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开国大典有哪些值得铭记的细节？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1949年10月1日早上6点，东方已现出橘红色的曙光，历来习惯昼夜颠倒的毛泽东主席即便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仍然不愿改变作息时间，又忙完了一个通宵，披上衣服走出办公室。

此时，他并没有任何睡意，而是点起一支烟，边抽边在院内踱步。昨晚,正在检查天安门上毛主席画像的周恩来，在百忙中多次打电话催毛主席休息。这会儿，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毛主席终于进了卧室。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毛主席即便靠安眠药也无法入睡。

“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在华东华中快速推进并即将在全中国取得胜利之时，中共判断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便计划在北平举办一场开国大典。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成立。在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定都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定都南京；我们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在北平。”

为了保证将开国大典阅兵办成解放军历史上最盛大最庄严的庆典，朱德总司令亲自担任阅兵司令员，代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和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华北军区作战训练处处长唐永健、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明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肖松共同担任副指挥。为了保证阅兵实时指挥效果，杨成武和唐延杰还分别兼任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

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开国庆典阅兵式检阅司令员朱德（右）和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左）检阅了陆、海军部队。此次阅兵式共有19248名官兵，17架飞机，119门火炮，152辆坦克和装甲车，222辆汽车和 2344 匹军马参加

杨成武和唐延杰上任之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在军委直接领导下主持起草包含受阅部队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和受阅前训练等内容的《阅兵典礼方案》。但在此之前，首先要确定阅兵场地。军委经过研究，判断北平周边有两个地点可供选择。

一是西郊机场，这里曾经举行过欢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入北平的入城阅兵式，部分解放军将领认为西郊机场地形开阔，距离北平市区距离远，部队调动方便，且不影响市内交通。但同时，参与开国大典的群众如何进驻机场需要安排专门的交通工具。此外西郊机场缺乏举办代行阅兵式所需的检阅台。而临时建造一座检阅台，工程量浩大，也将耗费一笔不菲的资金。

另一个选择就是天安门广场。这里有雄伟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能够作为最好的检阅台。同时天安门广场位于北平市中心，参加游行的群众进出方便。天安门广场最大的缺点在于，作为阅兵场地显得狭小，阅兵和游行期间必将影响市内交通。负责考察场地的华北军区将西郊机场和天安门广场两个阅兵场地呈报中央，请中央选择。

周恩来经过再三考虑，最后于9月2日郑重写下批示：“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开国第一次一定要搞好

确定阅兵场地之后，杨成武和唐延杰立即着手起草方案。

负责制定方案的杨成武和唐延杰调阅了各方面的阅兵资料，并且走访了在北京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国民党将领以及苏联顾问。刘伯承司令员早先曾在苏联了解过红场阅兵的情况，他对杨成武说，阅兵无非就是一种特定内容的仪礼，一种形式。陈毅则指出，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展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鉴于数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进行作战，如何在阅兵有限的时间空间中展现出解放军的英雄气概，振奋民心士气，如何挑选合适的部队作为解放军的优秀代表，让阅兵指挥部着实费了一番脑筋。

最终军委首长指示，鉴于指挥所工作人员主要从华北军区和京津卫戍区以及有关军兵种中抽调，参加阅兵分列式的部队，也选择距离北京周边的第20兵团和京津卫戍部队；海空军阅兵代表部队则由海空军首长指定抽调。计划调动1.64万官兵参加阅兵，从陆军抽调步兵、骑兵、炮兵和装甲兵各一个师，装甲师需附摩托化步兵、坦克和装甲车各一个团。7月底，受阅部队开始向北平市郊集结，进行阅兵分列式训练。其中包括步兵第199师、炮兵第4师、战车第1师、骑兵第3师、华北军区战车第7团、步兵207师第619团以及海军军校和华东舰队各一个排和空军第1飞行中队，最终10月1日当天官兵共计19248人，飞机17架，火炮119门，坦克和装甲车辆152辆，汽车222台，军马2344匹参加了阅兵式。

