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港、李家城——香港教父简史_风闻

本文首发：商业史记（shangyeshiji）

作者：张小迁

文|小迁

Asian Godfathers 

   「 人受困于历史，而历史也受困于人 」

当教父一屁股坐进汽车缓缓离开时，透过透明的车窗，他的表情一览无余。

全世界大概只有香港有这样的规定：汽车车窗必须是透明的，这并不是为了狗仔们拍摄方便。

曾经发生过两起震惊世界的绑架案，一位名叫张子强的匪徒，先后绑架了两位教父的儿子。

这是一座自由港，最近20年来，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

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多年，将香港评选为全球最佳自由经济体。

如果仅仅用眼睛看，自由无处不在。

但如果像Joe Studwell那样，通过对教父们的近身观察和研究，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透明的商业世界——在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没有比香港更享受卡特尔盛宴而不受约束的。

任正非批评说，小到一个报亭、地下车库和咖啡馆，都在教父们的掌控中。

自由港、李家城。

这是香港命运的一体两面。人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却住在狭窄逼仄的空间。吃穿住行，无不受教父垂青。

灵魂自由，肉身受困。抑或是灵魂压抑，肉身自由。

东方之珠的繁荣一如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李家城的自由盛宴，何时散场？

孙中山在香港

01

自由港

中英南京条约签署之后，1841年4月，英国人义律宣布，香港为自由港。

自由港的自由有三个含义：

货物和资本进出自由——没有关税，没有资本管制，没有资本利得税；

实行普通法系法治——早期，香港本地居民除了英国法律保障自由，还有乡规民约保障下的自由。法官的权威无可置疑，人们对法治充满信心。

150年来，流传的一句寓言是，只要提供稳定的法律保障，就会奇迹般吸引富裕的华人来香港。事实证明所言不虚。

新闻出版结社游行自由——这不言而喻。

简明香港地图

02

香港人

香港还有半个自由：迁徙与居住自由——

一开始时，中国内地人去香港来去自由，内地与香港之间，没有边界关卡。外国人去香港需要签证。

1940年代，一大批上海有钱人选择了香港落脚，上演了张爱玲笔下的倾城之恋。像包玉刚家族，董浩云家族，荣氏家族纷至沓来，像霍英东、李嘉诚这样的普通人在香港也赶上了好机会。

1951年，香港和内地首次设置了边界。

没有合法签证的内地人从此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进入香港，获得长期居住资格。但依然留了一个口子：如果偷渡入境不被抓到，到达市区后就可以成为香港居民。

这条政策叫抵垒政策，来自垒球比赛规则：跑到下一个垒时只要及时触垒就可以过关。

1960年代，自然灾害后期，大批内地人漫山遍野从陆路涌入香港。许多香港居民带着干粮到边界热泪盈眶迎接他们，并引至市区。那时的香港居民，主要是内地来的移民第一代。

1977年到1980年，趁着内地改革开放先机，又有40万内地人涌入香港，抵垒政策随后被取消了。

自此以后，大规模的移民结束，淡化了移民城市的标签，经历了两三代人的沉浮，香港人作为一种身份符号，站在了历史舞台。香港从一个功能城市变成市民城市。

1960年代排队过罗湖海关

03

爱国商人

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

1922年出生的霍英东是战争的最大获益者。作为一名船工的儿子，靠自学成才，进入殖民地精英学校，随后在生意上风生水起。

霍英东成为香港和内地都受尊敬的大亨，既有独特性，也有典型性。

独特性是在本地大商人中最早展现了爱国精神，无论是朝鲜战争期间，还是改革开放之后，都义无反顾，这也让其葬礼备极哀荣。霍英东一大笔生意来自于国家的信任——拥有将广东的沙运到香港特许权。

典型性是，一如其它本地教父，必须要有可持续的垄断利润，或者说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持续现金流。霍氏家族拥有澳门赌场的股份，享有丰厚的现金流。

