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发掘过程_风闻

令人震惊的发现

人不能不相信运气，也不能不相信真诚。特别是考古这个职业，有的人辛辛苦苦一辈子，也没遇到过有价值的发现，而有的人一生中却有多次碰上重要的遗迹，而且是偶然的发现。但是考古发现的偶然性中似乎也蕴含着必然性。尼雅考古前几年的预备性调查，人员少，进入尼雅的时间也很短暂，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但前期的艰苦努力，终于在进入第六个年头时，得到了回报。3号墓、佛寺和居住遗址的发掘，已经是这次发掘意想不到的收获了，足够评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但好运还不只于此。王炳华有天下午独自去了墓地发掘现场。这是我进尼雅后惟一一次不在一起。没想到他回来很诡秘地对我说，墓地中的8号墓又将有重要发现，我以为他不是太“贪”了就是走火入魔，因为这次发掘收获够丰了，还会有什么惊人的消息呢？

看我不信，他立刻严肃起来：“8号墓今天刚刚打开，我只是看了一眼，就发现里面一个陶罐上有一个‘王’字，不信你去看看嘛。”第二天王炳华、我和杨晶赶到墓地，还特意带上摄影师刘玉生、杨文，目的是进行8号墓的开棺工作。

谶语般的巧合

按考古工作程序，清理遗物时应层层照相、绘图。8号墓的顶部上散乱些木棒，杂草，照相后清除杂草，便见到了木棺顶部覆盖的毛毡毯，毡毯较厚，其上有花纹，但糟朽严重，一触即破，但我们还是小心翼翼地清扫照相。

处理完表层，大家准备好绘图、摄影器材，马上要开棺了。沙漠考古的特点是眼神要准，动作要快，因为风沙随时都可能把清好的地方覆盖，强烈的日照对文物也会起破坏作用。另外，无论事先怎样筹划，也不能对考古随时出现的各种可能做好充分的估计，何况进尼雅沙漠，尽可能轻装上阵，包括饮水、食品等所有东西都是带进来的，没有更多的考古器材，临时遇到情况也买不到任何东西，发掘工作必须要干净利落，抢时间。

8号墓开棺

8号墓清理

一切准备就绪，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于志勇、吕恩国、李军、阮秋荣四人合力把棺盖抬起，我不能不吃惊，果然又是一个重大发现。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棺墓，墓内葬2人，女左男右，上盖织物。女性左侧有镜袋，脚下有器座、陶罐、木盆、木碗，木盆里有早已干燥了的食物。男性脚下也有器座、陶罐、木盆、木碗，但右侧有箭、箭筒、弓、弓囊。从未扰乱过，完整显示着当年下葬时的情景，年代大体上相当于东汉末或魏晋时期。

墓中又一次发现了木叉，它是一个自然树枝形成的分叉，在新疆地区孔雀河流域距今两千年的古墓中就已发现。1959年在尼雅发现的古墓中也发现木叉两件，分置于男女尸体上，女尸上的木叉上裹着一件淡蓝色绸的女外衣。尼雅3号墓女主人身旁也放置着木叉，并斜挂一件白绸披风。这种木叉选材和样式基本相同，在塔里木盆地的古墓随葬品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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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墓屡次发现木叉，引起人们做过各种推测，认为象征宗教礼仪的意义，同巫术有关，称之为“木祭器”。由于采用红柳制作，并进一步推测与崇拜迷信红柳的自然属性有关，与墓主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即“木祭器”的陪葬过程必然伴随一定的巫术活动。8号墓的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内容和摆放，与3号墓基本一致，墓内的多种织物，被吹进的风沙断断续续地掩埋着。大家仔细观查、记录，紧张地绘图、照相，一切都要尽快结束。此墓有两件遗物引起我们格外关注，一是一个陶罐上有类似“王”字墨书题记，为首次发现。

最使我难忘的是，当时我们见到墓内尸体中部的织物中露出一点色彩斑斓的织锦，在沙土掩盖中格外醒目，是吕恩国一点点地将这块锦翻开、随着他的手轻轻移动，织锦不仅逐渐显露出鲜艳的蓝、白、红、黄、绿花纹，还陆续看到在蓝底白色织出的汉文“国”、“东方”、“五星”等字。最后完整的文字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在场所有人非常震惊。

紧张的工作之后、大家仍沉浸在喜悦之中。王柄华露出微微的笑容，问我：“怎么样?”似乎是想起了昨晚的谈话。我也感到十分轻松，立刻回想起临进入尼雅前一天，在和田时特意带来的国旗，非常得意地回答道：正是我带来的运气。

你看织锦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显然是吉祥谶纬之语，其中的“东方”正是我的名字，凑巧的是我进沙漠时带来一面“五星”红旗。一到营地，我就和刘玉生将这面旗升了起来。我的名字、我的到来、我带的国旗和我升旗的缘故，才有中方考古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一发现，简直就像是谶语一样。也许这是我最值得自豪的考古经历了。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尼雅发现的织锦中，最使人感兴趣的大概要属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织锦面积不大，边缘用白织物缝边、上下各缝出3根长条带，是一件完整独立的物品，出土时位于尸体的腰部。除了文字之外，蓝色底子上，用鲜艳的白、红、黄、绿织出丰富的花纹，其中有云气纹，虎、避邪、大鸟和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圈。“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出现上下两排，每排一字不少。

锦片不大，文字却清清楚楚。由于蓝、白相间，文字更为突出，文字的内容看上去简直就像当代语词，现在以五星红旗为象征的中国竟然奇妙地与汉晋时期的语词暗合。后来有不少人问我这句话的意思，更有人把锦片上的内容和现代字面意思混为一谈。

“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概念不同。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专门写过一篇《释中国》的学术论文，从古文字的起源和演变将“中国”二字作了透彻的研究。按于省吾先生的说法，《诗经·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是指“京师、城中”的意思。考古发现实物中最早的“中国”一词，出现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内容是“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日，余其宅兹中或（国）。”

铭文的意思是说，周成王迁到了成周这个地方，然后追述周武王灭商后，在朝廷祭祀于天时说，我将从此居住在中国。所以，“中国”一词起源于周武王时期，西周时期较明确的是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中国传统文化视天下为一家，夏商周时期，“夏有万邦”即承认一个不确定的中心，并组成松散联盟式的“中国”，而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是理想中的天下。

何尊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何尊内底铭文

“中国”作为地理位置的称谓延续了很久，东汉人许慎作的《说文解字》中有“夏，中国之人也。”为什么把夏朝看做是中国之人呢，是因为当时北方有狄族，南方有蛮族，西方有羌族，东方有夷族，中国是处于各民族的中部的缘故。到了战国时期“中国”指国家的中心地区，当时江汉流域的楚国人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自己认为属于“中国”文化圈之外。秦汉统一后，中原文化广泛传播，纳人“中国”地理、文化概念中的地域扩大，汉晋时期仍是指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地区。

再说“五星”二字。《汉书·天文志》记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这似乎是占卜之语。古代“五星”指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和镇星，分别为现代天文学中的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古人发现了它们在太阳系内相对位置不变，并用它们时隐时现的变化来占验人间的吉凶祸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主要表达汉晋时期天象占星术和乞求强盛吉利的思想意识，这种祝福吉祥语词，在当时比较流行。

据说日本东京天文台研究的结论，在一定方向内能同时见到五星是罕见的天文现象，数十年、数百年才会有一次，下次出现是在2022年3月21日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