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和屈辱中，他如何看到一个“可爱的中国”？_风闻

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发现，要争得中国的解放，必须启发中国普通大众的觉悟，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力量。要动员民众的主人翁意识，知识分子自己就不能再是一个传统士大夫，也不能是一个到羊群里启蒙的先知，只有打掉自己高高在上的东西，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祖国母亲的孩子，为兄弟姐妹的悲欢感同身受，才能跟民众真正结合起来。所以这百年来许许多多英雄人物，都把自己视作没有姓名的野花野草，他们不准备做享有者，而准备做奉献者，他们贴近大地，生于大地，死后又归于大地，这是一种大地的品性。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段话写于1935年5月2日，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按方志敏所说，自己已经是一个“待决之囚”，“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3个月后的8月6日，他被处以“叛国罪”，枪杀于江西南昌下沙窝，年仅36岁。

方志敏带着他对新中国无限美好的希冀与遗憾离去，已经有84年了。今天，我们仍能够被他所打动的原因，除了文中充盈的赤子之心，还有站在84年时光的端点，回首岁月，让中国人心中生起的感慨。

1935年的中国并不可爱。虽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尚未爆发，“九·一八”事变已经撕去了中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头脑稍有点灵活的人，第一等的去处是到洋学堂念书，讨得洋人的欢心，找到一个翻译员或者洋行公司的雇员到手，如果“搅”得更好的话，还可以在洋人帮助下留学，从此便逃脱升天了。

如果不是对国家爱之深痛之切、可以豁出性命救国的人，是不会走上像方志敏一样道路的。因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被当时一些人所理解，觉得他“不是热心爱中国爱民族的人”，认为他“只顾到工农阶级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这是方志敏的痛苦所在，所以他要表明自己的心迹，这是他为什么要写下《可爱的中国》的原因之一。

难道连个畜生都不如

在《可爱的中国》里，方志敏回忆了四幕让他刻骨铭心的悲剧。

他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中读书，不知道爱国为何事。等到进了高等小学，正逢巴黎和会，“一个青年教师跑上讲堂，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条一条地边念边讲”，“拳头在讲桌上捶得碰碰响”，“听讲的我们，在这位教师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动之下，那一个不是鼓起嘴巴，睁大着眼睛，有几个学生竟流泪哭起来了”。

学生们当场决定要抵制日货，先把各人身边的日货销毁。方志敏本是一个苦学生，好不容易弄到几个钱来买了日本牙刷、牙粉、脸盆和一床席子。明知销毁这些东西，以后就难得钱再买，但为爱国心所激动，也就毫无顾惜地销毁了，并向同学们宣言，以后生病，就是会病死了，也决不买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

今天那些挑剔的精英看到这里可能要想，方志敏也是拿着U型锁的义和团爱国主义了吧。

到民国时，日本已是中国第一大进口国，倒不是因为日货物美价廉，而是穷困的中国人，只买得起质量比英美次一等的日本货，日本的丝织品、棉织品、煤、糖、火柴、大小五金件，当时几乎垄断了中国市场。

拿纸张来说，中国本是造纸术的发明地，到晚晴民国时期，中国每年要进口洋纸2500余万两，自己只能生产965万两，由于工艺落后，其中一半还是只能用于祭祀烧香的黄表白纸。

尤其悲哀的是，当时国人宣传抵制日货的传单，用的是日本纸，印刷纸张的机器是日本机器，造纸工厂是日本人投资、日本人设计、日本人经营，甚至连造纸用的原料，中国都产不了，是日本产的。

**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会积弱；没有强大的工业能力，会积贫，积贫与积弱一脉相承。**时人讥讽中国人爱国只能撑百天，不是中国人不爱国，离了日本货，工厂要歇业，报馆要关门，中国人无法生活。

今天，中国已是全球生产中的重要一环，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不是中国离不开“日货”，而是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了，方志敏的遗憾，可以告慰了吧。

高小毕业后，方志敏到南昌读书，遇到了许多“难堪的事情”：传教的洋人总是昂头阔步，带着一种不屑与中国人为伍的神气，“好像他们是优种，中国人是劣种”。

又转到上海，在“国中之国”的租界，“到处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在黄包车夫和苦力的身上飞舞；到处可以看到饮得烂醉的水兵，沿街寻人殴打；到处可以看到巡捕手上的哭丧棒，不时在那些不幸的人们身上乱揍；

假若你再走到所谓‘西牢’旁边听一听，你定可以听到从里面传出来的包探捕头拳打脚踢毒刑毕用之下的同胞们一声声呼痛的哀音，这是他们利用治外法权来惩治反抗他们的志士”。

有一次，几个穷朋友邀方志敏去法国公园散散闷。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

方志敏说，这几个字射入他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他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这块牌子，不但成为方志敏，也成为压在所有中国人精神上一块必须打碎的巨石。鲁迅说，“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郭沫若说，“印度人都可以进出自由，只有我们华人是狗！”，“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方志敏又折回九江，当时，中国的内河航运权与经营权已经完全让与外人，很多外国兵舰和轮船在长江内行驶和停泊。当时穷人坐不起外国船的，想办法混上船去，一旦被抓住，就要面临无法可想的命运。

