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大夫王士性眼中的中国各省_风闻

文：邓涛

《广志绎》是一本人文地理书籍，成书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作者是王士性，明代浙江临海人（浙江台州）。王士性其人，知名度不高，一生也没做太大的官，曾在广西、河南、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任职，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掌管明朝的朝会、宾客、吉凶、仪礼等方面业务。虽然王士性其人没什么名气，但是他写的一些书，使得他在数百年后为今人所关注。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注意到了王士性的历史地位，谭老曾于1983年发表了《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原载《纪念徐霞客论文集》）一文，将王士性同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作比较，他认为，《徐霞客游记》这本书地理价值比《广志绎》高，但是《广志绎》在描述各地的人文风俗上要比《徐霞客游记》强，两个著作各有千秋。

因为王士性曾在各地任职，所以他有机会到各地了解风土人情，以下介绍一下他在《广志绎》这本书中是如何评价各省人的。当然，由于作者阶级立场、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他对一个地方的评价不一定客观，甚至会带有偏见。所以首先要说明几点：一是作者叙述的对象的是明万历朝时的某地以及某地的人，而不是现在，古今有差异；二是这是作者个人的看法和观念，不一定准确，只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所以，请以平和心态待之。

北京：“易兴易败”****

王士性认为北京人，“都城众庶家，易兴易败”，即认为北京人容易暴富，也容易破产。北京以外的人致富，大多是老百姓自食其力、积累了几代人才实现的，但是北京的富人却常常是暴富，乃至非法致富，要么是买了个老宅子不小心挖到了地窖的金银财宝，或是恶人勾结权势侵占公家财产。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北京人没有节约意识，有了钱就花，买这买那，好吃好喝，迎来送往大手大脚，经常会一不小心就把积蓄花没了。

他提到，北京人很喜欢旅游，特别是女子，每逢佳节多出游，或近或远，例如清明节出去踏青，阳春三月去松林野炊啥的，一直到中秋天气变冷之后才不怎么出来玩儿了。作者说，北京老百姓不太会做生意，有钱人赚一年的钱就花一年的钱，没有什么规划，普通老百姓也不太懂生意经，例如在北京做生意赚大钱的多是外省人，而北京的老百姓一般是当车夫、牵驴的、运煤的、搬砖的。此外，吃东西比较喜欢吃辛辣的，性格比较直，遇到矛盾容易打架、比狠。同时提到，北京的女子要比男子厉害，遇到官府找麻烦，一般都是女子出头应付，而让自己的丈夫躲在家里不要出来。

广东：物产丰富

广东即是当年的南越之地，南部常有珍奇物产，如明珠、玳瑁、英石等，这些都闻名于世。端溪的砚台很有名，色泽紫润；英德的石头也享誉内外，色泽黑绿，轻轻敲击，有金玉之声。广东产铁力木、花梨木、紫檀木，铁力木坚硬耐久，花梨木色泽光润，紫檀木色深木坚，都是木中上品。这三种树生长在粤西的深山之中，但是粤西人不太懂这些树的经济价值，最后是粤东人跑到粤西把这些木头采走了。广东人喜好夹着蒌叶嚼槟榔，可以说，广东人无论到哪、无论何时、无论主宾、无论官民，都吃槟榔。如果有人问正在嚼槟榔的广东人问题，广东人是不会吐掉槟榔来回答的，而是含着槟榔回答，经常会让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广东人这么喜欢吃槟榔，大概是因为这里的气候原因，吃槟榔有助于消化。

广东这边种蔬菜很有意思，冬天时，瓜茄不凋落，到了春天，原来的蔬菜又自己开花结果，不用再撒种子，如此循环三四年，蔬菜才会枯去。广东香山是重要的贸易之地，同海外很多地方有贸易往来，因此，这里居住了不少外国人。最开始，这些外国人只住在船上，后来慢慢的开始在陆上定居，“今则高居大厦，不减城市，聚落万头”，虽然当地还算和平，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但是如果外国人一直在这里不断聚居，很难说一百年后的香山会是怎样的情形。

唐朝时，韩愈曾把潮州视为偏荒之地，但是如今的潮州早不是当年的潮州了，这里的富人很多，风气奢侈，身着豪衣，出门乘马，富人常配有戏班子或乐队，丝毫不比北方豪族差。但是朝廷还是沿用了唐朝人的观念，即把这里当作迁谪官员的地方，例如高攀龙曾经被贬官至揭阳。潮州在春秋战国时为闽越之地，其实这个地方的风俗跟福建有点像，这个地方人生活尚奢华，也跟福建漳州那边有点像，方言也跟漳州、泉州部分地区相似。

