多地痞趁机作恶，蒙民中的“黠骜者，时复出而相扰，纠合三五，持刀骑马，闯入汉族人家，坐索酒肉钱财，笞辱妇男，抢掠牲畜，尽而后已”，而汉人中的流氓“素行强横，乡里侧目，蒙古受其欺凌，私相怨谚”。

这种民间冲突，有了官方参与，则更为激化。很多蒙古王公为了谋取暴利，私自将盟旗公有牧场租给汉民耕种，收取地租。而一旦受到旗下百姓抵制，便甩手不管，听任汉民被驱逐。汉民交了租地银，却又失去土地，怨愤极大。更有一些王公依仗特权，肆意欺凌汉民，“横行霸道，欺压民人”，甚至滥施私刑，草菅人命，欺男霸女。而一些汉族豪强勾结官府，强行霸占蒙民牧场垦荒，不交地租，“交租之时，故意刁难，或称年景欠收，或称钱项不便，以致缺欠原额”，又使得大量蒙民无以为生，怨声载道。

虽然问题众多，但在清朝强盛之时，对地方管控有力，冲突一旦有激化趋势，总能用强力予以压制。矛盾无法解决，仇恨日积月累，但总还能避免总爆发。而到同光时期，饱受内忧外患的清廷对地方，尤其是看似无关紧要的蒙古地区已不甚注意。而地方上贪渎成风，“历任热河都统多以卖官为生财之道，各县官贪财尤甚”，官员们“婪索相竟”，对于百姓各种盘剥“变本加厉，上下相沿，不以为怪”。民族之间的矛盾经过时间叠加，已经无从缓解，而官民之间又已近似寇仇，而基督教的传入和民间会道门的出现，为动乱的火种上又添加了两捆薪柴。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被清廷历来禁止的基督教终于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大大小小的“主教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热河也不例外。早在光绪九年（1883年），天主教会便把热河划为一个独立的教区。当时，内蒙古有三个天主教教区，共有外国传教士十三人，中国籍的传教士三人，教民一万五千多人，而热河教区的教民便占了三分之一强，有六千余人。

正如全国各地的“民教冲突”一样，热河地区普通百姓与教民也水火不容。 “凡入洋教者良莠本自不齐，平日恃洋人为护符，所行所为率多横恣，一遇民教涉讼，该教师士必再四嘱托地方官，自顾考成，每每偏护，人心积怨，亦非一朝”，这使得“该处民教仇恨已深”，种种冲突不断。

蒙民有冤屈，还有王公提供庇护，汉民豪强可勾结官府，教民有洋人保护，而普通汉人百姓就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他们也必须抱团取暖，形成自己的组织。于是，不同名称的会道门兴盛起来，如金丹道、在理教、武圣教等等，而金丹道是传播最广、势力最大的一支。

这些会道门在清朝一律被称为“邪教”。从有“邪教”一词出现的唐朝以来，清朝是对“邪教”管控镇压最为用心的朝代，但正如陆贾所云“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清朝又是各种秘密宗教种类最为繁多，传播最为广泛的朝代，仅官方档案记载的便有一百零七种，著名的如白莲教、天理教等等更是发动多次起义。

金丹道教是青莲教的一支，而青莲教可算是中国众多会道门的始祖，起源于明末。在清朝道光年间，青莲教分为三支，即贵州龙里的青莲教本支，杨守一的报恩会以及吕文炳、周位抡的金丹道。而无论怎么分支，其核心教义却并未改变，都提倡“反清复明”，以达摩为初祖，内修金丹，外练运气。这自然不能为清廷所容，因此屡遭搜杀，可每被“破获”一次，便又有分支产生，乃至出现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先天道、一贯道、归根道等教派。

光绪初年，金丹道由一个姓郭的道士传入热河地区，以“无非劝人学好”为口号招徕教众，凡入教者要行医施药、吃斋行善、戒烟戒酒，因此很快风靡开来，入教者甚众，并形成了以杨悦春为“总教师”的核心领导层。而随着势力渐大，便随之成为对抗蒙古王公和官府的组织，开始有了“学习法术、反抗大清、匡扶真主”的教义。并与讲究“入教习术能躲避刀兵劫数，枪炮不入”的武圣教，以及反对吸食鸦片的在理教联合，形成了足以动摇地方的一大势力。

