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78年对外开放为何能成功？_风闻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时候，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最值得纪念的内容之一。从广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开放就是我们党确立的方针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此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曾多次表示过要对外开放、特别是对美国开放的良好愿望。

 尽管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对外开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50年代的从苏联引进“156项工程”和70年代的“四三方案”，但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是在1978年以后。

 为什么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会在1978年以后呢？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具备了条件。邓小平在1978年9月16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当然，有好多东西当时还不具备提出来的条件。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邓小平在这里指出的“人家封锁我们”是阻挡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障碍。我国为排除这个障碍做的最成功的努力就是研制出了“两弹一星”。“(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拒不与之来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49-1972)》第314页、31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原子弹成功以后，导弹运载、氢弹和人造卫星的陆续登场，震惊世界，更是震惊美国。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出乎了美国的预料，美国加快了与中国关系解冻的步伐。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在毛泽东会见他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没有“两弹一星”，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解冻的时间将是一个未知数，1978年的大规模对外开放也将是一个未知数。

 亲身经历那个时代的已故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在2011年说：“1971年跟中国建交的国家才64个，大部分发达国家没有跟中国建交。但我们1978年就实行开放了，也就说大部分发达国家跟中国建交是在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如果1971年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78年我们能对世界开放吗？不可能。中国有今天的大发展吗？不可能。”

  中国外交史专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其父是曾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作用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在2014年指出：“邓小平私下说过一句话，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对美国不开放对谁开放都没有用。假如不是毛泽东把中美关系这个扣给解开了，由后来的领导人来解这个扣要困难得多，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也就没有那么容易。”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对整个外部世界的开放，但没有中美两国的关系的解冻，对整个外部世界的开放就不可能成功。这是在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所决定的，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会如此。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后来才深情地说道：“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排除外部障碍，其基本动力来自于国力的不断增强。而国力的不断增强，不但能排除外部障碍，而且能够迎接对外开放带来的挑战。否则，对外开放就会是一种低效率的开放，甚至对外开放有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失败。顺便提一下，1978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已经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中共党史对此已有定论。这个巨大成就，就是国力不断增强的体现。这个巨大成就，也是不能只用GDP来体现的。尽管中国的人均GDP在1978年落后于国家建设几乎同时起步的“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印度排名126 中国排名134），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要出色得多。已故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中的“新秩序问题”一章中写道：“然而，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或7%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同时，还有一个统计数不应忘记，就是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约为210美元，而印度为190美元。

 在研究中国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国际学者中，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并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甚至文革时期，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在2006年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发表的《卫生健康70年的发展是中国奇迹最亮丽的一部分》一文中，关于人力资源，得出与阿锐基一致的结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预期寿命达到67岁，识字率超过80%，成为一个‘具有第一世界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是支撑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强大力量。”

 因此，外有朋友遍天下，内有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支撑，1978年的大规模对外开放才有了坚实的基础，才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指引下，取得巨大的成功。

 这个人力资源的支撑，在我们新时代加大对外开放进程中仍然会有强大的力量。对此，我们完全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