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岁女孩决定对全世界的政客说不_风闻

今天，低碳生活已经成为全球现代人达成的一个共识。但一些政治家显然不属于“现代人”的行列，他们带领他们的国家公然跳出巴黎气候协议，就像小孩子跳房子那么容易，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面对荒谬的现实，刚满 16 岁的格里塔·唐伯格站了出来，她决心以孩子心中的“是非”标准，向政客、商界领袖领导的成人世界的“盈亏”标准发起挑战。

他们能阅读吗？

格里塔·唐伯格和她的批评者们

撰文：Katy Lederer

翻译：陈蜜、何珊珊

2018 年夏末，16 岁的气候活动家格里塔·唐伯格（Greta Thunberg）第一次在瑞典议会外发起气候运动。彼时，她并不打算环游世界向高官、外交官和议员们发表有关当下气候变化的演说，而只想通过每周五罢课来获得民众关注。她的运动策略逻辑十分简单：为什么孩子们要在学校里学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可怕事实，当权者们却拒绝学习这些？“有人说我应该待在学校里，”在 2018 年 11 月发表于《卫报》（the Guardian）的一篇专栏中她写道，“但是当没有人为了拯救未来而做得足够多时，年轻人为什么还要为了未来而学习？当最优秀的科学家提出的最重要的事实都被政客们忽视，了解事实还有什么意义？”

▲格里塔·唐伯格

起初，唐伯格的罢课只是一个独立事件，但相关报道迅速传播后，激励了世界各地许多学生一起参与罢课。学生们很快感到了失望——当权者们仍然对科学家的警告视而不见，政府机构作出的承诺也遥遥无期。吊诡的是，同样是这些成年人，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开始邀请唐伯格参加会议和政治集会，要求她阐明跨政府小组对于气候变化的最新报告这样乏味至极的文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明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参与过这份文件。

在今年一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唐伯格用一段措辞强硬的演讲提出了她的“学习指南”。这篇演讲迅速走红。“根据 IPCC 的说法，我们只剩下不到十二年的时间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了。”她说道，“解决气候危机是我们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严重也最复杂的挑战。但是，主要的解决方案其实非常简单，连小孩都能理解，那就是我们必须停止温室气体的排放。”

▲格里塔·唐伯格在 2019 年达沃斯论坛

二月，唐伯格又在欧洲经济社会委员会（the European and EconomicSocial Committee）上做了演讲，这一次，她身边围绕着加入到日益壮大的罢课运动中的孩子们。“我们希望你们遵守《巴黎协定》和 IPCC 的报告。”她说，“我们没有任何其他诉求或要求，我们的要求只有，你们团结一致地遵循科学。”

在四月欧洲议会的演讲上，她则更加彻底地突破了当前的时间线：“大约在 2030 年，从现在起的十年二百五十九天零十个小时，我们将面临一个不可逆转的连锁反应，正如我们所知，那很有可能会使我们的文明走向灭亡。”（几天后在在英国议会的演讲上，唐伯格问道：“麦克风真的开着吗？你们能听到吗？我的英文没问题吧？因为我开始怀疑了。”）

而她于七月在法国议会演讲时，出于对对话者不愿进行简单阅读的愤怒，她甚至直接引用了文件中具体的章节。“很多人，包括政客、商界领袖和记者，都说他们不同意我们的话。”她在演讲中说，“他们说我们孩子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对此，我想引用最新的 IPCC 报告中的第 108 页第 2 章，在那里你们会发现所有我们提出的观点都被总结过了。”

从她要求采取与大量科学证据相符的措施以应对气候问题开始，唐伯格就像背书一样讲述它，固执地反复陈述她在演讲中提过的内容。她所呈现出的每个方面——没有感情的脸、朴素的辫子、普通的身材——都是为了让人们的注意力从她个人转向她传达的东西而刻意为之。即便如此，当人们提到唐伯格时，哪怕他们也认同全球变暖是个巨大威胁，却还是几乎不关心她说的内容。相反，他们关心的是她这个人。

“自由思想”网站 Quillette 可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这本刊物与所谓的“知识分子暗网”（Intellectual Dark Web）联系最为密切，Quillette 将自己定位为“基于理性的启蒙计划”的一部分和来自政治中心的声音。然而自三月以来发布的一系列文章中，唐伯格被描绘成一个，说得好听是有用的白痴，说得难听了则是一个危险的专制主义环保主义左派分子。无论是攻击，还是单纯地恭维，这种行为都是一种公然的人身攻击。

