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农业和金融的碰撞_风闻

作者：温伯陵

1

1068年4月，宋神宗第一次见到王安石。

早在当皇帝之前，他就经常听身边人说一些犀利的观点，关于朝政、经济、社会……好厉害的感觉。

当他虚心求教时，才知道那些观点全部来自一个人：王安石。

彼时，王安石只是外地小官。

22岁考中进士后，他没有争取留京指标，而是背起包袱走向地方，那是最接近泥土的第一线。

26年来，王安石在基层努力工作，发现了很多帝国的病灶。如果是其他人的话也就算了，反正是熬资历，不影响升迁。

他不行。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王安石给每一个病灶都开出了药方，而且都能药到病除。前人们使用过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等，又被他试验过无数次。

于是，他向朝廷分享自己的经验、方法，建议在全国推广。那些年，宋仁宗被接班人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哪有心思理他。

事情虽不成，却已经名满东京。

宋神宗登基几个月后，就把王安石召回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

那天散朝后，宋神宗把王安石单独留下。

私聊。

王安石说：“陛下，大宋药丸……士兵大多是无赖，官员尽是庸人，至于理财不说也罢。幸好周边国家也是半斤八两，要不然真不好说。”

然后斩钉截铁的抛出结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皇帝有雄心，大臣有方案，干吧。

“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大幕。

2

宋朝穷。

不是说宋朝百姓大多连鸡蛋咸菜都吃不上，而是朝廷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造成财政匮乏。

宋朝继承了后周的一切。

但凡一个国家是继承而来，那么免费获得国土、权力的代价，就是连前朝的疾病也一起接过来。

不能只占好处，不付出代价，对不对？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后建立大宋，免费继承了后周的国土、官员，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变，只不过换了一个皇帝。

