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驻基里巴斯前外交官口述：一个人的荒岛使馆生涯_风闻

基里巴斯，全称为基里巴斯共和国，位于太平洋中部，由33个大小岛屿组成，分属吉尔伯特、菲尼克斯和莱恩三大群岛，总面积812平方公里，总人口11万，是世界上唯一纵跨赤道且横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

1979年7月12日，基里巴斯脱离英国宣布独立。不久后，美国宣布放弃菲尼克斯群岛以及莱恩群岛两个人烟稀少的群岛，二者合称莱恩群岛，并加入成为基里巴斯的一部分。

1980年6月25日，基里巴斯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97年中国在基里巴斯的塔拉瓦拉环礁建立起一个卫星跟踪站，耗时数月，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永久设施，从而使中国在南太平洋有了一个立足点。美国认为该站可能被用来监视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导弹靶场。

2003年11月29日，由于基里巴斯不顾中国政府抗议，坚持与台湾当局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决定中止同基里巴斯的外交关系。 

今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举行所谓的“海洋民主之旅”，基里巴斯也是计划内的出访国之一，但最后临时变更行程，跳过基里巴斯，引发各界讨论。9月20日，基里巴斯与台湾“断交”。

对于该国何时与中国政府复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本周一回应：期待同基里巴斯恢复外交关系，该来的早晚会来，请大家稍安勿躁。

外交官口述：一个人的荒岛使馆生涯

1990年至1992年，吴钟华一人坚守在基里巴斯，创建了我国最小的外交使馆—中国驻基里巴斯使馆。

个人小传

一个人的荒岛使馆生涯

吴钟华，祖籍河北。1958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1963年毕业后进入外交部。1983年至1987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二秘、一秘。1989年在驻斐济使馆工作，次年2月被派往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任临时代办。1994年至1998年在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馆工作，任副总领事。现为中国外交史学会会员，外交笔会会员。

吴钟华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吴钟华口述历史

由于工作需要，我于1989年5月9日赴驻斐济使馆工作。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与我有外交关系，但没设使馆，由我国驻斐济大使兼任这两国大使。1990年2月我受命去基里巴斯建馆并任临时代办。

1990年2月24日我一人登上小飞机。飞行近十个小时，到达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该岛仅27公里长，一两百米宽，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文化生活等于零，物质生活处于半原始状态。于是我开始了一人一馆，岛国三年鲁宾逊式的荒岛生活。

开馆亮相——独自一人举办开馆招待会

2月24日是星期六，我决定于2月28日举行开馆招待会，除掉星期日，只有3个工作日，在3天内，要装电话、传真、买汽车、挂馆牌、准备临时的旗杆……最紧要的是，我必须在26日星期一把100多张请帖准备好，并全部发出去。我抓紧一切时间，充分利用周日这天，第一先买油盐米面；第二挂出馆牌；第三打出100多张请帖、信封。我顶着似火的赤道骄阳钉馆牌，很快晒掉一层皮。馆牌、锤子、钉子都是从斐济带来的。

26日、27日我马不停蹄地装电话、传真机，买汽车，买保险柜，发请帖。我按小时排出工作程序，自己给自己下个死命令，不管多紧张，不管多累，必须完成。

28日我从早6点起来就开始布置准备，其实前几天晚上我都已在收拾。因馆舍是临时租的，房子空了好久，无人居住，室内无任何东西可以装饰，我只是挂了一幅从驻斐济使馆带来的俱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挂历，放一些宣传品。之前，我已同基里巴斯唯一的小旅馆“欧森泰”旅馆商妥，招待会的食品由他们提供，我开了几个从驻斐济使馆带来的中国罐头。

招待会准时开始，客人们徐徐而入。我在门口迎客，时而又到里面让酒陪客。招待会完全按我设计的程序进行。很多朋友还不知道使馆就我一人。有的朋友东看看，西看看，还到小厨房看看，甚至疑惑地问我，今晚的招待会都是你一人准备的吗？我表面上让人看着轻松，有说有笑，其实我头脑里、眼神里都在工作。为了作个纪念和留下点资料，我还忙里偷闲，照了几张照片。招待会进入高潮，我开始讲话。我说，中国在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是中基关系上一件大事。今晚开馆招待会，塔巴依总统和夫人亲自光临，政府内阁全体成员，以及这么多的基里巴斯朋友参加，说明基里巴斯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我感谢各位的到来。作为开馆的首位中国外交官，我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我将以此为契机，为进一步发展中基友好关系做出我的努力。我相信，在我的今后工作中，将会得到基里巴斯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我的讲话得到热烈的鼓掌。接着基里巴斯外交部代表讲话。朋友们频频举杯，欢庆中国大使馆开馆。

