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之力 白手起家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航天科工”

1956年，对那一代科技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

年初，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这样的真诚和信任感染着每一位科技工作者。

这一年的除夕夜，中国人第一次用联欢会的方式庆祝春节。回到祖国才3个月的钱学森以空气动力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是44岁的钱学森在新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新春佳节。

当时人们不知道的是，一项神秘而伟大的事业正在酝酿之中。

搜罗“最高级人员”

1955年10月8日，经过中国政府的营救和艰苦斗争，钱学森终于冲破藩篱，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

那时，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钱学森来说，他感觉到中国的一切都是新的、充满希望的。钱学森曾回忆说，他第一次受到毛主席接见时，毛主席说得最多的就是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希望他多多培养年轻人。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人员时与钱学森亲切交谈。

同年11月，钱学森踏上了考察东北的行程。这其中发生的一段插曲，不仅改变了钱学森的事业轨迹，也为新中国的导弹事业按下了开启键。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当时是一所神秘的大学，中共中央调集各方力量和资源创办了这所特殊的院校。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在时任院长陈赓大将的陪同下，钱学森回国后第一次对新中国军事院校的教学、科研情况有了直接了解。

在这里，他不仅见到了罗时钧和庄逢甘两位老朋友，意外地见到了老同学梁守槃，还认识了一位沉稳且与他经历相似的年轻人，这个人就是时任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副主任的任新民。这四人都出现在钱学森后来草拟的“最高级人员”名单中。

“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

“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好！钱先生，我就要您这句话！”

这段陈赓与钱学森在欢迎晚宴上的对话，后来广为流传。“就这一句话，决定了我父亲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刚曾说。

钱学森面临着当年陈赓大将筹建哈军工时一样的处境，那就是从零开始。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和建议下，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中央呈递《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实施步骤，其中几乎以一半的篇幅勾画了研制队伍建设的设想。

“问题是如何从约15个高级干部和50个年轻干部的人力中，以最迅速的方法，建立起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三部分：研究、设计和生产。”钱学森分析道。

作为《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成员，陈大亚和刘登锐等老同志依旧步履不停地进行着各项研究。谈起老五院成立初期的人才建设，刘登锐说：“钱老在《意见书》中列出的‘最高级人员’名单里，有他在美国时候的学生，也有他归国后见到的一些著名科学家，还有在东北考察时‘看上’的精英，都是他根据研制导弹火箭需要的专业挑出来的。”

空气动力、航空结构、发动机、控制……可以看出，《意见书》里搜罗了当时国家在这些领域的佼佼者。

与此同时，钱学森还参与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作为一名火箭技术专家主持，他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三十七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的起草工作。

在钱学森的推动下，新中国把一批尖端科研领域锁定在世界最前沿。当时参与规划制定的一些科学家，如梁思礼、黄纬禄、郝复俭、吴展、张履谦等，后来也先后走进老五院。

从全国各地汇聚老五院

1956年9月，北京前门火车站接来了一批批从全国各地毕业的大学生，其中有100多名大学生被送到了位于北京西郊车道沟附近的一座医院里。

1956年，科研人员就是坐着这样的“大班车”被接到了即将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最初的办公生活地点。

“我们一行5人下了火车，坐上了筹备组派来的两辆三轮车。车夫蹬了1个多小时才把我们送到466医院。”86岁的航天老专家陈奇妙对当年的事情记忆犹新。

同年8月20日，北京军区空军466医院、华北军区106疗养院和军委124疗养院刚刚经过中央军委批准，成为即将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最初的办公生活地点。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旧址（原华北军区106疗养院）

一路上，第一次来北京的陈奇妙并没太关注周围的景象，只想早点看看自己要去的到底是个什么单位。“9月初我们报到时人还不多，当时医院的人还没完全撤走，以为我们是新来的‘高级病号’，照顾得很周到。”刚毕业的陈奇妙显然没有受到过这么好的待遇。

就在大学生们陆续报到的时候，老五院最初的骨干技术队伍张罗得却并不顺利。为了能从全国各地调集导弹研究需要的人才，周恩来总理给了钱学森“尚方宝剑”——只要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需要的技术专家和党政干部，都可以从工业部门、高校和军队中抽调。

但在当时，从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三座门”（军委办公地）内的那次会议便能略知一二。

这次会议召集了国务院有关部委、中国科学院、军队、高校等33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出席者都明白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事关重大，但毕竟他们也都面临着事业发展初期的艰巨任务，许多人面露难色。

“军队将尽一切力量大力支持。调哈军工5名教授，照给，还可以增加1名。”陈赓大将先发话，答应得很爽快，哈军工也成为老五院业务骨干的第一供应大户。在“大将风范”的感召之下，其他单位也纷纷表示会想办法解决。

这次坦诚的协商也间接反映出中国导弹研究事业起步时，人才的匮乏是最大的困难和问题。

关于“人”这件事，钱学森很着急。这一年7月底，他从苏联访问回来后得知，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抽调工作进展不大。“研制导弹究竟还搞不搞，要搞就应该很快着手，有多少人干多少事，不能再拖延下去。”钱学森着急地对时任国防部五局局长钟夫翔说。