在三月，出现了一篇题为“当孩子抗议，大人应当告诉他们真相”的文章，自由撰稿人凯瑟琳·吉布森·摩尔（Kathrine Jebsen Moore）声称，尽管唐伯格会因为激起一场全球性运动而受到推崇，但“按她自己的说法，她患有好几种心理疾病”（唐伯格曾称自己有患有社交恐惧症、强迫症和选择性缄默症），她太过狂热和悲观而无法成为一个合适的领导人。“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指出她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民主的、宿命论的，缺乏希望和引起重大改变所必需的乐观精神。”摩尔评论说，“激进主义最可靠的好处或许就是能让参与者感到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并且“我们不应该期望一个 16 岁的女孩能看到所有的细节”。“唐伯格的演讲和摩门教的世界观一样，”她总结到，“并不能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提供现实的答案。即使她最令人惊恐的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解决方案也应当建立在创新思想和对可能性的现实评估上。”然而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及 IPCC 的报告，也就是说，没有迹象表明摩尔在阐明“她令人惊恐的预测”时有深入研究过唐伯格引用的原始文本。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2017 年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议，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明确答复

Quillette 的欧洲编辑鲍林娜·纽丁（Paulina Neuding）四月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自我伤害与更大的利益：格雷塔·唐伯格和她的孩童运动”（“Self-Harm Versus the Greater Good: Greta Thunberg and Child Activism”），同样表现出了不屑一顾的态度。“成人负有维持成人与小孩关系的道德义务，而不是被情绪、偶像、自我、群众抗议的照片，以及弥赛亚或革命理想牵着鼻子走。”她这样写道。同摩尔的文章一样，这里丝毫没有提及 IPCC 的报告或者任何其它科学文献——它并没有正视科学结论。相反，这篇文章将重点放在了另一种文本上：唐伯格的母亲，歌剧演唱家玛琳娜·厄曼（Malena Ernman）所写的回忆录。在《内心深处》（Scenes from the Heart）这本书中，恩曼叙述了她抚养两个患有自闭症的女孩所遭遇的困难，以及唐伯格的气候行动给她自己和她的家人带来的宽慰。纽丁在引用回忆录的段落中穿插了一些唐伯格在公众面前的照片，这实际上使唐伯格所传达的基本观点——“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没有坦诚面对气候变化”变得无效，直接将其归咎于唐伯格个人的焦虑。

在《气候变化青少年抗议者并不知道他们在抗议什么》一文中，同为青少年的菲利克斯·柯比（Felix Kirby）断言，“全球变暖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除了极少数人，任何普通人要想完全掌握它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学生的抗议往往只是社交活动，“你作为一个年轻人，如果被允许和同伴们一起在公共场所待上好几个小时，并能正当地进行最大声量的发泄，那么为什么不去参加甚至制造一些麻烦？”他抱怨道，学校批准的气候抗议活动本质上把错过的课程的费用转嫁给了纳税人。

Quillette 中唯一一篇表现出来对有科学依据的材料有深刻理解的文章，《重要的环保事业不能离开环保人士》，出自前任英国绿党联合主席马伦·贝克（Mallen Baker）之手。这篇文章在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整套有证据支撑的缓解气候变化的方案同时，避免了陷入到人身攻击中。然而，整篇文章宛如一个迟钝的环保主义左派稻草人，它不愿意采取提高全球供应链效率和与政治对手合作等战略。当然，关于核能和转基因食物的问题在环保主义左派中一直有着很大争议，但据我所知，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十分乐意看到实物总量的增加和技术的改变，只要这种变化没有被用来支持气候变化拥护者阿历克斯·史蒂芬（Alex Steffen）所说的“掠夺式延迟”：只是“为可预见的未来所作出的象征性改变”。这是一种偷梁换柱的说法。