​姑苏：引领风尚

他认为姑苏人很聪明，对前朝字画很有研究，模仿古画常常让人不能分辨真伪。姑苏人常常会引领全国时代风尚，姑苏人要是觉得什么物件或者什么行为雅致，很快就会影响到各地文人，同理，一些庸俗的趣味也会因此传至大江南北。姑苏人的茶几、床榻的材料，流行使用紫檀木和花梨木，很少有雕刻，如果雕刻的话，也是用商周秦汉的样式，所以，全国的文人、富人也开始效仿这样的材质和款式。

姑苏人对那些精致的小物件很讲究，例如雕刻过的小石头和竹片等等，只要是奇货，姑苏人都愿意花大价钱买，甚至相互竞价，弄得一些物品市价极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收藏品市场过热、泡沫很大。

河南：古之遗风

王士性提到河南自古为中原之地，是很多古代圣贤、明君的家乡，认为这个地方有古代遗风。他认为河南这个地方藩王太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实在是重，例如仅开封的藩王周王的后裔，到万历朝时就有郡王四十八位，宗室人员达五千人。地位低、没有俸禄的宗室人员，不得不去当苦力，而俸禄很低的宗室又没有能力向朝廷申请正式的名字，因为宗室的名字需要朝廷定，所以有的宗室成员六七十岁了还只有乳名。这些宗室人员，有俸禄的是勉强糊口，无俸禄的后代过得比百姓还苦，虽然有宗室之名，实际上跟被囚禁的犯人差不多，因为宗室成员原则上是不能去当农民、商人这些。他认为河南人继承了古代风俗，这里的人朴质直爽，说话很少骗人，一旦说谎话被揭穿，则会脸红、汗颜而不再辩解。

王士性还提到当地一个很好的风俗，一是亲朋遇到熟人破产无以为生时，会召集一帮人出钱帮他脱困；二是会定期邀请亲朋AA制聚餐，聚餐完后多余的钱就交给组织者保管，以后如果谁家遇到丧葬等事无力承担，则由组织者拿积累的钱来解决。还提到，很多洛阳人喜欢住窑洞，并不是因为贫穷，因为里面冬暖夏凉，且室内干燥，储藏粮食的不易霉变。他提到河南南召这个地方有很多矿工，裹足缠头，以开山、开矿为业，这些人成百上千聚在一起，由一个首领领导，在普通老百姓不去的陡峭深山里开矿，有时也会敲诈勒索富人，或干杀人越货的坏事，地方官一般不敢管。他还注意到河南地区的南北差异，提到驻马店确山县以南地区，多种稻田，习俗上更像湖广，确山县以北地区基本都种麦子，像北方。

江西：重教育重宗族

王士性认为江西这个地方书院教育发达，民间讲学之风很盛，王阳明的“心学”在江西很流行。江西人稠地狭，当地人如果不外出，很难糊口，而这里的人也有一技之长，例如看风水、看星相、医术、造车、木工等等，基本不是靠矿业等自然资源为生，而是靠技艺。特别是江西抚州人，很多人都外出谋生，作者说他曾经去云南，发现云南的汉人，很多都是抚州人，抚州人最开始是来云南做生意，基本仅限于城市，后来作者发现，就连当地土司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很多抚州人，甚至一些抚州人在土司地区做了土高官。

江西人以种田为生，比较勤快和俭朴，因为地少人多，生存压力大，所以忧患意识较强，享乐风气不重。老百姓赚了钱，一般会存下来以备急用，生活上也是量入为出，不铺张浪费，很少有奢侈的宴席或请戏班子唱戏。即便是没有钱作盘缠，江西人也会借钱出去谋生，所以，即便是遇到荒年，江西也很少有饥民，因为不能糊口的人早就外出了。江西人这种勤俭和居安思危的性格，使得他们因此受益，而其他省份的一些人，如果今年有余粮，剩的多，就买车买衣；剩的少，就吃喝玩乐，总之，不把钱花完就不甘心。

此外，王士性还提到，江西这个地方门第观念很重，宗族观念也比较强，人们比较爱面子，有些人虽然因为贫穷未能按时交田赋，但是只要家里还有能干活的人，就会发奋工作，努力把欠的钱还上，乡里亲戚也会帮助他。之所以这么努力，是因为这些人怕因为自己欠钱而在地方上名声不好。此外，江西人给自己的孩子取乳名也很有特色，基本都叫“乾一”、“坤二”、“离三”、“震四”等这样八卦风格的名字，主要是为了方便宗族算辈分、长幼和支系。江西人长大了也会使用乳名，这给当地官员断案带来了不少麻烦，这些人遇到诉讼，汇报姓名时故意说乳名，所以被起诉或被通缉时，有时一个案子里原告和被告名字可能一样，一不小心就会混淆，这让官员十分头疼，弄得案子很难办。