后周的官员留在岗位上继续发热，在统一战争中为了减少反抗，南方十国的官员也大多留下来。

不仅是宰相、枢密使、节度使……就连团练使、刺史也大有人在，再加上朝廷新设立的通判、知州等等，什么官都有。

此时，北宋朝廷是一锅大杂烩。

“冗官”的积弊，开国时就有了。

文彦博说：“非与百姓治天下，与士大夫治天下。”怎么与士大夫治天下呢？

无非是分享利益。

在宋朝，只要一人当官，全家都能受益。

从宰相一直到大夫，都有资格让子孙、亲戚做官。开国功臣曹彬去世，换来家族20多人做官的资格。李继隆去世，也荫庇了几十人。

再加上科举扩招、卖官鬻爵、商人授官……宋朝官员的数量急速膨胀。

宋真宗年间的官员数量是9700多人，到宋仁宗年间就涨到17000余人，这只是有级别的正式官员，待岗、候补的更是不计其数。

更重要的是，朝廷给官员的工资很高。

据史书记载，宋朝工人、农民的平均月收入是1800钱，只够一家人糊口而已。而一名九品官的工资，就能达到12000钱。

宰相就更夸张了，月工资是40万钱，这还不算其他补贴、福利。

都说宋朝是读书人的天堂，可不是嘛。

但享受着高福利的宋朝读书人、官员，已经成为威胁肌体健康的恶性肿瘤。

相比冗官，冗兵也是大问题。

宋朝初年，边疆有辽国、西夏在闹事，朝廷不得不在边疆屯驻重兵，再加上中原无险可守，只能增加禁军数量来保卫东京。

为了防止农民起义，每逢灾年，朝廷都会到灾区招兵。把青壮年都安抚好，想起义都找不到人。

宋朝逐渐形成河北、西北、首都三大重兵区。

有多少人呢，100多万。

宋太祖年间，全国士兵共有37万，其中禁军19万。仅仅几十年后，这个数字就翻了3倍。宋仁宗年间，全国士兵共125万，禁军82万。

125万士兵的粮草、后勤、补贴、装备……任何时代都是一只吞金兽，在农业社会足以拖垮一个国家的财政。

冗费则来自皇帝、官员的奢靡浪费。

皇帝嫁女儿、娶儿媳妇要气派吧、庆贺太平盛世要办舞会酒宴吧、各部门要不要经常考察、调研啊？

除了正式官员以外，那些办事员、科员等“吏”是没工资的，但也得养家吧？只能靠贪污受贿了。

教科书上把“冗官、冗兵、冗费”说的干巴巴，可一旦设身处地的想想，真是不寒而栗。

宋朝经济再发达，也经不起这么作啊。

3

宋朝的花费很大，可收入却有限。

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建议唐德宗施行“两税法”，废除“租庸调制”，只收取地税和户税。

根据土地占有量和财产多少，来交税。

后来因为家庭财产根本没法统计，只能盯着看得见的土地，所以“两税法”逐渐只征收地税。

为了扩充财源，唐朝建立起盐铁专卖制度。进入五代十国，各个军阀为了筹措军费，把专卖制度更加发扬光大。

这一切都被宋朝继承下来。

反正是按照土地收税，只要有人种地就能收到钱，也就没必要搞什么分田地之类的事了，这也是“不抑兼并”的国策由来。

可问题是：有一帮人不需要交税啊。

那几万名官员和亲戚、朋友占尽国家红利，却不用付出一点代价，而兼并土地的急先锋，也是这帮人。

宋朝初年，交纳地税的自耕农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到宋仁宗末年只剩下三分之一，不用交纳地税的耕地占70%。

根据“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原则，地税只能减少，绝对不会增长。

幸好还有专卖制度。

除了盐、酒、茶等人民群众的刚需产品，朝廷把矾和香料也纳入专卖体系，或直接垄断，或寻找代理商，反正能赚钱就行。

垄断的利益是巨大的，宋朝把专卖制度发展到极致后，收入一度占到财政总收入的60—70%，地税只占一小部分。

宋朝的富裕和商业繁荣，大抵来源于此。

可在那个时代，又没有什么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一旦把垄断做到极致，专卖的潜力也就挖尽了。

红利消失殆尽时，大致是宋仁宗末年。

几年后，宋神宗继位称帝，面对的是一副惨淡光景：

地税早已枯竭，能维持下去已经不容易，打土豪分田地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专卖制度也没有增长点，红利到头了。

可朝廷开销却在不断增长：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朝廷越来越奢侈、军费开销有时占财政收入的80%……

所谓“百年之积，唯存空簿”是也。

这样的大宋朝，可真是穷到家了。

就在这样的局面中，王安石走上历史舞台。

4

每一个封建王朝走到中期，都会面临一个选择：

变法。

开国初期是一张白纸，即便白纸上已有笔墨痕迹，但由于战争、天灾等因素，依然有大片空白可供功臣们作画。

经过百年太平，利益集团早已盘根错节，白纸也即将被填满。变法，就是和利益集团争夺生存空间。

如果成功，王朝寿命可以再延续百年。

比如汉、明、清……唐朝没有闯过去而迎来“安史之乱”，但之后痛定思痛，在藩镇割据中依然可以走过150年。

如果不成功，王朝寿命就进入倒计时。

比如宋朝。

彼时，在地税枯竭、专卖无法增长的既有情况下，王安石另辟蹊径，提出“理财”的概念，想在既不增加地税伤害农民，又能增加财政收入中寻找新的平衡点、增长点，也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说起来复杂，其实也简单：

方田均税法：清查土地占有情况，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让多占田者多纳税，少田无田者减轻负担。

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都是之前王朝用过的老梗，朝廷把仓库中的粮食和钱拿出来，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既便民又生财。