在部队展开训练后，亲任阅兵司令员的朱老总亲临北郊炮兵驻地视察。参阅的青年官兵很多没有见过朱德总司令，此时见到本人，都说老总就像部队的老同志，慈祥又不失威严。后来杨成武听炮兵团参谋黄云桥讲，朱总司令坐一辆吉普车到驻地，由于道路崎岖竟然熄火了。周边的指战员立刻一拥而上，连推带抬，竟然让车子重新发动起来。但这个细节却让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军委领导十分重视，专门指示阅兵指挥部要注意阅兵车辆的可靠性问题。

开国大典上，解放军战士迈着雄健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这次参加阅兵的陆军部队主要来自北京周边的第20兵团和京津卫戍部队，包括了步、骑、炮和装甲兵等兵种 ；海、空军阅兵代表部队则由海空军首长指定抽调

参阅的第199师原为担负天津警备任务的第20兵团部队，他们的训练驻地是北京著名景点天坛。从指挥员到普通战士，统一在天坛围墙外用作训练场地的空地边上搭帐篷。由于每天练习慢跑步、转法和正步分解动作，战士们的新布鞋撑不了几天便磨破了。有些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兵认为阅兵分解动作枯燥无用，部队中有了焦躁和轻视情绪。杨成武了解部队的情绪之后，专门向指战员讲解，军队讲究队列队形，相当于古代讲战法，还举出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和诸葛孔明八阵图的例子，并且指出我军即便在打游击时，也很讲究队形。随后，杨成武带着阅兵指挥所的人员，走访一个个阅兵训练场，讲解在开国大典搞阅兵的意义，激发指战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担心“功臣号”在天安门前出现故障****​

与步兵相比，海空军参阅部队以及骑兵装甲兵的训练难度更大。据杨成武回忆，海军参阅分队中大多数是刚刚穿上海军军服的陆军指战员，不过也有海校教员和原国民党海军起义官兵。空军受阅部队出身更不简单，既有东北老航校培养的解放军第一代飞行员，也有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人员，以及像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总领队邢海帆这样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下党员。

原本邢海帆并不是阅兵飞行队队长，担任队长的徐兆文在飞行训练中受伤，军委航空局临时决定调邢海帆来担任代理队长。8月底邢海帆从沈阳带七八架P-51飞赴南苑机场时，心里还以为是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直到9月1日，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召集华北军区航空处的第1飞行中队的负责人开会，正式传达布置空中受阅任务，邢海帆被任命为受阅总领队。据邢海帆回忆，当年他家就在北平台基厂，但从9月1日到10月1日受阅时间太过紧迫，因此从沈阳飞到南苑机场之后根本没有来得及回家。

整装待发，准备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人民空军官兵。参加开国大典的正式受阅编队共有 17架飞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9架P-51在第一次通过天安门后快速绕场一周，跟在教练机和联络机编队后方再次通场，使得各界误认当日受阅飞机达到26架 

此时解放军受阅部队全部使用缴获自敌人的杂牌武器。飞机全是军委航空局从各地缴获国民党空军飞机挑挑拣拣集中起来修复的。因为飞机机况差，零配件质量难以保证。邢海帆等人集中飞行员，针对各种问题和隐患一点点敲定飞行方案。甚至连飞行高度和角度都是经过讨论后决定，保证飞行高度不影响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首长以及广场上群众观看；又不至于过低，万一受阅过程中飞机出现故障，可以强行滑翔到北平郊外迫降，避免危及老百姓的安全。

由于各种飞机性能不同，巡航速度参差不齐。为使飞行速度和各分队的间隔能够体现出整个队形的整齐、紧凑、雄伟，邢海帆带领飞行员先在地面用模型进行推演，再报请上级领导同意，由邢海帆进行试飞，掌握第一手资料。此时北平尚未建立地面导航体系，缺乏飞行导航设备，飞行员只能凭地标领航。邢海帆找来五万分之一的地图，精确计算，确定从南苑机场起飞后，以北京东面双桥广播天线铁塔为地标，第一次单机飞过了金碧辉煌的天安门上空，证明空军提出的阅兵方案是可行的。随后，他又率领各分队长实地进行了一次演练，大家心里都有数了。

