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会在这个时候成长吗？_风闻

编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Shelby Jane Seyburn, Leah LaLonde 和 Kanako Taku在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发表的A Sense of Growth Among Teenagers After Hurting Others: A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Theory一文。本文研究旨在运用创伤后成长理论模型，了解青少年因伤害他人而产生的成长感觉。结果表明，与模型一致的是，青少年对事件的关注度越高，他们对事件的思考越多，他们展现的成长性越强。

这是社论前沿第S1420期推送

微信号：shelunqianyan

背景

个人成长是指遭受痛苦之后有所收获（Joseph&Linley，2006）。创伤后成长是一种理论，它解释了导致个人从痛苦中成长的机制，并将这种成长定义为积极的心理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与高压力和创伤生活事件的斗争而产生的（PTG；Tedeschi&Calhoun，1996）。这种理论模型解释说，生活危机会挑战一个人对世界的信念（Cann，Calhoun，Tedeschi，Triplett&Vishnevsky，2010）。Kilmer等人（2014）在成人和青少年中发现了类似的PTG过程。

研究表明，PTG可能发生在与各种生活事件的认知斗争之后，包括丧亲，医疗问题，事故，自然灾害和关系问题（Tedeschi&Calhoun，2004）。PTG理论模型强调，触发有利于PTG的过程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对事件的个人理解（Tedeschi、Shakespeare

Finch、Taku&Calhoun，2018）。例如，Howells和Fletcher（2016）发现，奥运会游泳运动员在经历了导致挫折或表现不佳的逆境后展现了个人成长。因为游泳运动员的身份是他们的核心，即使他们所经历的逆境似乎对非运动员没有影响，它也触发了导致PTG的机制。

Pugh，Taylor和Berry（2015）发现PTSD症状与感知过的不当行为和自责之间存在关联。对他人造成意外伤害可能是抑郁症，PTSD和药物滥用的风险因素（Connorton，Miller，Perry&Hemenway，2011）。尽管有这些结果，社会倾向于依靠惩罚来“治疗”伤害他人的个人，因此研究集中在他们有问题的行为上，而不是他们的痛苦上。Macnair（2015）将此描述为持续性创伤应激，在文献中较少受到关注。

本研究的目的是应用PTG理论模型的概念来了解伤害他人的青少年的经历。我们假设，以伤害他人为自己身份认证的核心、感知到更高水平的社会支持都与更高水平的个人成长联系在一起。

方法

参与者和步骤

从美国中西部的五所中学招募了431名青少年（158名男孩，273名女孩），平均年龄为16.911 (SD=73)。在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该研究后，研究人员向学生分发了同意书。

在提供了数据之后，参与者得到了如下指示：“接下来，我们想听听你在过去五年中可能经历过的有影响力的生活事件。这些事件是指你可能直接或间接伤害他人的行为。记住，答案没有对错，没有好坏之分。”参与者使用事件列表解释了他们经历的事件以及他们认为最具影响力的事件（表1）。为了关注那些在当前研究中直接或间接伤害他人的人，那些说明工作道德低下，让他人失望是最具影响力事件的参与者被排除在研究之外（n=84）。此外，有23人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没有展现任何直接或间接伤害他人事件。最后，因为使用了社区样本，那些报告他们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并没有极大地改变或“动摇”他们对自己能力、强项和弱项的信念，对自己对未来的期望，或对人际关系和其他人的信念。因此，经过认真的挑选之后，在431名青少年中，289名参与者被纳入以下的分析研究。虽然符合排除标准的男生较多，但在年龄、种族和宗教信仰方面，被纳入研究和排除在外的男生之间没有其他显著差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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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伤害的压力事件

参与者指出了他们在过去五年中是否经历了10次不同的事件，造成了的伤害。如果参与者经历了两次或更多次事件，则要求他们选择对自己的生活影响最大的事件，并回答后续问题。

感受到的压力

参与者回顾性地评估了他们认为最具影响力的事件的压力程度，无论是在事件发生时还是在调查时（1=完全没有压力，到10=非常有压力）。这一单一项目的测量已经被用于研究，并揭示了与侵入性反刍的正相关（Cann，Calhoun，Tedeschi&Solomon，2010）。

遗憾和责任感

参与者通过表示他们对这段经历的后悔程度来表达他们的遗憾（1=不是非常后悔，到10=完全没有）。参与者也会选择他们是否负有主要责任，或者他们认为其他人负有主要责任。

中心事件

事件中心量表（CES；bernsten&rubin，2006）被用来衡量事件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参与者从1分（完全不同意）到5分（完全同意）分为7个陈述，α值为0.86。

事件相关的思考

事件相关反刍清单（ERRI；Cann等人，2011）用于评估事件后的侵入性和故意反刍。ERRI包含10个评估侵入性反刍的项目（例如，我无意中想到了这个事件）和10个评估故意反刍的项目（例如，我考虑是否可以从我的经验中找到意义）。参与者的评分从0（完全没有）到3（经常）。该量表中的项目已用于6岁以下的样本，以评估应激事件后的反刍（Cryder等人，2006）。α值是0.93用于侵入式反刍，0.80用于故意反刍。

个人成长

用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

Tedeschi＆Calhoun，1996）中的10个选定项目（例如，我有更大的自立感）来衡量由影响事件导致的感知积极变化，分数越高表明对个人成长的认识越大。PTGI的变化已在青少年样本中使用（Clay，Knibbs&Joseph，2009）。参与者对陈述的评分是从0（根本没有）到5（非常高）的6分制。α值为0.86。