保甲法、保马法：建立严密的基层组织，可在必要时征召庞大的民兵队伍，又把经营不善的国营马场，下放给基层经营。

免役法：让农民交钱免除劳役，官府再用农民的钱雇人干活。

王安石希望用国家力量来影响市场，最终达到民间和朝廷力量的再次平衡。虽然不像汉武帝那样下手狠辣，搞得“中产之家皆破”，但足以为帝国续命。

变法也确实带来丰厚的红利。

变法铺开以后，“青苗法”每年能带来将近300万贯收入，免役法也能带来将近400万贯，各项变法收入加起来，最终积蓄了可供朝廷使用20年的财富。

熙宁6年，王韶在西北收复5州，扩地2000里。

但也到此为止了。

“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外表，却远远没有触动灵魂。

5

东方和西方不同，基本没有宗教战争。东方的变法和造反，几乎都是为了重新分配利益。

王安石自诩“理财”，其实还是劫富济贫。

在他的理想中，老百姓是不用加赋的，但是在产业革命之前，世界财富是固定的。既然不从老百姓手里要钱，就只能洗劫利益集团。

从来不会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

在变法的过程中，迎接挑战、攻击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人来支持王安石。

很不幸，宋神宗不是一个好领导。

满朝文武和天下富人都是旧体制的受益者，现在冒出一个王安石，怎能容你？于是，所有人都实名反对变法。

司马光公开批评王安石：“这样不行啊。”韩琦上书否定变法，富弼辞职，就连苏轼都差点因为“乌台诗案”送命……

面对这样的攻击，宋神宗扛不住。

站在宋神宗的角度上看，其实也能理解：“所有朝堂重臣和一个王安石，到底该怎么取舍，其实不难做。”

不是所有人都有魄力用自己的牺牲，换取后代的幸福。

如果有一个强力君主支持，王安石就能成功吗？

至少有一部分不行。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和商鞅、杨炎、刘晏都不一样。他们或是砍掉既得利益阶层，或是重建财政来源。只要有强力君主支持，是可以办到的。

而王安石是用市场来调节。

根据现代商业的经验，想要完全市场化，需要有完善的金融机构。存钱贷款找银行、损失理赔有保险，对不对？

按照变法内容：

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法令，应该由银行、国企来执行，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和信誉，做为官府和农民的中介层。

甚至买卖都需要繁荣发达的工商业来配合。

变法的一部分内容，本质上是商业行为。

可宋朝毕竟是古代王朝，没有先进的金融机构，除了垄断专卖，也没有繁荣的工商业，只能交给官吏来执行法令。

用行政命令直接指导商业行为，往往会产生腐败、粗暴和强制性摊派。

比如青苗法，官吏怎么能知道谁需要贷款呢？

如果不是需要贷款的农民主动，即便他们一家一户查找，官吏也不会知道到底把钱借给谁？再加上指标摊派，随便找几个人拉倒。

需要的人借不到钱，拿到钱的不需要。

真是缺了大德了。

归根结底，这部分法令太超前，宋朝的社会组织根本不兼容。

就像一台2000年买的笔记本，你非要用来玩绝地求生，不死机才怪。

没有强力君主支持、没有金融机构，不论是地税或理财，都没有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没有错，只是生错了时代。

6

变法，往往会引起党争。

当司马光、韩琦、欧阳修等朝廷重臣都反对变法时，王安石只能寻找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的帮助。

两派人围绕变法斗的腥风血雨。

有的人是理念不同，大部分人只是单纯争夺利益，权力、地位、家产、土地……每一项都值得以命相搏。

何况，他们各自身后都有庞大的追随者。

每个人都被洪流推着向前，身不由己的走下去，不能后退半步，直到角逐出最终的胜利者。

只是，那时已经错过了变法的最佳时机。

司马光经常批评王安石，有一条其实很搞笑：“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

表面来看，地域黑实在不符合司马光的修养。

可如果把党争放到利益之争中，就明白了：只要把对方打倒，不惜一切代价。

日积月累，新旧党争都成了惯性。

于是，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启用司马光，高太后去世后新党复辟，随后向太后扶持旧党，宋徽宗扶持新党蔡京。

人治社会，政策没有连续性，什么都干不成。

宋朝就在“新旧党争”中折腾，错过了最后的机会。再加上宋徽宗奢靡无度，宋朝就是神仙也没办法。

时也，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