此时人民空军已经拥有从日军和国民党军手中缴获的20多个型号，共159架飞机，这些飞机之中虽有P-51、B-25、C-46这样二战期间屡立功勋的名机，但总体而言是万国牌。为了彰显人民空军的强大，周恩来亲自拍板，命令参加阅兵的9架P-51在第一次通过天安门后快速绕场一周，跟在教练机和联络机编队后方再次通场，使得各界误认当日受阅飞机达到26架。

考虑到此时解放军受阅技术装备大多数来自缴获，装备妥善率普遍较低。装甲兵第一位“全国战斗英雄”董来扶亲自驾驶在锦州和天津攻坚战中屡立战功的“功臣号”坦克引导整个受阅装甲兵方队。但这位面对敌人明碉暗堡都敢奋勇冲击的猛将，却因为担心自己的钢铁坐骑在天安门前出现故障而显得坐立不安。要知道，“功臣号”在立功前被称为“老头坦克”，因为它是东北民主联军装甲兵的创始人之一高克带队从日伪手中缴获的解放军第一辆坦克。天津战役前，“功臣号”因为部件失灵，只能坐着畜力班车奔赴战场。

过于灵敏的话筒

当然，在参阅部队的维护保养之下，解放军参加阅兵的技术兵器都妥善通过了天安门广场，圆满完成了受阅任务。另有一些装备，由于表现过于出色，反而在1949年10月1日几乎闹出了乌龙。

这方面最出名的是通信兵和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广场主席台上所安装灵敏度极高的大理石炭质话筒。在整个阅兵期间，解放军通信兵承担了复杂而重要的通信保障工作。时任军委电信总局局长的王诤将军亲自从周恩来那里领受这个天字号的任务，然后立刻召开通信、器材和接收华北电信总局的负责人开会，部署具体工作。在天安门城楼北侧，专门架设了15瓦短波电台，城楼内侧宫门以东则由报话机和收发电台专门负责杨成武的阅兵指挥所使用。这些器材都是美国货，质量较为可靠。除此之外，阅兵指挥所还有专门的对空指挥台与西郊机场塔台保持通话，有线电台总机实时与东西三座门、千步廊等地的分指挥站还有东单王府井的观察站保持联系。华北军区航空处在北京饭店楼顶设立了航空指挥台，在通县、东大桥等地还有防空观察哨，也用电台与阅兵指挥部保持联系。这张由无线电和有线电话组成的通讯网保证了阅兵指挥命令能够及时下达。

除这些军用电台外，王诤选调当时国内最优秀的扩音器材专家、时任军委三局九队队长的傅英豪负责在城楼安装扩音喇叭，而话筒则是由新华广播电台的李伍和李志海负责。此前傅英豪因为圆满完成了政协第一次会议的扩音保障任务受到周恩来的表扬。这一次傅英豪为保证现场的扩音效果，将九只电喇叭焊接到一块金属板上，创造了被称为“九头鸟”的超级喇叭。李伍和李志海则在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时期使用过的话筒中挑出两套最可靠的，一套安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另一部用于新华广播电台的实况直播。

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炮兵部队，这些部队来自炮兵第4师。除参加阅兵式的炮兵官兵之外，华北军区特种兵纵队还组成一个礼炮团，用108门山炮分两组交替鸣礼炮28响，分别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54个大单位及中共建党到建国的28年

不过这一次，极度灵敏的话筒却起到了一些“反作用”。据现场人员回忆，当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请毛主席按动电钮控制升旗时，最初只说“请毛主席升旗”。身边工作人员马上发现问题，提醒林伯渠应该是“升国旗”，于是林伯渠同志又再说了一遍。此时城楼上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提前没有确定升国旗电钮的位置。于是喇叭中传来低声的问话“升国旗的机关（按钮）在哪里？在哪里？你说呢？”城楼上的人们并不清楚，他们的低声细语竟然会通过话筒被现场喇叭播放出来，甚至借助新华广播电台的实况广播传到中国各地同时打开的无数台收音机中，现场的钢丝录音带中同样记录了这些特殊的小插曲。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刘伯承、陈毅（从左至右）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开国大典包括三大项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那个让天安门城楼上众人手忙脚乱的升旗电钮，是9月30日才紧急完成安装的。当夜进行的预演中，电动升旗的机械系统出现了故障，竟然升到半途就停了下来，把现场人员吓得够呛。好在此时周恩来和负责开国大典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都在现场，并没有责怪工作人员。