于是，有了后来3份关于调人的报告。在第二份报告中，钟夫翔、钱学森附上了拟调的42位技术干部名单。屠守锷、谢光选、徐兰如、李乃暨、吴德雨等专家都在名单里。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干脆直接给各单位打电话“要人”。就这样，老五院第一批高级专家和中高级技术骨干很快得到落实。

钱学森在《意见书》中曾估算了需要的总人数：“到1967年，共有工厂技术人员2400人，设计院技术人员5700人。”由于党和国家的重视，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分配到航天部门的大、中专以上毕业生，远远超过了《意见书》中建议的数目。

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张守信当年在老五院一直负责干部工作。“1960年是老五院大发展的一年，光是大学生就分来了4000人。”他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委指定组织部长亲自负责人员挑选审查，迅速调齐。

“到全国去选人的时候各省市都非常重视、大力支持，大家一听是去国防部五院，都特别高兴，愿意来。”张守信说。

那时候，张守信还负责接来了一批留学归国的人才，“他们全都穿着呢子军装、佩戴军衔，非常精神。”这批从苏联回来的带军衔的留学生中，包括了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李伯勇、孙家栋、于龙淮和孙敬良等。

正是最大限度地从全国调动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优秀人才，老五院才得以蹒跚起步。任新民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一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如果没有全国各部门的大力协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奋斗，我们的航天事业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

那些年 我们听钱老讲课

“在座的各位，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元勋啦！”1956年10月8日，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聂荣臻元帅对着现场的近200人说，“现在人数虽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台下的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有的人甚至眼含热泪。

1956年10月8日，聂荣臻来到北京西郊原解放军第466医院的小礼堂，宣布国防部五院成立。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7周年之际，由钱学森率领的最早一批中国航天人，从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白手起家。这时，距离他提交《意见书》仅仅过去8个月。

简单而高效的成立仪式后，钱学森走上讲台，为老五院的航天“创业者”启蒙讲授《导弹概论》。这些被聂帅称为“中国导弹元勋”的年轻科研人员中，绝大多数连一枚真正的导弹都没有见过。

钱学森为年轻的科研人员授课

“搞导弹不是靠一两个科学家，要靠一大批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锻炼的年轻队伍，所以我来给你们上课。”为了尽快把这批人“拔”起来，钱学森倾尽所能。能够为祖国培养自己的人才，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

回国后最初两年，钱学森已经给不少人讲过“导弹”。在哈军工，他为教授们做学术报告；在总政排演场，他为校官以上的部队领导干部讲述火箭、导弹知识；在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他为学生们介绍美苏等国空气动力学的发展情况，并讲解火箭、导弹发展现状。

“钱老每次讲课的内容都是有针对性的，能够让不同的人都能听懂。刚开始并没有完整的讲稿，后来根据上课内容整理了一份，油印了几本。”刘登锐说。

钱学森撰写《导弹概论》的手稿复制件

“钱老的课听起来特别来劲！”今年已经85岁的航天老专家陆寿茂说，“听钱老的课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他语言清晰、思维严密，讲起课来深入浅出，听着是种享受。别看他在美国待了20年，讲课从头到尾全是汉语，有的英文单词译文他拿不准，还要和底下的人讨论确定。”

也是在钱老的课堂上，陈奇妙终于知道了自己要搞的导弹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听课都特别认真，生怕漏掉一个公式、一个概念。他讲课不快不慢，我们边听边记，跟着他的思路走。导弹这么深奥的东西，钱老却能讲得生动形象、通俗易懂。”

由于保密原因，每次上完课后笔记本都会被统一收起来保管，为了能够尽快了解导弹的相关知识，陈奇妙跑到书店买了一本俄文版的《导弹概论》来“开小灶”，“笔记被收走下课想复习都没办法，还好我有点俄文基础呢！”他笑着说。

从飞航式导弹讲到弹道式导弹，从发动机原理讲到工程控制，从总体讲到系统，钱老在台上娓娓道来，为底下听课的学员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钱老教导我们一定要学会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按照规律办事。他还特别注重传授科学的思维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思想和系统思想这两条，陆寿茂印象深刻。

为了能够根据整体任务需求做好科技人员的选调工作，张守信也一节不落地去听课。他到现在还记得钱老讲课总共分导弹原理、推进系统、空气动力和结构、制导等4讲。

当时听课的人不仅有专家和大学生，还有一些行政人员。听完课大家都觉得，钱院长能把复杂的尖端技术问题讲得让外行人听了不觉得晦涩难懂，让专家教授们听了也不感到肤浅平淡。

另外，钱学森还亲自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自动控制、电子线路、计算机等有关专业的授课计划，专家教授们齐上阵：梁守槃讲火箭发动机，庄逢甘讲空气动力学，史超礼讲航空概论，朱正讲制导。

从1956年至1961年，钱学森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各种场合讲述“导弹概论”“星际航行概论”等课程上百次。那段时间来到老五院和中科大力学系的学生，大都有幸受到过钱老的面授“真传”。

后记

 “假如没有热爱,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如今，当新中国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年轻一代的航天人正沿着老一辈航天人的脚步，以国为重、前赴后继，就像他们创建这份事业时所秉承的信仰和追逐的梦想一样，不忘来时的路，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参考资料

涂元季、莹莹，《钱学森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出版；

《天魂》编委会，《天魂·航天精神纪事》，宇航出版社，2012年出版；

石磊、王春河，《大科学家钱学森的小故事》，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