到光绪十七年，大动乱的各种因素已经齐备。而偏偏这一年七八月间，热河“淫雨为灾，田亩颗粒无收”，而承德知府启绍却怂恿热河都统德福“讳匿不报”，并“横征暴敛敲骨吸髓者如故”，百姓“无衣无食，僵仆道途”。而建昌县等地，又发生百姓抢夺教堂粮食，而被教堂武装打死多人，并“任意指控某为金丹道匪，被官府捉去多人”的事件。

如此局面，除非出现奇迹，出现变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于是，是年十月，金丹道总教师杨悦春召集教众，揭竿而起。

图中粉红色的东四盟是晚清金丹道的活跃区域

（二）

光绪十七年十月初十，数千金丹道众在大教师杨悦春以及李国珍、王增等头领的带领下，以“替天行道，扫胡灭清”为口号掀起反旗，周边各地教众纷纷响应，人数达到数万之众，形成野火燎原之势。

其实，按照杨悦春的筹划，原本并不是要在这一天起事，但他是建昌县设里虎南沟杨家湾子（今敖汉旗金厂沟梁镇设里虎村杨家湾子）人，其地与昭乌达盟盟长、敖汉旗贝子达克沁的府邸毗邻。而这位达克沁是出了名的荒淫暴虐，私刑拷打致人死命，以及霸人妻女等罪行累累，因此格外注意金丹道教众的动向。杨悦春等人聚众谋划，自然事不机密，被他所侦知。达克沁下令从各旗征调蒙古旗兵一千人前来，打算抢先下手。而他的动向也被杨悦春等人获悉，为了避免损失，决定提前举事。

于是，敖汉旗贝子府遭到围攻，成为“金丹道暴动”的开局祭旗之战。

金丹道人数众多，将贝子府围的水泄不通，但武器落后，被贝子府卫队的洋枪所阻，围攻至傍晚也未成功。正在暴动军几乎丧失士气之时，一个偶然却让战局出现逆转：王府卫队向外开枪之时，一发子弹击中了暴动队伍的火药车，“立时烘着，轰的一声，将看火药车人轰在半空之中”，甚至有尸体从空中落入王府。而王府卫队平常总听说金丹道修习法术，忽见火光冲天，有人从天而将，以为是法术显灵，“遂皆惊慌失措，枪不能放，均委而弃之，各逃生命”，贝子府终于被暴动者攻陷。

恶贯满盈的敖汉旗贝子达克沁被乱刃分尸，连带着全家二十三口被全部斩杀。而集聚多年的怨恨一旦释放，便如决口洪水一般难以遏制。屠杀并没有止于达克沁一家，附近蒙古百姓一千余人为躲避战乱也逃入贝子府，反而成为贝子一家的殉葬品。暴动者“凡遇蒙人，无论男女，一刀一个进行屠戳”，贝子府内外蒙古百姓“其存者仅数十人”。

攻占贝子府后，杨悦春将之改名为“开国府”，自立为“开国府总大教师”，李国珍被封为“扫北武圣人”，王增被封为右丞相。其他各首领依次被封为王、侯、军师、元帅、副帅、先锋等，并立即开始了扩大战果的军事行动：“派令王增、王福等招集四五千人到东路土默特旗一带沿途来找蒙古营子抄杀。李青山等到西路平泉州、喀喇沁等旗一带抄杀，北路王增告知冯善政，转嘱李国珍带领七八千人往北路扎萨王旗、奈曼王旗、海林王旗一带抄杀，南路由平南王徐立等率领，攻打朝阳。”

与此同时，朝阳县在理教首领郭万昌也率领教徒起事呼应，“持枪架炮杂以顺刀木棍，浩浩荡荡漫山遍野而来，将县城团团围住”，守城清军寡不敌众，在县令廖伦明带领下逃走，暴动军攻入县城，烧毁县衙，并“劫狱抢商，焚烧大商号数家”。三天后，另一位在理教首领林玉山联合金丹道首领傅连信、佟杰以“受命于天，王我华夏”为口号起事，进攻平泉州与建昌县，歼灭本地官军，并击毙平泉州州判。