开国大典的安保

此时周恩来已经四天四夜没合眼，10月1日清晨他还要去接待参加开国大典的苏联代表团。但以工作事无巨细著称的周恩来，仍然要到天安门广场上对大典准备情况进行最后的审查。这一查还真找出几个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刚刚安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下沿有一行毛泽东手体字，“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看到之后立刻指出“毛主席怎么会那么不谦虚呢，在自己的画像下面写自己的名言？”要求负责绘制画像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实用美术系讲师周令钊进行修改。

说起来这幅画像已经在细节上进行过几次修改。周令钊和他的夫人陈若菊带着几位油漆工人，对照新华社摄影大师吴印咸在延安为毛主席拍摄的照片进行临摹。极为兴奋的画家们特意将毛主席的衣领改成了敞口式。但大典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聂荣臻在看过之后一面称赞画的蛮像的，另一面却指出如此庄严严肃的场合，主席的领口应该扣好。周令钊修改之后，原本以为已经万无一失，但好在有周恩来把关。

除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画像外，挂在城楼上的8盏金碧辉煌的巨型宫灯的问世同样一波三折。在确定将天安门广场作为开国大典的举办地点后，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也就是日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舞美队承担了城楼装饰设计工作。舞美队队长苏凡找来抗战前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抗战期间加入反战同盟的小野和森茂两名日籍解放军负责设计。结果这两位日本艺术家想到了中国宫灯，便提出应该在城楼的十根廊柱上悬挂8盏宫灯，又计划在金水桥上扎满彩球。

周恩来看过设计图样后，认为宫灯的创意很好，但彩球不够庄重。等苏凡、小野和森茂等人开始在北京城内四处购买宫灯的时候，突然发现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宫灯。此时距离大典仅有10天，听完汇报的张致祥也着急上火。好在小野急中生智，提出应该请扎制宫灯的工匠配合舞美队自行制作。最终西城区丰盛胡同一位70多岁的老手艺人同意带上两名徒弟在城楼上直接制作巨型宫灯，舞美队负责制作宫灯云头和金色流苏。整整三天三夜，中国老手艺人师徒、两位日本画家和十几位解放军文艺战士吃住全在城楼上，直到大典前一天终于完成了八盏高2.23米直径2.25米、重达80千克的巨型宫灯。

但到9月30日，张致祥调来一个排战士帮助挂宫灯时才发现，只能将宫灯挂在横梁上，再以铁丝固定。多年后曾有人向溥仪咨询八盏宫灯的来历，结果问的这位从小生长在深宫的“宣统皇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参加开国大典人民群众游行活动的工人队伍。在持续3小时的阅兵式结束后，各界群众在华灯中高举红旗和红灯游行，欢呼新中国成立

围绕这八盏宫灯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当9月30日宫灯挂起来之后，负责开国大典保卫工作的华北军区和北京市公安局便衣警卫大队却犯了难。最终决定由工兵用探雷器将宫灯从外到内搜索一遍。事实上，在9月30日，工兵对天安门城楼到新搭建的观礼台全都进行了扫雷，然后就由便衣警卫大队的人员对现场进行分区封锁。便衣警卫大队是北平市公安局为了保证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安保工作在8月专门成立的。北平纠察总队抽调一个连队负责沿线的便衣警卫，华北军区情报处调侦查员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互动场所附近的定点秘密警卫，又从应届中学毕业生中挑选了40名女青年参加会议服务工作并履行警卫任务。整个便衣警卫大队内外勤两组共有干部400余人。便衣警卫大队后改编为北平市公安局警卫科。