云南：崇山遍布

云南土地空旷，人口较少，如果没有江西人迁徙到这里居住，这里的开发恐怕会更慢，但是江西人搬迁来定居后，也会同云南当地人出现争执，双方也打过官司。例如，曾经有个两个江西人，一个年老，一个年轻，到云南经商，年轻人见一个云南本地人很有钱，便想勒索这家，年轻人带着老年人去这个本地人家里做买卖，年轻人故意挑拨关系，使得本地人同年老的人起了冲突，年轻人和老年人离开这家后，年轻人便把老年人杀了，嫁祸给这家本地人，勒索当地人二百两银子以私了。后来，本地人中有个人觉得这事情有点蹊跷，便向官府报了案，最后官府一查，发现这个年轻人才是杀人凶手。此外，一些外地人来云南，好放高利贷，以至于利息常常高于本金，这使得一些当地人苦不堪言。所以，后来，地方官在遇到此类诉讼时，往往十分警惕，稍微偏袒本地人，以免被个别奸诈的商人利用。

云南有不少土官的地盘，例如丽江地区，山高险阻，粮食产的少，但是金银产的多。由于产金银，所以每当下雨后，土官会让百姓到水田里犁地淘金，然后上交给土官，“民间匿铢两者死，然千金之家亦有饿死者。”由于淘金，田地被损毁，以至于不少田地的粮食绝收。永昌这个地方，当年诸葛亮征孟获时，曾在此地击败了藤甲兵，如今这个地方还有穿藤甲的习俗。保山这个地方，不少人是明初明朝军人的后裔，人的肤色红润白皙，“得山川清丽之气，而言语服食悉与陪京（南京）同”。这里工匠手艺很好，有些技艺，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云南靠近缅甸的地方盛产琥珀，成为部分官员眼中的奇货，“余在滇中，闻其前两直指（官员）皆取琥珀为茶盏，动辄数十，永民疲于应命，可恨也”。

山西：勤劳朴素

王士性认为山西人习俗俭朴，有上古之风。百金之家，夏天也不舍得买个布帽遮太阳；千金之家，冬天不舍得买长衣御寒；万金之家，饭菜很简单，生活朴素。提到因为山西人爱吃枣子，所以牙齿比较黄；因为爱吃羊肉，所以长得比较壮；因为西北风比较强，所以风吹得人的皮肤比较黑。提到这里打井很深，所以从井里取水很锻炼身体，人都很有力气，很少有风湿这些疾病。这里的人很喜欢挖地窖，用以储存食物、避暑和躲避战乱，且地窖不止一个出口，最后发展成了地道，以至于有的人不小心挖洞直接挖到了别人房屋下，跟别人的地窖连到一起了。这里的人做生意经常结伙，做生意成功概率比较大。大商人很多，可以说是全国实力最强的，一般来说，商人没有数十万两的银子则算不上富裕。

之所以山西商人们能做大做强，那是由于他们有一套良好的运营生态，工作团队的素质比较高。例如一个人出本钱做生意，其他人会赞助入股，大家很少相互猜忌。如果张三借钱给李四做生意，但是张三后来去世了，而张三的子孙不知道入股这个事情，那么李四也不会隐瞒，而是努力把钱偿还给张三的后代，很讲信用。在这样的良性生态下，贷方和借方身份经常相互转换，因为相互信赖，资金周转的成本较低。他还提到，商人致富了不是把钱藏起来，而是经常给合伙人或工作人员分红，大家能一起致富。山西人除了勤俭和会做生意以外，还很会搞畜牧业。山西人把全国都当做自己的牧场，一般是把羊群养在外省，派几个人去看管牧群即可，且把羊驯得很温顺、守秩序，羊群移动起来不会到处乱跑。冬天时山西缺少牧草，这些羊群会被赶到山西以南地区就食，最远可以到达湖广地区的洞庭湖，等到春天时，再把羊群赶回山西。 

湖广：鱼米之地

湖广布政司（湖南、湖北）在春秋战国时号称六千里大楚地，北部疆域已靠近黄河流域，到了明朝时，楚地即湖广布政司依然很大，省内探亲访友，经常行进数千里，省里向府州发个文，也要很久才能送到。张居正当年担任内阁首辅时，朝廷的九列公卿，几乎有一半是湖广人，例如内阁次辅吕调阳、兵部尚书方逢时、工部尚书李幼滋、曾省吾等等，都是湖广人，这些张居正的乡人占据了朝廷的重要职位，成为张居正理政的重要助手和依托。张居正逝后，楚人受到压制，吴人官员崛起，再后来则是江西官僚崛起。

