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是否会重返中世纪的禁欲年代？_风闻

撰文 | 【英】奈杰尔·克利夫

翻译 | 陆大鹏

西方的道德标准有时会让西方人和非西方人都摸不着头脑。一方面，我们大规模生产物化女性并且时常侮辱女性的色情产品。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网络上发动了#MeToo（我也是）运动。该运动在最初几周就迫使数十位地位显赫的男子辞职，其罪名从强奸一直到暧昧地轻拍女人的膝盖。

色情业是西方尊崇自由的产物，女性主义则是西方追求平等的结果。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选择的自由（既有经济方面的选择，也有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横扫千军，赢得主导地位。然而社会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平等往往要求遏制一个群体以保护另一个群体的利益，如今平等的理念卷土重来。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身败名裂之后社会各界的义愤浪潮如此激烈，平等的时代显然已经降临。道德气候几乎一夜之间发生剧变，西方社会是否会重返更为禁欲保守的年代？下一代人会成为新的维多利亚时代假正经吗？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我们很多人都还在疲于奔命地追踪事态发展。从10月5日开始，《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报道说有十几位女性指控温斯坦性骚扰、暴力侵犯和强奸。随后还有数十名女性提出了类似的指控。温斯坦很快被他自己的制片公司解雇，被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British Academ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s）除名，被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驱逐，妻子与他离婚，他还成为多起罪案调查的对象。

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温斯坦

这么多丑事如同决堤的洪水，在这么短时间内接二连三地曝光，很快量变转化为质变。这种现象已经被称为温斯坦效应。几周内，主要是在那些职业生活与社交生活的界线较为模糊的行业，比如娱乐业、媒体业、餐饮业、学术界和政界，数十名有权有势的男子成为唾骂的对象。这股浪潮还迅速传播至国外，甚至到了那些女人为了得到美差而被潜规则是理所当然事情的国家。意大利网民用的主题标签是意味深长的#QuellaVoltaChe（在那个时候），法国人用的是接地气而辛辣的#BalanceTonPorc（谴责你的猪）。

在英国，揭露性侵者的浪潮已经迫使多人辞职（包括国防大臣），开启了多项调查，并且导致一人自杀的悲剧。这种道德清算影响到了我们所有人，让我们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一番检讨。这事也让我最近才认识到，在我的一生里，男女平等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70和80年代，我成长的岁月里，英国电影的主流是詹姆斯·邦德和“请继续”（Carry On）系列。表面上看，这两个系列简直没有任何共同点。詹姆斯·邦德系列描绘的是一个幻想版本的英国绅士，他自恋地相信自己高雅的口音和萨维尔街高档男装足以让女人们为他融化。“请继续”系列讲的是一连串流口水的老色狼，他们对妙龄大胸女穷追不舍，同时兴奋地啧啧赞叹：“哇哇哇！老天，美女呀！”但最后老色狼们都被他们百般警惕且粗壮的老婆收拾得服服帖帖。但在两个电影系列里，女人都是供男人享用的尤物，或者至少男人是这样幻想的。

上述的两个电影系列都在英国文化里有很深的根源：贵族天经地义的特权，以及工人阶级低端戏院的传统，后者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那些描写荷尔蒙爆棚的骑士和风骚娘们的喜剧。但邦德系列最终向更为现代的方向演化，而“请继续”系列除了滨海风景明信片风格的泼辣之外就空洞无物了，所以（除了一次黯淡的复苏之外）在70年代末寿终正寝，也无人为它哀悼。

这种黄色幽默的最终末日，是播放时间很久的《本尼·希尔秀》（Benny Hill Show）于1989年被砍。这个系列剧讲的是一个小丑般的登徒子，喜欢对年轻女子抛媚眼，会巧合地脱去女子的衣服。这是英国出口到海外的最成功的喜剧，但在国内被认为是令人尴尬的东西。它被从英国放逐之后，在海外仍然能广泛地播放。旅行的时候看到这部剧，让人感觉仿佛在透过一扇窗户去看一个已经消逝的世界。英国当前最成功的出口影视作品之一“小猪佩奇”也变得同样臭名昭著，因为它向学前儿童介绍了“迷之自信”的男性角色和不得不为男人制造的麻烦收拾残局的女性角色，特别是多才多艺的兔子小姐。