从8月开始，北平与政协会议及大典相关的区域，出现了一批三轮车夫、修鞋匠人、拾荒人员和路边摊贩，这些人全是由便衣警卫大队侦查员化装改扮的。10月1日凌晨，周恩来带着慕丰韵和闵步瀛等人最后沿毛主席和民主人士预定的行进路线进行了勘察，保证细节万无一失。当天下午典礼开始时，便衣警卫大队人员全部换上服务员和工作人员服装，散布在观礼台和群众中。便衣警卫大队政委慕丰韵在金水桥畔坐镇。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的真正出处

10月1日下午1时，警卫员叫醒了毛泽东。2点30分，主席到丰泽园门前与其他中央首长会合。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主席的休息情况。毛主席摇摇头，风趣地说：“咱们一生就是打疲劳战吧。”2点45分，毛主席和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分乘汽车抵达天安门城楼北面。大家在西侧台阶处寒暄，依次登上城楼。据日后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当时负责开国大典广播稿编写和播出的杨兆麟回忆，中央首长从负责大典直播的播音员丁一岚、齐越以及担任编辑的杨兆麟和胡若木面前走过，一直到天安门城楼正中央，整个广场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

下午2点55分，丁一岚和齐越代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向全国人民直播开国大典盛况。下午 3 点整，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在人们的热盼中，风停了，雨住了，天空中出现了一道亮丽的彩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乐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就位。

毛泽东主席站在扩音话筒前，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布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泽东那充满激情的、十分洪亮的声音，回荡在天安门上空。但需要指出的是，日后被无数文章甚至影视艺术作品中重现的那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在现实中并未出现。事实上，毛主席在城楼上全文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中并没有这一句名言。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上指出：“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才是“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一句的真正出处。

造成这一著名历史公案的最主要原因，是开国大典现场拍摄的新闻影像资料并没有保存下来。事实上，为了保留珍贵的历史镜头，中国提前从苏联请来专业的新闻电影摄制组帮助拍摄开国大典盛况。但苏联摄影师拍摄的几十盒电影胶片，却很快毁于车辆事故导致的火灾中，只有极少一部分遗留下来。除了电影资料以外，在开国大典广播直播中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例如由于设备所限，广播所用朱德总司令阅兵的声音资料其实是预先在西郊机场预演中录制的，阅兵车马达的噪音极大。好在兴奋的听众根本没有挑剔这些细节。不过到1950年第一次国庆节时，由于我国广播技术的进步，相关问题迎刃而解。

随着开国大典落下帷幕，北京上空生起了万朵五彩缤纷的礼花，从四面八方飞向天安门广场的高空，古都沉浸在狂欢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异彩纷呈的“礼花”实际上是240名华北军区信号兵发射的苏制信号弹。据负责指挥信号兵的华北军区作战科科长张桂文回忆，开国大典阅兵式结束，群众游行开始。在暮色之中群众点燃了灯笼和火把，广场立刻成为热闹灯火的海洋。此时指挥台上的张桂文接到阅兵指挥部的命令，“施放礼花！”

1949年10月1日，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参加开国大典的军民多达30万人左右，所有人都兴奋甚至欣喜若狂，欢呼伟大而饱尝苦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光明的发展之路

张桂文立刻凑近麦克风向信号兵下达命令。谁知此时扩音喇叭竟然一丝声音都没有发出。好在阅兵指挥部早有准备，张桂文抽出信号枪向天空中发射了一枚绿色信号弹。此举吓坏了现场的警卫人员，就在周围人员不知所措之时，240名信号兵从广场周边6个发射点将3万发信号弹射向空中，空军高射炮兵的探照灯部队也开始对空照射。

一年之后的1950年国庆，斯大林向中国提供了专业礼花弹，不久国内兵工单位也研制了第一代国产礼花弹。但无论如何，1949年10月1日，被各色信号弹照亮的北京天空是兴奋甚至欣喜若狂的。一个新的国家从此诞生，一个伟大而饱尝苦难的民族，终于走上了光明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