招待会计划是晚上6点半至8点，而实际上最后一个客人走的时间是深夜11点多，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衣衫已被汗水湿透。这一天我从早6点一直忙到深夜12点，双腿都僵直了，连床都爬不上去，可是我还不能休息，必须将招待会的消息尽快发出去。

险情不断——被撞被抢后，首先想到的是文件

招待会后，我便计划上半年的工作。可是计划还没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3月2日早晨。我刚开门对外，警察局便来人通知在使馆附近发现了一个没爆炸的500磅炸弹，当天要请专家排除，为防止意外，附近的居民须躲避一天。我的临时馆舍并不在塔拉瓦岛上，而是在它西边1000多米之外的贝霄岛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岛先由日本人占领，后又被美国攻下。美国在一周内向仅有1.5平方公里的小岛投下了3000多吨炸弹和炮弹。战后几十年，直到现在，岛上还不准火烧垃圾，因为怕碰上没有爆炸的炸弹。现在情况这么紧急，我只好躲到塔拉瓦岛去。我带上几片饼干赶紧离开，直到晚上才回到使馆，在外边整整一天没吃饭。

第二天我开始计划出上半年的工作。以对外工作为主，建馆工作同时进行。计划刚刚开始实行，险情再次出现。一个周末，我一人实在孤独，只好在海边散步。海边与公路有段距离，我注意到公路上没有多少行人车辆。突然，我感到好像什么东西撞了我一下，随即就失去知觉倒在海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醒过来时，一群岛民围着我。这时我才感到双臂麻木，无力支撑。我发现在我前面躺着一个年轻人和一辆摩托车。人们见我醒过来，一位会说英语的岛民告诉我，是那个年轻人用摩托车撞了我，他是酒鬼。

工程部部长挤过来，让人们把我扶起来，问怎么样。我双臂开始有点感觉，他见我既没死也没受伤，忙说这是万幸。因为两周前，他的一个亲戚就是在这儿被一个喝醉了骑摩托车的人撞死的。这时我才感到后怕，这次我若是被撞死，保险柜内数万澳元的建馆费、文件、我的使馆，这不都成了死案了吗？于是我把保险柜的开法用中文写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万一我再出事，虽然“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但国内总会来人处理后事，翻阅我工作笔记本，而当地人不懂中文，不会出事。这个笔记本，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从开馆到6月初，使馆的财产和文件虽然有限，总还是有些。我买了个保险柜，把钱、存折、支票、馆印、文件、照相机等，平时都锁在保险柜里。我每天外出办事，总是把所有门窗都锁好，晚上睡觉之前，把门窗再检查一遍。为了防止万一，我把手电筒放在床头，以备急用。因为使馆仅我一人，所以使馆和我个人的安全至关重要。

6月15日晚，我去参加一个招待会，时间是6点半至8点半。我于6点15分离开使馆时，天还大亮，我忘开个灯，锁门就走了。等我9点钟回来，一开门，听到楼上有跑步声，接着是跳楼声。不好，我大叫一声“谁呀”，我的声音都变了。我抄起门后的木棍就往楼外跑，围楼转了几圈不见人影，又赶紧回到屋里。我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楼上楼下，旮旮旯旯，乍着胆子，都翻了一遍。发现保险柜完好，只是换衣服时放在枕边的几十澳元不见了，二楼的百叶窗拆掉几块，窃贼是从树上爬进来的。我赶紧报告了我的警察局长朋友，他答应尽快破案。那夜我亮了一宿灯，一分钟也没敢睡。第二天，我照常办我的公务。

“拼命三郎”——独自完成三件事：电影周、建设成就图片展、招待会

大难不死，我便计划开展工作。所有工作全由我一人来做，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作为馆长，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事，当然是我的首要工作；作为馆员，使馆的礼宾交际、拜会宴请、联系接待，也是我自己来做；另外，我还是厨师、采购员、司机、招待员、会计……比起正常的使馆，我还多一项工作，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那就是使馆的一切建设，都由我从头做起：我要设计使馆的大门、篱笆、车棚、旗杆等等；我要满岛去买材料；我要找人施工、监工，关键时刻还得亲自干。

为了在千头万绪中不出纰漏，我养成了做计划的习惯。我每天、每周、每月、每年都有计划。真是岛国三年，我计划三年。

按照我的计划，使馆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我一个人陆续宴请了副总统、议会议长、各部部长和常秘。通过这些活动，我口头宣传介绍我国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方针政策。同时也对基里巴斯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积累了一些材料。