和通常的情况一样，美国的大都市是性革命的先行者，也是最激进的。休·赫夫纳在温斯坦丑闻爆发仅仅一周前去世。他的死让我想到，《花花公子》这位创始人的一生经历了多大的变化。赫夫纳的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个穿粗花呢西装、抽烟斗的知识分子。在《花花公子》的创刊号（玛丽莲·梦露是折叠插页上的美人）里，他设想的生活很像詹姆斯·邦德的生活，但不需要做拯救世界那样麻烦的事情。“我们喜欢调好鸡尾酒，备好一两道开胃小食，用留声机播放一点酝酿气氛的音乐，然后邀请一位女性朋友来安安静静地聊一聊毕加索、尼采、爵士乐和性爱。”

赫夫纳打赢了文化战争的第一轮，社会层面的自由意志主义成为美国的新宗教。在仰慕他的人看来，他是假正经的死敌，他驱散了自冷战开始以来如冬雪般降临的压抑与不宽容。在当时的好莱坞电影里，即便是已婚夫妇也要分床睡，而赫夫纳让性爱变得“再次伟大”。但要想消灭旧时的束缚，就要付出代价。70年代给了我们一些美好的音乐、电影和时尚，但也造成了吸毒泛滥、离婚率飙升和放任自由的性观念，正是这种观念造成了近期那些性侵儿童丑闻。

《花花公子》为《阁楼》（Penthouse）和《皮条客》（Hustler）杂志铺平了道路，它们代表的就是《不羁夜》（Boogie Nights）描绘的好莱坞色情电影产业的厚颜无耻和电视剧《堕落街传奇》（The Deuce）描绘的纽约时代广场的那种道德沦丧。到80年代，《花花公子》的全盛期已经是往事了，它的度假胜地、赌场、夜总会和丰满的兔女郎已经显得俗气而过时。赫夫纳在去世很久以前就变成了穿丝绸睡衣的大佬，若不是他剥削了那些渴望一炮走红的年轻女性的话，他倒是个搞笑的人物。

自由主义在进步，而女性主义者在崛起。第二波女性主义恰逢性革命，但这二者始终同床异梦。80年代，性解放女性主义者（sex-positive feminist）和反色情女性主义者（anti-pornography feminist）之间爆发了战争，前者的目标是消除女性性意识蒙受的污名，主张性自由；后者认为，不端性行为在父权社会不可避免，应当扫清不端性行为。在道德方面比较严峻的反色情女性主义最后取得胜利，所以像麦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参议员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从温斯坦效应里损失最大。他那样的自由派宣称支持女性主义和男女平等，但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哈维·温斯坦自己就是个货真价实的自由派。他制作的面向知识分子群体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包括《莎翁情史》《英国病人》和《国王的演讲》，他也向自由派事业大量献金。但他没有毫无保留地道歉，反而哀怨地说自己是在60和70年代长大成人的。他试图将自己的丑行归咎于那个年代的性自由观念，仿佛这几十年来社会没有任何进步。凯文·史派西也是自由派的标志性人物，他受到性侵指控时表现出了同样的麻木不仁，居然借机出柜，仿佛出柜了就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最新一部电影上映的几周前，制片方不得不花费昂贵代价将他的戏份从电影里删掉。在2017年，老自由派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在性道德方面，时代已经变了。

好莱坞男星凯文·史派西

老保守派们还没有面对现实，尤其是白宫里的那个男人。无论是他一年到头的古铜色皮肤还是向后梳以掩盖秃顶的金发，无论他的自恋还是直男癌，特朗普简直完完全全是70年代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的拥有者，有人在“走近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节目摄制期间录下了他吹嘘自己可以性侵女性而不必害怕法律制裁。特朗普至今仍然受到十几名女性的性侵指控。特朗普派驻联合国的大使妮基·R. 黑利（Nikki R. Haley）近期提出，应当聆听这些指控者的话。但他还是当选为美国总统，目前道德清算的风暴还没有波及他。