在香港，利润丰厚的商业领域，无不需要许可，或者特许经营。那些可以称之为教父的家族，至少拥有一项以上的产生持续现金流的特许经营。

香港是资本主义世界，唯一一个没有公平竞争法的地区。

教父们不喜欢竞争。本地称得上教父的家族为数不多，当竞争损害彼此利益时，教父们之间会快速达成合作，共谋是彼此的共同语言。

如每一张澳门赌场牌照都有两三个香港教父家族共同参与。

公认的香港本地华裔教父名单如下：

霍英东家族、包玉刚家族、李嘉诚家族、郭得胜家族、李兆基家族、郑裕彤家族、邵逸夫家族、董浩云家族、陈启宗家族

……

霍英东葬礼备极哀荣

04

汇丰银行

香港有四大商行：怡和、太古、和记、会德丰。

四大商行垄断了香港的经济命脉，包括港口、电力等公共部门。最让人垂涎的是，四大商行囤积了大量的土地。

时代的机会出现了。

从1960中期，香港发生了社会BD，四大商行开始考虑有序又确保高利润退出，唯一可以担此重任的便是上海香港汇丰银行，香港当时唯一拥有特权的银行：发行港币、扮演票据交易所角色，替政府理财，坐拥香港50%的储蓄。

对于教父们来说，要确保成功，必须取得汇丰银行的支持。对于汇丰银行来说，选择华人教父作为合作伙伴，已无可避免。

问题的关键是，谁能胜出？

尽管种族偏见已经淡化，但是会说英语的教父占据先机。

05

船王的诞生

1918年包玉刚出生于浙江宁波富裕家庭。父亲拥有制鞋厂。

包玉刚自学了英语，这为他后来与鬼佬打交道无碍提供了方便。

1949年，包家移居香港，并成功将大部分资金撤到了香港，然后开了一家小贸易公司，在朝鲜战争时期，赚了一些钱。1955年买了第一艘运输船。因为与汇丰银行的经理关系密切，获得资金支持又买了第二艘运输船。

时代的机会来了。1960年代，正值日本经济崛起，为了扶植造船业，日本政府向外国人出售为期8年、利率固定的出口信用证书，这类似于一笔贷款，占造船成本的80%。

与此同时，日本大型综合商社，愿意签署长期包租合同，一般长达10年以上的租约，这份租约有银行的保证函。

用日本政府的钱造船，船造好了日本大公司租，租期满了，船就完全归属了，这么好的买卖，这么慷慨的机会，只欠一个条件：谁能搞定剩下的20%资金，谁就是船王了。

包玉刚看到了这个机会，他需要更多的钱。汇丰银行决定支持他。

 会英语、有银行工作经验、家族很富有，这让汇丰银行上下都很满意，更何况在日本投资从来不会亏损。

汇丰银行持续向包玉刚提供资金，到1979年，包玉刚拥有了202只总载重量超过2000万吨的船队，这是世界上最大船队。

包玉刚成为汇丰银行历史上第一位华人董事，后来又成为汇丰银行副主席。

1980年代初，在汇丰银行的支持下，包玉刚家族一举拿下了怡和商行旗下最重要的资产九龙仓，然后又鲸吞了会德丰商行。

包玉刚有五个女儿，有两个女婿颇为知名，一位叫吴光正，在首次香港特首的竞争中败给了董浩云的儿子董建华。

董浩云也出生于浙江宁波富裕家庭，娶了更为富有的顾家小姐为妻。顾家拥有往往香港、上海、台湾的航运公司，董浩云将其发展壮大。但到了1980年代，一代船王债台高筑，大儿子董建华几乎使其破产，后来由霍英东担保获得内地银行贷款才渡过了难关。

出生于1925年的郑裕彤，娶了周大福创办人周至元的女儿，从而继承了其财富，并发扬光大。

教父们有多少是靠自己打拼，有多少是靠姻亲和关系网络，远比外界想象得复杂。

06

超人的崛起

汇丰银行没有忘记其使命。

一方面让英资商业有序高利润退出，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寻觅可靠的华人大亨。

正当包玉刚成为汇丰银行座上宾时，1977年汇丰银行主席换人了。

新任汇丰银行主席沈弼看重的年轻人叫李嘉诚。1928年出生的李嘉诚，一开始也是为其有钱的岳父工作。平日努力自学英语，随后自创了塑料花公司完全了原始积累，并进军房地产，创立了长江实业。

