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最佳金句：我5000块钱的鞋子真的是承担不起我这只脚_风闻

十几年前，中国发展正式进入快车道，经济快速腾飞，很多人钱包鼓了，手里握的资本也更多了，但富裕的同时，教养却没有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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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5000块钱的鞋子真的是承担不起我这只脚。”

这两天我被这句话吓得不轻，如果有个2019装逼金句排行榜的话，那我一定让它排第一，谁要让它排第二，那我第一个不乐意。

9月2日，湖北宜昌东高铁站，一名女子携带危险品进站，被拦下要求安检时，她拒绝配合，冲着安检人员大喊道：“我是个公众人物，你完了！”

随后她就被警察叔叔“请”进了候车室，在“小黑屋”里，她又开始了下一轮精彩表演——

警察：“你先把鞋穿上，把脚放进去。”女子：“你去给我找双袜子，否则我5000块钱的鞋子真的是承担不起我这只脚。”

如果我是警察，我直接一电棍锤死你，我还去给你找袜子！

事后，有网友扒出闹事女子叫刘露，是个粉丝后援会高达27人的某卫视签约演员，刚在两部网剧中打完了酱油，嗯，是挺“公众人物”的。

这件事这两天越闹越凶，很多人说刘露骄横不讲理，说她是“咖位不高，架子真大”，但在我看来，这种人最大的毛病不是蛮横摆架子，而是“假装上流社会”。

那句“5000块的鞋承担不起我的脚”，暴露的是她的自我身份认知：在她看来，她穿的不是鞋，而是穿的一种身份，仿佛5000块的一双鞋往脚上一蹬，就划分出了一条线，就可以把另一部分人隔离开。

就好像一些人，背个LV出门，就以为能把不背LV的隔离开；穿着古驰，就以为能把不穿古驰的隔离开。反正在他们眼里，穿衣穿的不是衣服，穿的是一种身份；背包背的不是包，而是背的一种身份；穿鞋也不是穿鞋，而是穿的一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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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刘露一事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口子，这个社会这种人太多了，这种“假装上流”的现象在当下社会也十分常见。

前段时间重庆的保时捷帽子姐，在斑马线违规掉头时，与直行汽车发生冲突，在理亏的情况下，依然蛮不讲理，一看对方开的车不如自己，立马上前辱骂并对男司机打耳光。

打人的保时捷帽子姐

上个月上海台风过境，被大雨“摁”在马桶上的作家张晓晗，发了一篇矫情的微博长文，大意概括出来就是：我受过高等教育，住着小两千万的房子，过着top5的生活，甚至闻得出别人身上的“地铁味”，这样优秀的我，为什么会沦落到自己通马桶的地步？

张晓晗微博部分截图

去年我去澳门一家赌场，我身旁一男的，穿着一件古驰红外套，标识大的，我还以为是个人体广告牌。只因为荷官发牌慢了点，他抓起桌上的筹码就往荷官身上甩，指着人家鼻子骂：“你就是伺候人的，老子就是皇帝！”好大的口气啊，大清早亡了，我还以为溥仪再世了呢。

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它们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有时候我也很纳闷：时代快速发展，现代人手里的财富越来越多，思想和素质怎么还是倒退的呢？

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还浅显地以为，只要开好车、住豪宅，只要手里有权、兜里有钱，就可以跻身上流社会了。可耍横叫什么上流社会？这叫尼玛没教养。装腔又能叫什么上流社会？这只能叫尼玛没文化。

这些人不知道，钱和上流从来不是划等号的关系，掌握财富也不是意味着进入上流社会。接下来，我就正式教教他们，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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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老哥哥，出生在上海，父母是上海第一批成功的商人，他的成长过程一路顺风顺水，年轻时经商，现在已经是上海著名的投资人。但他最打动我的，不是出身，不是家产，而是他对待身边人的态度。

在投资市场，因为工作的需要，每次他都会穿着一身高定西装，领带和袖扣都是精心配套的，但每次和同学聚会，他都会换上普通的T恤，把好车放在车库里，每次都选择打车去参加聚会。

看上去他像上海普通的经理人，虽然毕业了二十几年，可同学关系依然像读书时一样自然。

许多人问他为什么每次参加同学会都这样穿戴，而他却说：大部分老同学物质条件没有自己好，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运气差，而是因为自己出生在上海，父母经商成功，自己的起点就比许多同学起点高。