热河因为是传统蒙古盟旗之地，因此并无大规模官军驻扎，驻兵以蒙古旗兵为主。而自从僧格林沁战死于剿捻之战后，蒙古旗兵已经完全边缘化，再加上热河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已无所谓兵矣”，不但久不操练，武器劣鄙不堪，而且分散居住，仓促之间根本召集不起来。例如喀喇沁旗扎萨克旺都特那木吉勒闻变，下令召集旗下兵丁，可“蒙兵已多携带妻小逃避，一时征调难齐”。

如此局面之下，暴动军所向披靡，从十月初十日开始，不过十余天，东土默特、翁牛特、奈曼等旗王府均被占领，所遭遇的抵抗，如东土默特扎萨克贝勒达尔罕、翁牛特旗札萨克达木楚苏克尔隆等率领的旗兵要么是一触即溃，要么是全军覆没，都是不堪一击。

而随着暴动军蔓延至热河全境，一场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也随之开始。

日积月累的仇恨在战乱之中爆发，必然会出现无限制无差别的屠杀。清帝国的疆域内，凡是民族杂居之地，一旦发生战乱，紧随其后的便是残酷的仇杀。西南地区的“苗变”，因为“客民之侵占日见其多，则苗疆之田亩日见其少，是以积忿相仇，猝然烧杀起事”，战乱中苗民要“焚杀客民，夺回田地”，而官兵则旨在“以捣苗巢，火燎其居”，到处都是火光与血泊。西北的“回乱”，因为“汉回杂处，宗教既异，回之防汉，恒虞待以异族；而汉之视回，尤轻蔑而兽畜之”，结果回民武装“焚杀汉民殆尽”，而汉民团练则“见回即杀”,竟造成千万人口的毁灭。

热河的情形大同小异，平泉、建昌等地，屠杀的目标有很多教民，“数日内，教民附近村落俱被抢劫一空，且有全行歼灭者……教民之遇害者，统计八百余人”。但这与对蒙民的屠戮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暴动军张贴告示，云：“每到一村，只取军械马匹，只要人家备饭，专杀蒙古，不准扰害民人”，并严格执行。各路部队分头行动，在敖汉旗的暴动者，分杀敖汉、奈曼；在朝阳县的，分杀东西两土默特；在建昌县,分杀大城子、赛音台、哈巴齐尔、热水塘一带(即今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凌源县一带)；在平泉州的，则分杀宁城、八里罕一带。

一时间，暴动军所到之处，“将蒙古不论老幼，尽行杀害,并将阖旗房屋及庙宇尽行放火烧毁”，各地“所有蒙古村落、喇嘛庙、天主教堂焚烧无余”。

屠杀范围遍及热河，而过程的残忍也让人咋舌，例如在喀喇沁旗老河西山咀子村，“合村所有蒙古两千余口，皆被杀尽，有铡刀铡者，有牵到石槽砍之者，厥后数十石槽皆满人血。贼众每杀一人，抛在一旁，再燃高粱秸一束，绑其尸上。而其妇女尤惨，既经奸淫，复于私处以刀割之。其幼孩则挑在枪头，令其挣扎为乐。时值严寒，妇女尸身仰卧伸腿，冻作不堪之形，言之痛心。”而在事后访问内蒙古的俄国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他的《蒙古与蒙古人》一书中，也记载了其访问当地人时得到的故事：“北部地方的匪帮首领李国珍在敖汉王的王府里吃饭时，叫一个台吉的妻子来伺候。这个女人有着身孕，引起了正在大吃大喝的这帮人的注意。李国珍和一个谈话的人对这个女人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发生了争论，他们打了赌。为了立即见分晓，他们剖开这个可怜的女人的肚子，取出了腹中的胎儿。另外一个怀孕的妇女被他们烧了煤油以后活活烧死”。

无论是轻松击败蒙古旗兵还是尽情屠戮蒙古百姓，都不可能让暴动军获得最后的胜利，因为他们的口号是“扫胡灭清”，终极目标是大清朝廷。他们的起事已经让“京师为之震动”，而清廷已经派出自己赖以平灭太平天国，对抗侵越法军的部队来对付他们了。

在起事后的第六天，清廷便命直隶总督李鸿章统筹全局，布置剿扑事宜。而李鸿章则立即派出各支部队挺进热河。其中作为主力的有两位将领，一位是时任直隶提督，日后在甲午战争中以逃跑闻名的叶志超，另一位是时任统领芦台练军各营记名提督，日后在辛丑国变中成为殉国英雄的聂士成。