方志敏在所搭乘的外国船上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士兵，一个四十多岁生了病的工人和一个妇人，不幸被抓住了，挨了藤条竹片的毒打不算，还要把他们用绳子捆住双脚，缚在船沿的铁栏干上，然后抬过栏干向江内吊下去。人不浸入水内，离水面还有一尺多高，只是仰吊在那里，被轮船激起的江水溅沫，急雨般地打。

任凭那士兵和工人，被吊得彻心彻骨的痛、大声哀叫。吊他们的管事人和打手，只是“好玩！好玩”的叫着跳着作乐。

只有那妇人没有被吊，而是被打手摁住，用死力将手伸进她腿胯里摸，引得其他打手哄然大笑。

方志敏看到这一幕，“头像发热病似的胀痛，几乎要放声痛哭出来”。

他说，这是他永不能忘记的一幕悲剧！那鞭子不仅是在鞭打那三个同胞，而是鞭打中国民族，痛在他们身上，耻在自己脸上！

中国人难道真比一个畜生都不如了吗？

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是“黄金时代”，是血泪时代，要救中国，就要救劳苦大众，这是方志敏的心志。

哪个孩子能忍受母亲受辱

我们的祖国母亲是什么样的？

方志敏说，我们的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

中国土地广大，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

中国无地不美，到处皆景，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

但是这个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已经贫穷已极。

方志敏借母亲的话问中国人，

【“难道我四万万七千万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吗？难道他们真象着了魔的狮子，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伟大的团结力量，去与残害母亲、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难道他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把母亲也装饰起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

母亲快要死去了，孩子要去救母亲，怎么救呢，是“选出几个最会做文章的人，写上一篇十分娓娓动听的文告或书信，去劝告那些恶魔停止侵略呢？还是挑选几个最会演说、最长于外交辞令的人，去向他们游说，说动他们的良心，自动的放下屠刀不再宰割中国呢？抑或挑选一些顶善哭泣的人，组成哭泣团，到他们面前去，长跪不起，哭个七日七夜，哭动他们的慈心，从中国撒手回去呢？”

哀求列强不侵略，就像哀求老虎不吃肉，要救母亲的唯一办法，是唤起民众起来斗争，把列强打出去。

中国的民众具备这种力量吗？

当时悲观泄气的人是很多的。比如与方志敏辩论的一位“先生”，就觉得中国迟早要亡掉的，因为帝国主义多厉害啊，几百几千架飞机，炸弹和人一样高；还有毒瓦斯，一放起来，无论多少人，都要死光。

鲁迅笔下经常出现一种典型的中国人，假洋鬼子的手杖打来的时候，他不跑也不躲，是**“一缩脖子”**。近代以来的屡战屡败，把许多中国人的精神打趴下了。就像方志敏遇到的先生，他太害怕帝国主义的手杖，反正躲不掉，也不敢躲，不如整个中华民族一起“一缩脖子”。

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中国人屈辱的现实，首先要在精神层面站起来。在精神面貌上来个焕然一新，只有主动能动性变了，遇事不缩脖子了，强大的困难才不能把中国人打倒。

在精神上站起来的中国人“是不可诲的”，“谁要想将有四千年历史与四万万人口的中国民族吞噬下去，我们是会与他们拼命战斗到最后的一人”。

这是方志敏对他的民族和国家抱有不会亡的信心所在。

去做一朵花吧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在为中国的未来做了那番畅想之后，方志敏想起了他自己的命运：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

“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在这里，以及在全文中所有的地方，方志敏都没有把自己摆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他很果断地说，如果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他“又何惜于这一条蚁命！”

近代以来，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许多仁人志士，都不把自己摆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方志敏自比野花，鲁迅自比野草，没有人认为他们真的就是野草野花，但他们首先把自己放到了那样一种位置，这种深厚的普通人意识，贯穿于共产党人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强盛的过程中。

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发现，要争得中国的解放，必须启发中国普通大众的觉悟，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力量。

要动员民众的主人翁意识，知识分子自己就不能再是一个传统士大夫，也不能是一个到羊群里启蒙的先知，只有打掉自己高高在上的东西，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祖国母亲的孩子，为兄弟姐妹的悲欢感同身受，才能跟民众真正结合起来。

所以这百年来许许多多英雄人物，都把自己视作没有姓名的野花野草，他们不准备做享有者，而准备做奉献者，他们贴近大地，生于大地，死后又归于大地，这是一种大地的品性。

这种奉献而伟大而有意义的，化作培养中国人家国意识的土壤，今天我们想到我和我的祖国，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是祖国历史中的一份子，这就是一种深切的主人翁意识与无我精神。

“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这是方志敏在生命的最后，想要留给后人的东西。

文章的落款上，方志敏别有深意地写上：寄送不知其名的朋友们均启。

这是给所有看到《可爱的中国》的人的一种托付。

84年过去，我们不但回复了青春容颜，而且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美丽的祖国母亲，能让英雄回眸笑慰否？

我们是否可以握住英雄的手说，我们没有辜负托付，我们做得很好。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它不是一个完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