这些都并不是说 2018 年 IPCC 的特别报告《1.5°C 的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 of 1.5°C）（更新的一份关于气候变化和土地的报告发表在 8 月）十分简单易读。如果一个概念艺术家试图创作一个关于在思考气候变化时大脑的不适感受的作品，那这份 2018 年的报告可能就是最好的成品。它的封面图像呈现出一种迷幻的图形，其中只有轴是可见的，而其余的区域布满色彩柔和的斑点；这样一种美学无疑令人感到寻常，与气候变化的可怕现实十分脱节。为了表达绝对客观公正的立场，报告的前几页由编辑署名和致谢组成，甚至还感谢了网站设计师。就像古老的德国童话故事中主人公在危险的旅途中遇到的催眠森林一样，这样做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让我们的英雄读者入睡，从而阻碍他们的阅读。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显得意料之中。但是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政策制定者总结”中，读者发现了什么呢？这部分是一个精简的概要，毫无疑问， Quillette 聪明的怀疑者们(更不用说全球领导人)已经更彻底、更直接地提出过这些。前几项非常简单：与工业化前水平(“可能温度增长范围为 0.8°C 到 1.2°C”)相比，我们已经造成了了大约 1 摄氏度的温度增长，并且可以“高度确信”，在 2030 至 2052 年之间，“如果以现在的速度继续增加，全球温度增长很有可能会达到 1.5 摄氏度”，这会导致显著增加的热浪、干旱和洪水。如果全球变暖持续下去，我们再不采取行动，这一结果就越有可能出现，对这一行星的支持系统造成的破坏也会愈强。珊瑚礁将集体灭绝，许多主要的生态系统将被破坏，而这会给动物和人类带来未知的后果，数千万甚至数亿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热带和沿海地区的人，将失去家园和生计。但并不是没有希望：根据该报告的作者所说，“在几十年的时间之内，达到并保持全球人为二氧化碳零排放，以及减少非二氧化碳辐射强迫，便可以阻止人为的全球变暖。”换句话说，正如唐伯格所说，我们的未来仍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多位科学家声称，南极冰川正在消融

但是，要达到“全球人为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目标，并不像报告里所写得那么简单并程式化，而这就正是我们的公民领袖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摘要的第 14 页，作者概述了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所有可能的方式，用标准的官僚化语言断言，只有到 2030 年全球人为二氧化碳净排放量水平下降到 2010 年的 45% 左右，并在 2050 年左右达到零的情况下，才能勉强保证当时温度上升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作者还提到了一系列物理策略，从“降低能源和资源强度”到提高“脱碳率”，再到扩大“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依赖”，这是一套尚未得到大规模验证的新技术。他们描述了一组不同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甲烷等)，根据经济和政治的优先顺序，每一种气体都可以调高或调低。他们写道：“过去，在特定领域、技术和空间背景里，发生过系统变化的速率受到顶多略超过 1.5°C 的全球变暖的影响，但没有记录在案的历史先例。”他们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物理措施选项，但他们知道，所有的选项在政治上都很难实现。

唐伯格清楚地认识到政治是复杂的。“当我告诉政客们现在就行动，”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上她说道，“最普遍的回答是他们不能做任何极端的事，因为那会使他们失去投票者的支持。他们也没说错，因为大部分人甚至还没意识到为什么需要做出这些改变。这就是我一直告诉你们团结在科学背后的原因。最好的科学应该成为政治和民主的核心”。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人类一直在睡梦中，回收计划不过是痴人梦话。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气候催眠症。如果在深夜里，如果面对催眠的文件，就不能保持清醒，全球领导人又有什么用？唐伯格的批评者，还有另一位 Quillette 的作者兼副主编托比·杨（Toby Young），他觉得唐伯格说我们基本上什么都没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事了——我们更换了很多电灯泡，我们有很多使用太阳能的计划。但是总体而言格雷塔·唐伯格是对的。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的化石燃料排放已经增长了一倍，尽管另一边，警醒世人的 IPCC 报告在稳定地越来越多地产出。你不必成为一名行动者，也不必以黑白二元对立的方式思考，就像唐伯格说的那样，你只需相信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来应对气候变化这种言论是个谎言。