我了解到，基里巴斯的经济还属于自然经济，每年预算仅2000万澳元。主要收入靠外国渔船在其海域捕鱼所交的税收，这项收入每年可达约700万澳元，另一笔收入靠出口椰子干。预算不足的部分靠“预算基金”。基里巴斯有个大洋岛，盛产磷酸盐，英国人早已开采完，基里巴斯有笔收入存在伦敦，预算不足的部分就靠这笔基金补充。国家任何建设项目，即使是微小的项目，全靠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援助。1990年2月，我国向基里巴斯提供1500万元人民币贷款，用于加固和扩建它仅有的机场跑道。

这笔贷款从签字后，立项、勘探、设计、账务处理、施工等，全由我一人负责，我已记不清代表我国政府签了多少合同。所有的合同文本都由我一人打字，由我自己校对。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打，因为白天事情太多，无法静下来。打完字马上校对几遍，之后放在床边，为的是第二天起来再校对，以便上班后与对方签字。

岛国三年，千头万绪的工作，我只出现过一个错。有一次打英文协议，把浅海水的“海”字，英文打成“sea”。浅海水的专有名词是“lagoon”。在签字之前，做最后一遍校对时，我发现错了，赶紧改过来再签字。更难的是与对方打交道，他们办事拖拖拉拉，又变化无常。当一切合同和准备工作完毕就要动工时，我被紧急约见，要求跑道修好后能飞737-400型飞机。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怕是听错了，我说我们签的所有合同上是说飞737-

SP型，若飞737-400型飞机，现在已设计的跑道要加长，需填海75米，飞机的起降点都要加大力度。一句话，跑道要重新设计，费用要加倍，这一切都怎么办，我说，我无权答应，我要报告我国政府。

工作最集中，难度最大的是庆祝中基建交十周年的工作。建馆后，经国内同意，我馆在1990年6月25日中基建交十周年时，搞三项活动：中国电影周，中国建设成就图片展，一个庆祝招待会和几场小型宴请。于是，进入6月份，我就着手准备，一切从零做起，时间不够，我只有减少做饭、吃饭、睡觉的时间。经常到晚上发现中午蒸的米饭没动。图片的八个展架，要自己设计、自己买木板、自己做。十米长的横幅，中英文，要自己一针一针缝。我要找电影放映机，试片子。

到6月24日，徐明远大使从斐济来主持三个项目开幕式时，一切就绪。他非常满意，事后，他叫我拼命三郎。现在回忆起来，我也想象不出我是怎样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的。

馋菜断粮——把青苔铲下来，洗净晾干以解馋

基里巴斯与海水相连，睁眼是海，出门是海。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基里巴斯不产任何蔬菜，当地人也不吃蔬菜，他们只吃生鱼生虾，那是他们的主食。首都塔拉瓦岛，因与外界有联系，外国人多些，每两个月有澳大利亚一条商船运来食品和生活用品。只有这时，才有些蔬菜和水果。我的冰箱100多立升，储藏的蔬菜只够吃几天，我只好苦等下班船来。刚上任时，每天吃鱼还觉得新鲜，没过多久，我就反感了，每天开冰箱看到鱼就肚子疼，后来不开冰箱，一想到鱼，就受不了。

有一次，我教一个妇女组织做红烧鱼，偶然机会，她们说院内有几棵树，树上的叶子可以吃，如果我要，她们可以给我几棵。我如获至宝，挖了两棵栽在屋前，有时做汤时放几片嫩叶，以此解馋。有时来船买到点菜，我总是尽可能地节省着吃，不浪费一点，就是剩下个小小菜疙瘩，我也舍不得扔，留下来每次啃点。

还有一次，我听说岛上一个背阴处有青苔，把青苔铲下来，洗净晾干可以吃。我铲了些，偶尔吃点，以解菜馋。

在基里巴斯的第一个新年快到了，我想无论如何，这个新年要找点猪肉吃。当地人有的也养猪，他们吃猪肉的方法还是原始状态，猪杀了之后，整个用火烤。过年那几天，哪里有猪叫，我就往哪里跑，可是到了那儿，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烤整猪。

最后，还是没吃上猪肉。

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我差点断粮。由于我整天工作，1990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发现库存的粮食不多了，还只够两天。因当地天气太热，不能多存。我赶紧到商店再买点去。岛上的小商店又小又简单，就像我们农村的小卖部。我去了几个商店，都说米面卖光了，船还没期来。我心里有点发慌，马上开着车在岛上从东到西把所有的商店和小铺子全都扫了一遍，结果两手空空。这可怎么好，为了生计，不能断粮。我一方面密切打听船期，一方面订妥三天以后去马绍尔共和国的机票，准备到时还没粮，就去那里采购。与此同时，我还通过朋友广开粮源，最后还是我的警察局长朋友尤萨先生给我解了难。他们有个小卖部，还有一定存货大米，可卖给我十几斤。我当即开车把米买到手。真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断米的难关终于过去了。

