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级工程背后的人才战略_风闻

本文转自：公众号“乱翻书”

大国超级工程的背后，都有大规模的人才战略推动，人才战略带来技术突破，技术突破再形成一个行业的黄金时代。

四月份乱翻书发过一篇梳理中国科研人才战略的文章，《1955-2019：从钱学森之问到AI突围》：

钱学森跟“两弹计划“、”581计划“；

施一公们与”千人计划“；

陈立杰、ACM班和姚班对应的“珠峰计划”。

写的是前人如何栽树后人怎样乘凉，以及个人命运与历史行程的关系。1955年是钱学森归国那一年，1999年李彦宏们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国庆阅兵然后25人全部回国创业，这一次次的海归精英大批发是如何发生的。

今天再看觉得挺应景的。但尝试了几次发现文章已经无法再次编辑发布或是转载了，所以就把删减结构和原文链接放在这里。

（一）人才战争

1936年钱学森来到冯·卡门旗下，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卡门最欣赏的学生，逐渐从学生成为助手，再到后来成为空气动力领域密切的合作者，共同发表了被学界称为”钱-卡门公式的“压力修正公式。

冯·卡门正是受到纳粹影响赴美的犹太裔科学家，赴美后在加州理工开创了空气动力学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同时盯上了德国的火箭、原子能等应用技术人才。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断然否决了朱可夫进军柏林的建议，要求改变进军路线，希望先将德国导弹研究基地佩明内德收入囊中。

美国也不甘示弱，派出了冯·卡门和钱学森为代表的美国顶级导弹专家组成调查组飞赴德国，调研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情况。在罗斯福总统的批准下，引进德国专家的“曲别针计划(Operation Paperclip)”落地实施，搜寻、拘禁德国科学家的速度开始加快，并暗中同V-2导弹研发的核心人物冯·布劳恩建立了联系。

1945年2月，冯·布劳恩率设计团队525人和积累13年的导弹研究重要研究资料投奔美占区，美军将能带走的设备运往美国，不能带走的就地捣毁。5月27日，苏军到来后失望的发现满地的垃圾，斯大林得知消息后极度失望、大发雷霆：“是我们击败了纳粹，占领了柏林和佩内明德，但是美国人确在这里带走了德国火箭专家，还有什么比这更丢脸和不可饶恕的？”

此时的钱学森领了美国空军上校的军衔，在德国亲自参与询问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视察了隐蔽在松林中绝密的戈林空气动力学研究所和其他地方的风洞并撰写报告，还同导师冯·卡门一同审问了空气动力学的祖师爷路德维希·普朗特。

左起：普朗特、钱学森和冯·卡门

战争结束后，美国“曲别针”人才输入计划共引入642名德国专家。不同于犹太知识难民在基础科学研究的聚焦，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在应用科学上的专注，有效补充了前辈们在科研领域中的缺失部分，也填补了美国的空白。冯·布劳恩后来在美国发明了“土星”系列运载火箭，在阿波罗计划中送了12个人踏足月球。

美国是移民国家，通过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吸引着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但在二战期间美国的人才供给链被切断。一方面，二战的隆隆炮火使持续百年的移民潮跌至谷底，是1820年以来美国外来移民的最少的时期。另一方面，美军人数的暴涨26倍，严重消耗了大学入学生源。

针对“人才赤字”问题，美国政府开始加快人才培养：

颁布《1944军人权利法》，为退伍军人提供大学教育，先后有400万退伍军人完成本科或研究生教育；

设立奖学金制度，吸引大学生学习理工科专业，“把国家安全与物理学家的培养等同起来”，理工科专业毕业人数达到新高；

艾森豪威尔政府推动国会颁布《1958年国防教育法》，明确了国防和教育的关系，将教育确立为国防重点，大量资金流入美国高等院校，高校规模迅速扩充。

受益于德国人才的涌入以及战后人才短缺的问题，美国在1952年通过调整移民法建立“双轨制”人才吸引制度：

永久移民：每年限额，第一优先原则是限额的50%用于吸引外来人才，其他三项原则中规定另外50%用于美国公民和合法外侨与其外籍亲属团聚。申请第一优先原则者，必须“受过高等教育、有技术培训的经历、专业化经验或特殊才能，其服务为美国之亟需”；

非移民签证：设立临时劳工（H类签证）计划，其中H-1签证发放给有突出才能的专业技术人士，H-2发放给美国短缺的熟练和非熟练劳工，H-3签证发放给到美国接收技术培训的外籍劳工。