当格雷塔·唐伯格到达现场，我已经厌倦了打官腔。而且，即使我不同意她的所有观点，我知道她在科学意义上是对的。是的，她发出了影响广泛的声明，并且为抨击整个系统而自我感觉极度良好。她提倡大规模的民众不服从运动，有时候还会和具有争议的组织结盟，例如“气候公正，现在！”（Climate Justice Now!）、“反对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但是，就像她常说的那样，她已经“完成了她的家庭作业”——她已经阅读了当权者拒绝阅读的报告。与她的批评者所推测的恰恰相反，她不可能是任何人的意识形态傀儡。从她妈妈的回忆录《内心深处》（Scenes from the Heart）（它的内容我只从 Quillette 的梗概了解过）里的描写中可以看出，格雷塔和她的姐姐贝塔（Beata）是固执己见的，不愿意吃父母要求她们吃的东西，不愿意遵照父母的意思说或做。

“以现在的排放水平，大概 8.5 年以内，我们就会用完碳排放的额度。”在 7 月的法国议会上她说道，“虽然很多科学家指出这些数据过于笼统，但是这些数据是真实的，加入 IPCC 的所有国家都采纳了。但我从未听过任何一位政客、记者或企业家哪怕一次提到这些数据。就好像你从不知道他们存在，好像你从未读过最新的 IPCC 报告——我们文明的未来所在。”

▲2019 年 9 月 2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慷慨点赞瑞典中学生格里塔·唐伯格

8 月 28 日，周三，唐伯格结束了一场零排放帆船比赛，这次活动被很多人批评和嘲笑，那些人和以坐了私人飞机为由弹劾阿·戈尔（Al Gore），以及尾随比尔· 麦基本（Bill McKibben），拍摄他用塑料袋把东西装回家的基本是同一群人。唐伯格还应邀去了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联合国。在那里，她将分别于 9 月 21 日的青年气候峰会和 9 月 23 日的主会议上再次展现自己高超的阅读能力。此前，9 月 20 日，她领导了一场气候问题的全球性罢课。她在最先进的船 Malizia II 上待了两周。 “一艘六十英尺的开放驾驶舱单体船。”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如此描绘道。他们记录下了她的这趟旅程、船的构造和酸性的变暖的海洋的不稳定状态。“团结在科学背后”印在主帆和她的套装上。“团结在科学背后”：这是她唯一的要求。

气候变化行动者，尤其是 Green New Deal 这类，喜欢将我们在这个紧要关头需要做的事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员作比较。这是一组富有戏剧性的对比，让人想起 Rosie the Riveter 显示其力量的形象，和戴着绿色安全帽、手持装弹枪的强壮男人。它让人想起有关武力、民族节气和为未决的未来而英勇战斗的故事。政客和执行者如 Sebastian Gorka、怀俄明州议员 John Barrasso 甚至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本人都在用这组对比作文章，抱怨行动者们好似在山寨二战时期的大规模牺牲。就像二战时平民减少使用燃料、金属和各种物质资源，他们在让这样的状况重演，我们现在必须牺牲当下生活方式的主要部分：我们的汉堡、我们的飞机、我们廉价的供暖系统。

但我认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比会衍生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一个主权独立的世界里，战时集团可以在全球大部分地区为所欲为，而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会袖手旁观。这让我想起历史上发生过犹太难民的船只到了我们的海岸却被拒之门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并不相信报纸上有关集中营的骇人报道。美国参战的犹豫部分源于信仰危机，也源于旧的政治理念。合作像是容易上当受骗者才玩的游戏，由其它国家和人民做打仗这种肮脏活就够了。但是来势汹汹的敌人无耻地无视主权边界和协定促使我们团结。他们的孤立主义谎言让一个事实变得明朗，就是我们必须学习一种不一样的政治。民族怀旧式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可能能构成这样的政治，但这样的政治并不是必要的，真正需要的是漫至全球范围的高明的合作。

当格里塔·唐伯格提出我们，包括政治家、商人、媒体精英，“团结在科学背后”，我没有听出悲观、僵化或毁灭的意味，我没有听出煽动。相反，我听到了要求掌权者回到他们批准的文件并采取新政策的呼声，这对本世纪所面临的严重困境来说是合理的。指出我们必须扭转“陡然下滑的排放曲线”（才能解决问题），并不意味着对抗气候变化是希望渺茫的。指出政治、媒体、行动主义者（在现在的行动中）都失败了——就如唐伯格所说的那样——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永远或者必然失败。存在一个谎言并不意味着一切永远都是谎言。我们不在基本事实上对他人撒谎，也依然可以怀有希望。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能够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