忠孝之泪——为了祖国的红旗和我回到集体的怀抱

那个时代外交官还不能带家属，更不能带子女，彼此联系只能靠两地鸿雁传书。基里巴斯与国内通信来往很慢。1990年4月23日，我收到家书一封，告知我老父亲于3月30日去世。平平一封家信激起我内心千层浪，做儿子的我远在天边执行外交公务，因通信不便，不知父病，当有消息时，已是千呼万唤唤不归，儿子怎不难受。

1958年夏天，我这个农民的儿子考上大学，那年我十九岁。当我第一次要离开家外出时，一贯不爱说话的父亲站在门口对我说：“你出去以后别忘了家。”父亲这句淳朴憨厚老农民的话是对我的嘱咐。这个祖祖辈辈的农家出了个大学生，他既高兴也担心，担心自己的儿子因为进了城，上了大学，就忘了自己的根，自己的家。“你出去以后别忘了家”是他老人家千言万语凝聚的一句话。

在那段时间里，在完成千头万绪的工作时，内心深深藏着对父亲万般的悲痛，我身边没任何亲人、同事可诉说。就在收到信的当天下午3点，我照样参加基里巴斯法院新办公楼揭幕式，这是个喜庆的活动，我是满脸的笑容。第二天上午照样按时会客，晚上按计划宴请朋友，有谁知道我内心的悲痛啊。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生活再艰苦，工作再累，我都能忍受，但有两次我确实情不自禁流泪了。那是为了祖国的红旗和我回到集体的怀抱。一次是当我正式在天涯海角，在我国最小的外交阵地，徐徐升起血染的五星红旗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为了设计旗杆、底座、安装，我费尽心血，足足用了三个月。五星红旗，来之不易，升之也不易。另一次是“十一”国庆前，因基里巴斯不能印请帖，我决定回斐济一趟。当时，我发现自己已7个月没理发了。日期定了以后，我心里就一直不能平静。9月12日，我登上了去斐济的飞机。飞机到了瑙鲁后，还有三个小时就到斐济，我心里激动得不能控制，脸紧贴玻璃窗，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就要到了，就要回到集体的怀抱。下午4点45分，我回到斐济使馆。徐大使和使馆同志们都在等着我，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和大家紧紧握手拥抱，欢笑拌着眼泪，言语带着激动，我回来了，我回到了亲人的身边。公务员小刘赶紧给我理发，炊事员小戴让我吃馒头……

跨越生死——孤独和疾病摧不垮完成使命的意志

由于庆祝中基建交十周年，没日没夜地工作，我终于累垮了。一天清晨，我突然感到心痛，接着是一身大汗，我知道心脏病犯了。我不敢动，静静地躺着。我还是按时起来继续工作，也没对徐大使说。一直到他要离开基里巴斯前一天晚上最后一场活动，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很想趴在宴会桌上。肝痛、胃痛，心脏不好受，严重失眠。第二天，他要返回斐济，我理解他很忙，我说你走吧，我没什么，就是累的，休息一下就会好。我认识他一年多，从没提出过任何要求，这次我仅希望他在近几天每天下午4点左右，从斐济给我打一个电话。送走他，我回到使馆，烧一壶开水，煮一锅饭，放在床头，把电话拉过来，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静静地躺着，房后海浪涛天。我多么想有人跟我说句话啊，这也是我请徐大使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的目的。一连躺了四天，有点恢复，我又是起来没完没了地工作。

过了几个月，我又感到发冷，发高烧，我以为是感冒，还坚持工作，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到医院一查是肺炎，医生要我住院打点滴。我说打点滴可以，不能住院，使馆还需要开门工作。我知道，在热带患肺炎是很危险的。我决定每天开车到医院去打点滴。而发高烧开车，有时不能控制。有一次，我把车开到海滩里，幸亏岛民朋友们又推又拉，才把车开到路上。

在基里巴斯三年，使馆从无到有。从仅有草房一栋，到建成基里巴斯最标准的宅院之一，五星红旗在椰树林里飘扬，院内五十米长、一米宽的小路弯弯曲曲通向海边，小路两边栽有当地的一种花。小路是我利用废水泥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下班后铺几块，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铺成的。我把中国大使馆展现给基里巴斯人民，我也把中国和中国外交官的形象展现给他们。

塔巴依总统和岛民在一起

基里巴斯的独立广场及检阅台

国内考察组成员来基里巴斯时，在驻基里巴斯大使馆门前合影

身边只有小狗金娃作伴

刚建馆时在馆牌和带国旗的汽车前留影

（我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