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迁移，谁说了算？_风闻

编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Hendrik Jürges在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发表的Gender ideology,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the geographic mobility of families一文。本文利用德国社会经济面板（SOEP）数据研究了性别意识与家庭地域流动的相关性。作者首先指出，德国单身人士的地域流动倾向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然后重点关注了性别角色对双职工家庭迁移决策的影响。

引  言

传统的性别观念认为，丈夫应该扮演家庭经济主要承担者或养家糊口的角色。妻子（如果有工作的话）仅起到辅助作用，其职业并不重要。相反，平等原则上的性别观认为夫妻双方的职业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至少在原则上如此。性别角色对于家庭决策（如住所）的潜在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经济和社会学上的家庭迁移模型在评估性别意识的重要性方面有所不同：经济学家认为主要原因是男性从移民中获得的潜在收益大于女性；而社会学家认为，夫妻工作的相对重要性不仅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或劳动力市场地位，性别角色在家庭迁移决策中起着主要作用。从经验上讲，经济学和社会学模型之间的差异是微妙的。主要是因为已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通常不如男性，相关研究也表明双职工夫妇比单身人士的流动性差，虽然妻子职业对家庭迁移决策有一定影响，但丈夫职业的影响显得更为重要。

Bird & Bird（1985）报告说，传统性别意识较强的男性为妻子职业愿意搬家的概率明显较低。Berger, Foster & Wallston（1978）也指出，即使在两性较为平等的大学毕业生中，女性经常最终也会随男性伴侣而流动。

本文的分析策略是将左右双职工家庭分为“传统家庭”和“平等家庭”。将教育视为区域间流动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对性别角色平等的家庭，由“高学历丈夫*低学历妻子”家庭的流动性应与“低学历丈夫*高学历妻子”相当。相反，如果性别观念很强，则只有丈夫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家庭迁移决策。

数据及变量

作者使用1985年到2003年德国社会经济面板（SOEP）数据。因变量是否有家庭迁移，定义为超过50公里的跨区域流动。核心自变量家庭性别意识，不同于以往使用主观判断等可能具有内生性的变量来衡量家庭的性别意识，取而代之的是夫妻在周末（非工作日）家务时间的比重。考虑到夫妻通常不会将50-50的家务分割视为平等，作者将丈夫的家务时间份额超过37.5%的视为“平等家庭”，否则为“传统主家庭”（Lennon&Rosenfeld，1994）。

教育，分为以下四类：夫妻双方受教育年限均少于12年，只有丈夫的受教育年限为12年或以上，只有妻子的受教育年限在12年或以上，夫妻双方都有12年或以上的教育。

工作资历，用于衡量在搬迁是放弃工作和更换雇主的潜在成本，按照在当前工作单位的工作年限分为四类：夫妻双方的工作年限均低于5年，只有丈夫/妻子的工作年限低于5年，夫妻双方的工作年限均在5年以上。

其他控制变量：年龄、房屋所有权、家庭规模及城市人口等。

结果与讨论

文中指出，单身人士及双职工夫妇周末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和比重。可以发现，男性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比女性少得多，平均占比为30%。已婚男女之间的差异大于单身男女。另外从表2（Table2）可以发现，单身男女的移民倾向没有显著差异，且单身男女的流动性比双职工夫妇高。

（温馨提示：点击查看大图）

作者进一步使用logistic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单身男女的迁移倾向，并对相关变量的影响（包括房屋所有权、居住时间、年龄、受教育年限等）进行了比较，仍然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对双职工家庭，作者根据夫妻双方的家务时间将所有家庭分为传统家庭和平等家庭两类，并分别进行Logistic回归。值得注意的是，在性别意识较强的传统家庭，只有丈夫受教育年限对流动性具有正向影响，而妻子的受教育年限对家庭迁移的影响并不显著，且男女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这种关系在平等家庭中恰好相反：丈夫受教育年限对家庭流动性的影响显著小于妻子，且丈夫的影响不显著。

进一步将妻子和丈夫的受教育年限细分，作者指出，丈夫高学历（12年以上受教育年限）会显著增加家庭迁移概率，而妻子高学历却无影响。相反对平等家庭，妻子和丈夫的教育系数都显著，且无统计学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妻子高学历*丈夫低学历”对家庭迁移的影响明显高于“丈夫高学历*妻子低学历”。但是夫妻高学历的耦合效应并不显著，即如果伴侣的文化程度较高，本人的高学历并不会增加家庭流动性。

性别意识在家庭迁移行为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性别观念较强的传统家庭中，丈夫与工作相关的特征占主导地位，而在性别平等的家庭中，妻子和丈夫特征对家庭迁移行为的影响无差异，即没有性别偏见。

文献来源：

Hendrik Jürges（2006）. Gender ideology,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the geographic mobility of familie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4(4):299-323.

文献整理：杨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