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的历史方位_风闻

明天就是国庆节了，举国上下似乎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待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降临。对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我们可以找到太多的数字和事实予以佐证。或者说，每个中国人都是70年翻天覆地变化活生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但如果把视野仅仅定格在70年这个跨度，并不足以真正领会到到这70年改革发展对民族和国家深远的历史意义。毕竟，我们是一个有着上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古老文明体。跳出时空的限制，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上找准新中国70年的方位，才能更有助于我们行稳致远。

历史地看，新中国70年来的主要功绩不外乎为两点。

**第一，实现了由“乱”到“治”。**纵观中国历史的演变，“乱”与“治”的转换贯穿整个过程。由“治”到“乱”意味着秩序失衡，也就是一个时代的湮灭。而由“乱”到“治”则代表着秩序重归，也就是新时代的开启。而且，一旦秩序重归，中国历史便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太平盛世往往自然天成。当然，这种从“乱”到“治”的转换并不容易，需要近百年的挣扎与调整，其过程可谓厉兵秣马、大浪淘沙，最终只有集聚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于一身的“政治团体”，才能真正担起“治”的重任。汉、唐、明等大一统的王朝的兴起无不遵循这样的历史规律。清代中后期，各种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社会的运行已经频临从“治”到“乱”的界点。外来的“坚船利炮”客观上加快了这种历史周期的转换速度。但不管如何，在清王朝无力掌控局面的形势下，谁能够重整乱局，实现社会由“乱”到“治”，就成为中国历史演进的“历久弥新”的时代命题。就像历史上所经历的那样，应答者前赴后继，既有满清遗少们的垂死挣扎，也有走马换灯的北洋军阀时代，更有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时期，但都没有担负起“秩序重归”的重任。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磨砺与考验中，一步步成长壮大，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自立，久违的社会秩序终于回归，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由此开启。

**第二，实现了从“农耕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历史性转换。**如果说找回秩序，实现现“乱”到“治”的转换，带有明显的传统印记，那么从“农耕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换则是开天辟地的历史新功。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农耕经济为本的特征根深蒂固。近代以来，我们在应对西方国家的挑战中屡屡受挫，最终累积成深重而又严峻的民族危机。这种毫无还手之力的屈辱时代，被梁启超先生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变局的根本就在于，延续2000多年的农耕经济，并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架构已不可持续，新兴的工业经济才代表未来和方向。零散的农耕经济和工业经济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迭代劣势。胡秋原先生在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探索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时，就不无痛心的说道，工业化才是中国和西方的根本差距。这可称得上近代以来中国上下的共识。所以，推进工业化，并实现现代化就成为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时代命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终于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化步子加快迈进，2000年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第四，2007年世界第二，2010年登上王座成为第一，此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占比第一的位置一直没有旁落。正是这种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彻底剜除了积贫积弱的穷根，重塑了一个新的中国。

恰恰也正是上述两个历史功绩的交汇交融，带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命题，那就是中国人的精神重建问题或者说文化的重构问题。

自秦汉以来，中国人确立了以儒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体系，围绕王道、君子、孝悌、耕读、入仕等概念也架构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袖地位十分稳固。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轨迹中，由乱到治“秩序”的回归，只是政治层面的力量调整，精神和文化依然如故。即使在元、清两代，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不曾动摇。

但等到了近代“三千年未有之”的历史大变局下，面对强劲的西学东渐，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诘难，“万世师表”的孔孟夫子成为“昔日儒生”们口诛笔伐的对象，专制落后成为传统文化挣脱不掉的铁帽子。新文化运动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将儒家思想推下神坛，极力推崇西方的民族、民主、科学等概念，让中国社会陷入了意识形态领域没有主心骨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排山倒海和来势汹汹的“攻势”，尽管一时稍显狼狈，但也没有溃不成军，更没有偃旗息鼓。同样，西方文化一时风光无两，但也没有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肌理中主导一切。这从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历次论战中可窥一斑。反而中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大地上陷入了一种胶着的撕咬状态，互有攻防，互守底线。也恰恰是这种互不相让的撕咬，也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冲击的四零八落，精神层面认知的“矛盾”成为近代以来独特的文化景观。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因为留学地的不同，成为相应国家和文化的代言人，并因此而争斗不休，胡秋原先生痛斥其为“意识形态人”。著名文人胡适，就鼓吹自己愿意成为道德层面上的中国人，政治层面的美国人。这种自我分裂，可以看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集体写照。

新中国建立后，这种文化上的分裂受政治统一的影响，而暂时得到压制。但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文化认知上的分裂也是若隐若现的发挥着作用。而在宝岛台湾，文化分裂所引发的文化论战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胡秋原和李敖的世纪官司，就是文化论战的缩影。

当然，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也最大程度上的来弥合文化认知上的裂缝。比如，官方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强调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善和丰富政治理论和话语；强调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延续着清末以来“中华民族”话语建构的努力，淡化单一民族身份的认同，打造民族一体的概念；吸收和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等等。

尽管这些努力卓有成效，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近代以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撕裂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严峻。最为突出的台湾问题，我们大陆官方释放的“民族大义”“血浓于水”等话语，对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台湾收效甚微。近期爆发的香港骚乱，竟有青年打出“支那”等带有民族侮辱性的词汇。再比如，所谓的“精日”“精美”现象频频在网络上出现等等。

所以，如果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已经在物质上的踏上了现代化步子的话，那么构建起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则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