清末克什克腾旗（在今赤峰）的蒙古人

（三）

叶志超和聂士成，无论日后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如何，但在此时，却都是难得的骁将。叶志超早年追随淮军名将刘铭传，作战英勇，能受伤后“仍奋击”，因此屡屡升迁，从士兵升到总兵，并被赐号“额图浑巴图鲁”。而聂士成则是淮军大将袁甲三的旧部，以勇武著称，曾赴台参加过抗法之战，被赐号“力勇巴图鲁”。

虽然两位将领都是有着巴图鲁的尊号，但他们率领的部队却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此时距平灭太平军、捻军已经有近三十年，距抗法之战也有近十年了。淮军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锐气，“散漫无纪”之类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也没有如后来的北洋新军一般进行彻底的近代化军事改革。要对付被信仰、仇恨和一连串胜利鼓舞而士气正盛的暴动军，似乎并不容易。

可双方一接战，却全是一面倒的局面——暴动军毫无还手之力。

十月十八日，叶志超所部攻打建昌县的暴动军，兵锋所过之处，先是“聚歼五百余名，骡马百余匹”，然后又彻底击溃暴动军主力，“即坠崖跌死者三百余名，遍野横尸，血污满地，生擒数十名”，自封为“平清王”的傅连信仅以身免，逃亡哈尔滨。

叶志超

十月二十日，官军在八角山地方击败暴动军，击毙暴动军“二百余名，生擒十数名，其余逃窜”。

十月二十二日，暴动军聚集两千多人，列队迎敌，但在官军进攻下“大败奔窜”，战死者“四十多名，生擒首匪郭万昌等二十九名，烧死百余名，夺获旗械甚多”。

十月二十四日，暴动军“聚约一千四百多人，各持器械迎拒”，被再次击溃。

十月二十九日，官军围攻榆树林子，“血战两小时之久”，暴动军惨败，仅被击毙的大头领，就有“伪王李妖师、伪领兵侯孙惠、杨升、张惠、王永元等五名”。

十一月十五日，官军进抵翁牛特旗，暴动军大头领梁贵成聚众在北大寺负隅抵抗，“该处北大寺重垣高厚，十分坚固”。而在官军的进攻下，“枪炮外出，官军以车代梯，奋勇齐上，立将寺院攻破，又击毙多名，生擒梁贵成父子二人及伙党，夺获大炮四尊，抬炮十五轩，鸟枪刀矛器械五百余件，贼马二百余匹”。

十一月十三日，聂士成所部攻陷暴动军大本营“开国府”。

聂士成

十一月十六日，官军乘胜进击，在那林沟遭遇暴动军将帅张双、副帅周宽所部，双方交战。暴动军将帅张双、副帅周宽相继阵亡，所部战死五百余人。而各地暴动军闻讯前来增援，又被官军“共毙贼六百多名，夺获枪炮刀矛不计其数，贼马二百余匹”。

在此之后，“扫北武圣人”李国珍率部前来救援，但伤亡惨重，在撤退过程中又遭到官军截击，李国珍“右胁已受洋枪重伤”，无力逃走，被俘杀。而“开国府总大教师”杨悦春在听闻李国珍兵败后，便“逃赴色力虎金厂沟山洞之内潜藏”，聂士成下令严加缉拿，“将金厂沟土山四面围严，按洞搜查，经官兵等在洞内将逆首杨悦春父子叔侄六名一并擒获”。

从起事到被弭平，“金丹道暴动”仅坚持了一个月。

之所以败得如此之速，并不是暴动军不够勇敢，日后官军的汇报中，暴动军的表现都是“势甚猖獗”、“抵死抗拒”、“势甚凶悍”。而其败亡之因，是战法与日后的义和团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坚信，只要烧符、念咒、吃金丹便可刀枪不入，在作战时，常常有如同戏台上的表现：

“他们为了‘恐吓’官军，上阵时脸上抹着油烟，鼻子上涂着墨，还贴上红线做的胡须，总之，看上去就象‘凶神恶煞’。他们去打仗时，口中总是念着咒，不时地把他们的法师们抬起来，而法师们则伸出手保护他们打仗。”