战后香港三十年，许多人成为了有钱人，但是有钱人成为大亨和教父，则凤毛麟角。李嘉诚尽管有一个有钱岳父，但创业基础完全来自其特别的经商才能和超高禀赋的关系经营能力。

1970年代初，沈弼将汇丰银行持有的22%股份的和记黄埔，以非常慷慨的价格卖给了李嘉诚。为什么说慷慨呢？因为成交价6.39亿港元不及该股份净资产的一半。而且更为有利的是，李嘉诚获得了和记黄埔的控制权，但不需要马上付款。

这笔交易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条是，李嘉诚取代了包玉刚，成为香港新一代首席教父，此后四十年无人超越。

拥有了香港主要的集装箱码头和大批土地储备，意味着可以源源不断获得港口垄断利润和发展房地产所需要的土地。在1980年代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刻，以优先股的方式，李嘉诚从和记黄埔获得了近3亿美元的红利，避免了一次重要危机。

香港的教父们越来越清楚一点：尽管房地产利润丰厚，但是风险也无处不在。最重要的是要有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来源。保持与汇丰银行的良好关系，以及拥有垄断公共事业，则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1986年，沈弼退休，李嘉诚借此将一个约1米高的新汇丰银行总部的纯金复制品作为告别礼物送给了他，以此表示两人的亲密关系。

在希尔顿酒店就餐的贵宾们对李嘉诚如此高调表示感情惊奇不已，这并不符合李超人的日常风格，但仅此一次的高调也表明李超人留给世人的态度：赚钱和行事风格要低调，但是感恩可以高调，这是一种融入了东西方文化的自信，是一种宣示和态度：那些帮助他的人，不会人走茶凉。

李嘉诚退休，他依然是香港的偶像

07

自由的黄昏

尽管教父们拥有亿万身家，却很少为财富纳税。自由港成就东方明珠，自由经济政策，成就李家城。

教父们开发的房子，考验居住者的空间想象力和试听幻觉。

香港大学附近的翰林轩，是长江实业开放的楼盘。

为了扩大一房一厅的活动空间，房主做了这样的设计：卧室里的床是电动升降式的，白天要把床升到天花板，才能方便打开衣橱。晚上睡觉时，再把床放下来。

升降床时，衣柜门必须紧闭，否则卡壳就非常麻烦。

在香港，判断是不是土豪，一个指标即可：是否有三面下床的房子。

这已经是香港中产家庭合意的居住环境。

人们戏谑说，在香港，可以三面下床的，可以算得上土豪了。

在真实的香港，依然有20万人生活在这种房子里：棺材房、劏房或者笼屋，而且租金不菲。

一个颇为残酷的现实是，一位从事20年猎头工作的人士说，90年代，一位香港毕业生起薪是一万多港币，上海是1000多人民币。20多年过去了，香港毕业生的起薪还是一万多港币，上海是7000多人民币。

与此同时，香港上海的房价都飙涨了。

1997年，香港回归。船王的儿子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提出了八万五计划，修建公屋。50万人上街反对。

自由反对自由，底层反对底层。

房价绑架了香港人，而房价的唯一受益者是教父们——房价低，他们可以低价拿地，房价高，他们顺势卖房。

香港不应该是教父们的城邦，香港不能是“李家”们之城。

尽管香港实行普通法，但法律的魔鬼在于细节。长江实业永远拥有和记黄埔49%的股份，根据香港法律，在此股权比例之下，长江与和黄合作的项目可以不披露。

人们从上市公司长和那里永远无法获悉一个个地产项目的真实情况。像诸如李兆基的恒基地产、郭氏兄弟的新鸿基地产这些香港大地产商，人们总是难以管窥其貌。

在香港，法律不如美国市场那样保护中小股东，但却可以让教父们游刃有余。个中款曲差异需要另一篇专业文章阐述。

简而言之，没有正义的自由，自由必将走向黄昏。