数据分析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表3）。采用层次回归分析对假设进行检验。首先输入概念相关的人口统计数据。假设的预测因素，如压力、事件中心性、侵入性和故意反刍，以及社会支持，在第2个步骤中输入，以检验模型拟合（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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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描述统计

伤害他人的事件最具影响力（表1）。感知压力为中度（M=5.65，SD=2.77），低于事件发生时的应激状态（M=8.40，SD=2.14），T（140）=-9.94，P<0.001。那些有责任感的人更有可能展现出更强的后悔感，t=-2.13，p<0.05。然而，遗憾感与沉思、事件中心性、社会支持或成长感无关。

回归分析

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部分支持我们的假设（表4）。事件中心性和深思熟虑是显著的预测因子，这意味着较高的事件中心性和深思熟虑与较高的自我成长相关。然而，与PTG模型不一致的是，事件发生时的压力感、侵入性反刍和社会支持与较高的成长感无关。

讨论

目前的研究检验了PTG理论模型（Tedeschi&Calhoun，2004）是否可以应用于伤害他人的青少年样本，该模型已经通过在受害者和幸存者中经历高度紧张和潜在创伤生活事件的各种样本进行验证。青少年中有害行为带来的心理后果和这种越轨经历的叙述主要是在发展心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的背景下研究的。尽管一些研究表明，在诸如欺骗等有害行为之后，积极的结果（例如，与合作伙伴的关系更牢固）是可能（Blow&Hartnett，2005），但很少有研究是在PTG的背景下进行的，因为大多数的PTG研究都集中在那些受逆境伤害的人身上(Tedeschi & Calhoun, 2004)。鉴于PTG可能与重要的健康行为有关，例如青少年中减少药物使用 (Milam,Ritt-Olson&Unger, 2004)可能导致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因此研究通过伤害他人来审视个人成长的可能性是至关重要的。

结果显示，很大一部分青少年承认伤害过他人。在那些将自己的行为描述为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和未来信念产生动摇的人中，青少年表现出中等程度的后悔和压力感。通过使用相同规模的PTGI，当前样本中的青少年展现的成长感与受害前的研究相当（Milam等人，2004）。与PTG文献中的研究一致（Cann等人，2010），当青少年将自己的经历视为其身份认同的核心，并刻意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他们展现了自己的成长。尽管青少年总体上不太可能经历伤害他人的深层情感、财务和社会方面的事情，因此与成年人相比可能会轻描淡写（Williams＆Hickle，2011），但当前的研究表明，一些青少年确实认真地思考并反省了他们的不当行为。

有趣的是，即使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伤害了别人等，人们的悔恨和责任感也大不相同。这与道德发展研究一致，该研究发现青少年侧重于伤害他人的原因和观点（Recchia、Wainryb、Bourne&Pasupathi，2015）。此外，后悔和责任感与个人成长无关。然而，Lgou、Van

Tilburg、Kinsella和Buckley（2018）发现，后悔感与寻找生活意义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研究人员关注的是一般的后悔感，而不是特定于伤害另一个人的遗憾感。此外，其他因素，如内疚和羞耻感，也发现与PTSD和PTG有关（Dekel、Mamon、Solomon、Lanman&Disy，2016；Pugh等人，2015）。

由于样本是一个社区样本，与临床样本相比，报告的一些事件是“轻微”的，然而，这些伤害他人的经历可能反映了从欺凌到青少年暴力的各种青少年经历（Costanza、Farrington&Sorrentino，2017）。了解促使成长感产生的因素可以为旨在减少青少年暴力的校本干预措施提供支撑。

这项研究有几个局限性。首先，参与者被要求回忆他们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自己犯错的生活事件，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承认自己有责任，即使他们经历的事件涉及伤害他人。此外，参与者被要求回忆过去五年发生的事件，而其他研究使用了较短的时间框架，如三年（Cann等人，2010）。回忆偏差也应该考虑在内。在目前的研究中，75.2%的青少年说他们有伤害他人的经历，但是，不清楚这些青少年在个性等方面与其他青少年有什么不同。此外，我们无法确定社会期望如何影响结果，特别是因为数据是在学校环境中收集的。最后，未来的研究应该检查与那些在错误行为接受端的人的关系的质量，以及这可能如何影响。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表明，在伤害他人后自我展现的成长可以通过PTG理论模型中概述的两个认知因素来解释（Tedeschi&Calhoun，2004）。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与受害者相比，作恶者可能会描述更积极的结局，并为他们的不当行为提供更多的理由（Cameron，Ross&Homes，2002）。很有必要将积极的个人变化的经验和对这种变化的自我报告结合起来，既包括受伤害的人，也包括造成伤害的人。对于那些伤害他人的人来说，过去也曾作为受害者经历过高度创伤的生活事件，这并不罕见。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理解那些选择不重新审视自己核心信仰或拒绝这样做的人的机制。如果一个人的身份或核心价值观没有动摇，那么随后的情绪和认知过程（如反刍）就不太可能发生，而这反过来又使得对个人成长的认识变得不太可能。

文献来源：

Shelby Jane Seyburn, Leah LaLonde & Kanako Taku.（2019）.A Sense of Growth Among Teenagers After Hurting Others: A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Theory.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DOI: 10.1080/15325024.2019.1645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