“有一个首魁名叫魏老道的，平日以妖术出名，他给他的部下一种符咒，据说可以保命不死。每天早晨，要他们吞服能使人增添勇气的具有魔力的丸药。在他们的旗帜上写有‘兴大明’，‘灭大清’和‘荣华富贵在人’等字样。”

“在作战期间，石明坤将他的女徒弟张美荣、赵美荣两个人的头发散开，并且在她们的头顶贴了一道符，教给她们一个咒语，叫她俩右手持七星封，左手持羽扇，站在府门东南方，嘱咐她们：‘站到我们回来，要闭上眼睛，一边念咒一边用扇子扇，不许中断。’说完后七个道人手持兵器，迈着小方步子向前走去，在他们的后边有二百人紧紧跟随。”

这样的战法，对付人数少且不懂作战章法的蒙古旗兵尚可，但面对配备有大口径毛瑟步枪、哈奇开斯步枪、加特林机枪和克虏伯火炮，并有着实际作战经验的淮军时，能够坚持一个月，已经是奇迹了。

暴动平息了，但热河的乱局仍在持续，因为新一轮的屠杀又开始了。

在暴动期间，蒙民遭到了残酷的屠戮，而官军到来后，劫后余生的人们又开始了疯狂报复，“蒙民于贼匪剿平之处声言搜拿余匪，残杀老幼客民甚多”。一些人尾随官兵，“到处搜括学好亲族，指为叛逆，遭杀戮倾家败产者不计其数”。甚至有地方“周围二、三十里内汉人，多有被抢、被剿者，甚有合家满门咸被杀尽者”。而一些暴徒趁机抢劫财物，无所不为，闯入村庄“抢夺器具，少有理论，即以匪党问罪”，以至于“所有使用物件，除焚毁者外，一净如洗。”

这样的报复让一向军纪不好的淮军将领都无法坐视，叶志超上书清廷，要求对这种报复行为“请饬禁止”。清廷也随之下令：“倘有私行仇杀，无论蒙民，均按军法从事”。并在凌迟处死杨悦春父子等几名金丹道首脑后，发布了对金丹道徒众的赦令，表示凡属“被胁之民，经乡社保释及自行解散回家各安生业者，皆属情有可原”，“既往不咎”，以此希望能够“务修和睦，以期久远相安”。

终于，报复停止了，热河在付出了死亡十余万人，三十余万人沦为难民的代价后，恢复了平静。

但“以期久远相安”却是不现实的幻想。

国钧的《蒙古纪闻》写出了在大乱之后，热河地区民间的暗流：“自此以后，直至民国初年，或谓汉人预备杀蒙古，或蒙古筹划杀汉人，互相勾牵之词时闻于耳矣。”很自然的，这暗流催生了分离与独立的结果。时任卓素图盟喀喇沁右翼旗梅勒章京的海山，在金丹道暴动后，“因犯案逃赴外洋”，而所谓“犯案”，便是从事了对金丹道教民的报复行动。之后，他在哈尔滨编辑《蒙古新闻》，鼓吹蒙古独立。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更是前往外蒙古，成为外蒙古筹划独立的核心人物，在1911年促成了外蒙古第一次独立运动。而内蒙古东部各旗王公，如喀喇沁右翼旗郡王贡桑诺尔布、科尔沁左翼前旗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右翼旗郡王扎噶尔这些在金丹道暴动之时还是少年，而在暴动之后继任王位的年轻人，被这场暴动所刺激，痛感蒙旗的衰弱不振，在自己的领地内实行近代化改革，并成为日后内蒙古蒙旗响应外蒙古独立的主力。

不过，这一切，大清朝廷并没有再投注过多的精力，这场类似于天平天国，类似于义和团，也类似于陕甘回乱的动乱很快被抛诸脑后，成为了尘封的档案。三年后，中日甲午之战爆发，日本强势崛起，并通过随后的日俄战争划定了双方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其中“北满”、“外蒙古”归俄国，“南满”、“朝鲜”属日本。

俄日两国开始纵横捭阖，外蒙古独立建国、内蒙古蒙旗独立风潮、呼伦贝尔自治等等事件迭次爆发，从此再无宁日。而考察这些事件的背景，光绪十七年的那场血腥的暴动一直在隐隐起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