很多人为此而愤怒，正是这种愤怒为Me Too运动提供了燃料。但既然特朗普还在台上，我们很难相信社会真的可以来一场对性罪恶连根拔起的变革。对他的很多支持者来说，这是好事。自由派在文化战争中的胜利让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无所适从。主张同性恋婚姻权利的斗争已经结束了，现在时髦的是变性人权益。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原因有好几个。有一个原因是，他是剩下的唯一一个能让选民对主要政党出口恶气的候选人。另一个原因是，沿海城市之外的很多美国白人男性和女性都感到自己受到了统治集团的鄙视。借用希拉里·克林顿那句令人难忘的话，在统治集团眼里，这些人只不过是“一群可怜虫”而已。

“政治家的私人生活是他的私事，对他履行政治职责的能力没有影响”这种观念一般是和性开放的法国联系在一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种观念如今居然和美国共和党联系到一起了。直到前不久还是道德多数派脊梁柱的新教徒，为了在最高法院维持保守派的多数席位，居然不惜去全力支持一个结过三次婚并且自己承认是性侵者的人。人们在选择雇主或者配偶的时候，在选择聆听哪一位教会人士的时候，当然会考虑这些人的道德品质。难道在选择全民人格榜样的时候，就可以无视他的道德品质吗？

虔诚的教徒选民优先考虑政策而不是道德品质，所以他们的运动其实很虚伪。来自极端保守的亚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候选人罗伊·S. 摩尔（Roy S. Moore）在选举中落败，说明选民对伤风败俗的容忍度也是有界限的。有人指控摩尔在商场里勾搭少女，据说他三十多岁的时候还猥亵过一名少女，所以有些共和党人拒绝接受他。但特朗普总统敞开胸怀拥抱他。不过摩尔的得票率仅仅差了1.5%，这说明差不多有一半选民愿意投票给这样一个被亚拉巴马州当前的共和党参议员认定不合适的人。

在极端两极化的社会，社交媒体只不过是党派之间的“回音室”（意思是人只能听得见与自己意见相同的声音），而社会道德规范比以往更加难以捉摸。表达Me Too的女性数量之多令人震惊，这说明我们急需新的性道德规范。问题在于，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以及变革究竟会多么深刻。

女演员是特别有趣的人。她们承载着我们的梦想，而我们将她们的私生活撕得粉碎。数百年来，女演员都是性幻想和性行为的对象，而演艺圈里的陪睡已经成为现代传说的一部分。这是可憎的丑行，必须停止。如果演艺圈里新人为了获得好的角色就必须成为有权有势男人的猎物，那么什么样的父母会愿意让自己的女儿选择演艺生涯？

但成功的女演员有自己的平台去发声，而绝大多数女性没有这样的机会。在很多行业，不端性行为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性侵者不会被揭露，也不会受惩罚；受害者带着羞耻独自受折磨，害怕被定义为惹是生非之徒，害怕丢掉工作。《时代》杂志今年选择的“年度人物”里特意包括了一位酒店女清洁工、一位医院女护工和一位摘草莓的移民女工。即便如此，为了吸引读者的兴趣，受报道和关注最多的还是著名的女演员和女歌手。

每一场革命都从愤怒发端，然后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要让Me Too运动成为一个转折点，整个社会必须从底层到上层都达成新的共识。我们需要探讨，我们想要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性伦理在这样的社会里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我们需要严肃对待男性享有特权的侵略成性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里，男性从青春期开始就享有特权，并且把女性视为猎物，从而巩固了男性的主宰地位。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智地划定工作场合的界线，不要矫枉过正，不要把每一个友好姿态、每一个不雅笑话或社交场合的笨拙表现都视为犯罪。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不能对罪行视而不见。

我们需要的社会应当在权利与义务、自由和平等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我们需要找到联结我们所有人的纽带，而不是妨碍我们表达个性的镣铐。我们需要坚守性革命的积极一面——它让数百万人有了独立自主生活的权利——同时也要应对性革命带来的危险。

性别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但Me Too运动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和机遇。身份政治给社会造成了很多分歧，这样的时代，Me Too运动呼吁我们认知我们基本的人性。它要求我们超脱自己的身份和派系，超越社交媒体的噪音，重新发现那些宝贵的价值观。没有这样价值观，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繁荣：正直、荣誉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