吸引外来人才成为美国移民政策的战略目标，而以H签证为标志的临时科技劳工计划“短平快”，政府可以根据经济和政治形势增减人数，无数工程师趋之若鹜的H-1B签证从此发端。

至此，美国形成了内部基于高等院校的教育和科研的培养体系，外部建立双轨制人才吸引结构。形成了完善人才体系的美国，对围绕冷战爆发的人才战争做好了充足的制度准备。

……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抵达深圳罗湖桥，一同回归的还有核物理学家李正武、孙湘教授一家。在这之前，1424名在海外学习、工作的华人归国，他们成为这个古老又年轻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届172名院士中，有158名为归国人才，在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和基础科研体系搭建工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钱学森自此投身我国“两弹”的研发，两弹的内涵也从一开始的导弹和原子弹，变成了后来的原子弹和氢弹。1957年10月，苏联发射首颗卫星后，钱学森又先后领导了中国卫星的“581计划”、“651计划”。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核讹诈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

（二）人才强国和人才引进计划

1966-1977年，中国的人才体制崩溃，高考停滞10年。1977年，刚刚复出的总设计师主持座谈，做出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570万名考生走进高考考场，27万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在有留法经历的总设计师的大力支持下，留学制度开始恢复，1978年首批52名公费留学生派遣出国，1981年自费留学的大门也正式打开，首届托福考试在大陆举办。“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方针被定下，第二年自费留学的人数便突破10万人。总设计师指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86年，清华的张朝阳考取李政道奖学金，从700名尖子生中脱颖而出，成为100个被选中的幸运儿之一，同年阎焱、熊晓鸽、张亚勤去了美国。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国，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盘子。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火爆全国：“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北京人在纽约》海报

这一时期的中国，高层次科研人才规模不足且年龄失衡，1992年中科院研究院平均年龄为53岁，全国56岁以上的高校教授占比达到了惊人的80%，亟需新鲜血液的补充。中科院、人事和教育部委先后牵头了“国家杰青基金”“百千万工程”和“长江学者”计划，然而基础环境的匮乏，调动力量和成果十分有限。“长江学者满足门槛的候选人都不到10个，跟海外大学一个教职上百人抢的对比非常明显。”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人才流失的问题更加突出。从2000年起，我国留学生的回国数量就逐渐走低，至2004年仅有20.9%留学生选择归国。留学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成为青年人心中的圣地，俞敏洪被比喻成新时代的“摩西”。

1999年10月，作为在美国的华人杰出青年专家，李彦宏应邀回国参加建国50周年国庆观礼，大街小巷的网站广告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此时国外技术一统天下的格局让他感受到了创业的机会。2000年1月1日，百度开始在北大资源宾馆办公。

“历史剧变正在祖国发生”。2007年，已经在西北大学担任终身讲席教授的饶毅回国，经过应聘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他决定“与其在海外批评，不如回中国实践”。

在饶毅的激励下，施一公也辞去普林斯顿终身讲席教授，回到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教：“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回来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30年。”

中国的人才战略进入顶层设计的快车道。

（三）ACM班、姚班和AI突围

2002年3月美国夏威夷，林晨曦带队如愿以偿捧回了ACM总决赛冠军，成为首个赢得冠军的亚洲队伍。他们赢得了最高规格的奖赏，归国的飞机落地时，交大校长谢绳武亲自在机场抱着鲜花迎接他们，林晨曦回忆“当时被吓坏了”。

2002年上海交大获得ACM世界冠军

ACM班和姚班在培养方式上十分相似：

在方向上增强对学生从事计算机研究的引导；

在师资上，突破学校藩篱，大比例引入客座教授授课，谁课讲得好就尽力找谁过来；

大一大二特别强调基础课程，如数学分析、线性代数；

大三以后很早进入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

重视双语教育，姚班的所有课程全部为英语教学；

重视实习和交流，首届ACM班大三集体去微软研究院实习，姚班一半同学有机会出国交流。

随着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等人才计划的实施，优秀的青年人才开始回流，杰出的本科生们能够有机会接触到顶级的研究，拥有顶级的见识。

戴文渊、楼天城、唐文斌、印奇、杨沐…这些占据了世界AI独角兽半壁江山的企业创始人皆出身于ACM班和姚班，而鬲融、陈丹琦、赵爽、周源、贝小辉等人在计算机的前沿科研领域，也开始取得突破和成就，将人类认知的边界向未知的神秘拓展。

2009年，教育、中组、财政等部委组织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又称“珠峰计划”，旨在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探索多种模式培养顶尖人才。ACM班、姚班成为“珠峰计划”的先驱和模范，为后来的变革指明了道路。

“珠峰计划”在高校的落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