选择换下昂贵西装，打车去跟同学聚会，是为了照顾更多同学的感受，让他们不会有距离感，心理也不会有落差，不妄自菲薄，轻易否定自己的人生。

比起那些动不动就在朋友圈里炫富的同学来说，我这个老哥哥不知道要高出多少，我发自内心敬佩他的修养。

他家的老保姆，从他2岁起就开始照顾他，后来，他们一家准备移居美国，临行前，保姆在院子门口给他们一家鞠躬：“二十多年谢谢你们。”他们一家人却恭敬敬地鞠躬回去：“这二十多年谢谢你才是。”

去了美国后，我这个老哥哥还常给保姆打电话，嘘寒问暖，交流近况，两家相处得就像朋友一样。他有时回国，也会特地跑到保姆老家看望，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阿姨也是我家的一份子。”

什么是上流？这才叫真正的上流。居上却不俯视，有地位却不倨傲。不管对方身份阶级如何，永远是一副谦卑的样子，懂得平等待人，更有最基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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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望京606室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它出名靠的不是媒体宣传，而是全靠的民间口口相传。

房子主人黄珂是个北京商人，从1999年开始，他就开设流水席免费供人吃饭，他办的流水席，又被人称为“黄门宴”。

吃过“黄门宴”的食客里，有冯小刚、葛优、顾长卫、蒋雯丽、崔健这样的影视名流，也有马未都、梁文道、窦文涛、贾平凹这样的文化名人，但去的最多的，还是普通白领和一些无名素人。

只要黄珂人在北京，他家的大门就永远是虚掩着的，任何人都可以登门拜访，谁都可以在他家坐下吃饭。

这个免费流水席，黄珂一办就是20年。曾有人对自己“白吃白喝”的行为感到愧疚，于是“强行”在黄珂家的客厅里，装备了一个“捐款箱”，食客自觉自愿往箱子里塞钱，以减轻黄珂的负担。但时间不长，黄珂又悄悄撤走了箱子。

也有人怀疑是不是真的无论什么人都能去吃饭，黄珂很坦诚地回应：“只要是朋友，我都愿意招待。”

他这种做法就有古人之风，让我想起战国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凡是投奔他的，他都愿意收留供养，从不去驱赶门客。

什么叫上流？这就叫上流。不看人下菜碟，不分高低贵贱，社会名流去了能吃，普通白领去了能吃，贩夫走卒去了也被招待。只要去了，就愿意好酒好菜招待，大家共坐一席谈笑，这才是真正的有修为。

黄珂家中的流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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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已经54岁的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去美国考察。

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校长要来，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大家都去码头上接蔡先生。

一见到蔡先生，大家都呆住了，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他一个人，拎一只皮箱，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还看上去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独往独来。

他不惊动驻纽约的中国领事，也不惊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学生们在一起。

在那个年代，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享受的是内阁大臣待遇，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在任何场合都没要过排场，在任何人面前从来没有摆过架子。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一直记着蔡校长的一件小事。

有次冯友兰需要北大的证明书，因为时间紧迫，他决定跳过正常手续直接去见校长。

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冯友兰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

冯友兰推开门进去，只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看见冯友兰来了，蔡先生抬头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

这个场景，冯友兰记了一辈子，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

什么叫上流？蔡校长这样就叫上流。他一手创办全国第一学府，是那个时代地位最高的读书人，也是中国最大的知识分子，但却一生不改书生本色，骨子里有文化的修养，有不俯不仰的平等观念，有温良恭俭让，自始至终都是干净的读书人样子。

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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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中国发展正式进入快车道，经济快速腾飞，很多人钱包鼓了，手里握的资本也更多了，但富裕的同时，教养却没有跟上。

价值观的混乱，很多人把钱当作尺度，以金钱衡量一切，更多时候，看着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假装上流”，我更觉得这像是一种传统东西的失去。

这种传统的失去，其实就是很多人富而不贵，努力追求上流，却根本不知道上流意味着什么。

其实所谓上流社会，真不在于你拎多贵的包，穿多贵的鞋，开多豪的车，如果没有文化做根基，没有教养支撑，没有骨子里的修养护身，你穿再贵的鞋，去过再多的地方，走出的步伐都是S型和B型。

看的人越多，我也就越清楚一点：

从来没有金钱的上流，只有内心的上流；也没有地位的上流，只有学识的上流；更没有出身的上流，只有修养的上流。归根结底，上流其实就是不太把自己当回事，眼中能看到别人，就是真正的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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