襄阳这个地方有很多古迹，因为汉江常发洪水，所以当地官民不得不修筑汉江大堤以抗洪。风调雨顺之时，大堤没有抵御洪水的压力，于是大堤成为年轻男女郊游踏青的地方，江边十分热闹。蕲州和黄州一带，文人辈出，但是文人的风气同古往不一样，这些文人的爱好很小众，以志向旷远自居，对于世俗之事不太关心，有东晋士人清逸好玄的风格。这两个地方的人，不仅士人工于诗赋，当地不少女子对诗词也颇有研究，例如周元孚和董夫人，就以文采闻名于世。当地的士人除了善作诗赋，还出了很多佛法高深的和尚及尼姑，他们谈及佛法，深幽精辟，水平很高。

永州这个地方，乡下风俗有点近似广西，男子下裳很长，走路时拖在地上，而女子的裙裤反而只到膝盖处。当地衙门服役的、给官员抬轿的、驿站传送文件的、马车御马的基本都是女子，也算是地方特色。郧地地处湖广、陕西、四川的交界处，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里面居住着不少失地的流民。这些流民，时不时反抗朝廷，朝廷虽多次镇压，但效果不太好，后来有人建议将这些流民编户管理，并将该地升格为郧阳府，此后，这个地方才稍微安定了一些。施州等地，男子不裹头，女子喜欢穿花布衣服，亲属去世，当日就入葬，而不会停棺很久。生病后，有时会请人敲锣打鼓来驱除疾病，民众比较尚武，腰间常别着弯刀。

湖广多湖泊河流，号称“泽国”，其实淮、扬、吴、越之地也是水乡，但是鱼的产量没有湖广这边这么高。湖广的大江之中多鲟鱼和鳇鱼，鱼虽然长得很丑，如鱼的鼻子长度快要接近鱼身的长度了，但是这种鱼的味道十分鲜美，可谓人间美味。这些江鱼，很难人工饲养，只能靠渔人撒网捕捉。另外，贵州黎平，虽然属于贵州，但是十分靠近湖广，所以在教育上受到了湖广的影响。这个地方的士人考试很厉害，科举考试中榜的经常占贵州所有名额的三分之一，以至于贵州其他地方的士人很生气，强烈要求黎平的士人不在贵州考试，应该到湖广等其他地方考试，但这个抗议最终不了了之。

浙江：风格多元

王士性认为浙东和浙西风俗不太一样，浙西风俗比较奢侈，喜欢收藏各种物件，富豪也多，富豪家里仆人成百上千，出入排场大，生活奢靡。浙东人相对敦朴，比较节约，有上古遗风，很重视气节，很少有大商人。他把浙江人分为三个类型，宁波、绍兴这边读书氛围比较浓，很多读书人以文字为生，例如帮人写书，帮人打官司，这些人一般在外地谋生。金华、衢州的人比较勇武刚健，性格比较强硬，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就去诉讼，很多地方官衙的低级杂役都出自这些地方，因为他们能镇得住场。台州、温州等地，因为靠山靠海，所以基本是渔猎、种田为生，商人们也很少去外地。

王士性解释了这种差异的原因，他提到杭州、嘉庆、湖州是平原地区的水乡，是“泽国之民”，金华、衢州等地区地处丘陵地带，是“山谷之民”，宁波、绍兴、台州、温州靠近大海，是“海滨之民”，三地各有习俗。“泽国之民”因为河道便利，所以物流发达，商品经济繁荣，百姓容易致富，习俗也奢靡；“山谷之民”因为靠近山区，所以性格刚强，容易因琐事争执乃至犯法，习俗俭朴，心气也高，不太把那些富裕缙绅放在眼里。“海滨之民”，出海打渔，常常同惊涛骇浪作斗争，九死一生，赚钱不易。因为可以打渔，所以浙东百姓不会太穷；因为贸易不繁荣，百姓也不会太富。

浙东贫富差距小，百姓之间相处融洽，习俗不奢不俭。他还提到，绍兴和金华这两个地方，很多人都去外面谋生，那是因为这里的人越来越多、田却只有那么多，不得不外出。这些人当中，头脑灵活、口才好的人很多都在北京从事打官司、管家等方面的工作，北京人，从富豪到平民，对这种类型的人需求很大，遇到难事也基本都是这些浙江人帮忙参谋、打理；此外，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在北京皇城西南门附近经商，形成了巨大的规模。而东阳、义乌、永康人，性格强悍，不安于种地，当年倭寇侵略浙江，这些地方的人是抗倭主力，所以嘉、万年间明朝基本消灭倭寇之后，这些地方的人有的当了武将，有的因为立功得到了重赏，且朝廷了解他们的战斗力，所以全国各地的要塞堡垒，有很多浙江兵。但这些人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越来越桀骜不驯、难以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